赵江河深知，直接插手顾曼单位的具体事务，不仅唐突，也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顾曼贴上“靠关系”的标签。他的帮助，必须如春雨入夜，润物无声，既要化解压力，又要保全顾曼的职业尊严和专业形象。
他首先在脑海里梳理了可能触及顾曼单位——省社科院——的人脉网络。省社科院虽属学术机构，但与政策研究、智库建设紧密相关，与省里不少厅局、甚至省委省政府的研究室都有项目合作或人员交流。赵江河很快锁定了几个人选。
第一个电话，他打给了省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老吴。两人曾在多次政策研讨会上相识，老吴对赵江河推动的国资改革试点颇为赞赏，私下有过交流。电话里，赵江河绝口不提顾曼，只是以请教的口吻，聊起最近在思考“国企改革中的人文关怀与员工职业发展平衡”问题，感慨道：“有时候看到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女性骨干，因为生育家庭暂时调整节奏，就在职场上被边缘化，甚至被变相‘优化’，觉得挺可惜。人才难得，培养周期长，这种简单化的‘换血’思路，从长远看未必是效率最优。”
老吴在电话那头深有同感：“是啊，我们研究室最近也在关注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建设这个课题。有些单位领导急功近利，只看短期产出，不懂人才管理的弹性与厚度。社科院那边好像也有类似风气？听说最近换了领导，风向有点变。” 老吴显然消息灵通，点到即止。
赵江河顺势接话：“哦？社科院也这样？那可是搞研究、出思想的地方，更应该有人文厚度和长远眼光才对。吴主任你们这个课题，如果有些好的案例或政策建议，不妨也跟相关单位交流交流，拨乱反正嘛。”
老吴笑道：“有机会可以聊聊。对了，你们集团试点里关于职工发展通道的设计，我觉得就很有参考价值，不搞一刀切，注重不同阶段的适配性。哪天我让负责课题的同志去跟你取取经？”
“随时欢迎。”赵江河知道，这个电话的目的已经达到。老吴是个明白人，他会以政策研究交流的名义，将一些关于“保障女职工职业发展权益”、“反对职场年龄与生育歧视”的研讨动态或内部参考材料，巧妙地传递到社科院相关领导的视野里，这是一种高层面的“风向”引导。
几天后，在一个非正式的行业沙龙上，赵江河“偶遇”了省文旅厅的一位副厅长。闲聊中，副厅长提到正在推动“本省优秀传统文化外译与传播”项目，需要高水平的编译团队支撑，抱怨社科院那边最近“人心浮动，好译者不好找”。赵江河仿佛不经意地说：“我听说社科院编译中心底子还是厚的，有几个骨干译审水平很高，比如有位叫顾曼的同志，好像就挺专业，以前参与过不少重要文献的译审工作。不过现在各家都忙，人才竞争也激烈。” 他没有多说，只是提供了一个名字和正面评价。
副厅长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文旅厅在就一个重点项目与社科院编译中心对接时，副厅长特意向中心崔主任询问了团队构成，并提到了“听说你们中心顾曼同志在相关领域很有经验”。这句来自重要合作单位的“点名”，让崔主任不得不重新掂量顾曼的分量。至少在涉及文旅厅的项目上，他不能再轻易将顾曼排除在外。
这些动作都发生在水面之下，顾曼起初并未察觉。她按照赵江河的建议，整理了个人工作成果，梳理了被无理打回稿件的专业依据，然后预约了与崔主任的正式谈话。谈话中，她不卑不亢，首先肯定了新领导锐意改革的初衷，表达了希望继续为中心贡献力量的意愿，然后坦诚说明了自身目前因家庭规划需要阶段性弹性工作的实际情况。最后，她将准备好的材料递上，其中包括她过去几年的核心成果、质量评价，以及针对近期被打回稿件的专业申辩说明。
“崔主任，我理解中心对效率和成果的新要求。我个人承诺，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会尽力完成分派的任务。对于一些工作安排和评价标准上的疑问，我也希望能得到更明确的指引，以便更好地配合中心工作。” 顾曼的语气平静而坚定。
崔主任有些意外。他原以为这位看起来温柔甚至有些柔弱的“老同志”，要么会忍气吞声，要么会情绪激动，没想到如此理性、有条理，而且显然有备而来。翻看着那装订整齐、数据详实的材料，尤其是看到其他合作单位对顾曼译审工作的正面评价截影（顾曼自己整理的部分），以及她对于稿件的专业申辩颇有道理，崔主任原本强硬的态度，不由得松动了几分。
就在这时，院里分管人事的副院长，恰好因为别的事给崔主任打了个电话。通话末尾，副院长似乎随口提了一句：“老崔啊，中心改革要注意方式方法，特别是对老同志、女同志，要考虑到实际困难，保护好我们的专业骨干队伍。最近上面也在强调要营造尊重人才、关爱职工的氛围，你可要把握好分寸。”
崔主任放下电话，再看顾曼时，眼神复杂了许多。他意识到，眼前这位女下属，可能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她的专业能力有据可查，她的诉求合情合理，而且……似乎院里领导也隐约关注着。
“嗯……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崔主任的语气缓和下来，“材料先放这儿。中心的改革是大方向，但具体到个人，当然也要考虑实际情况。这样吧，你手头那个名词梳理项目，既然已经交接了，就由新同志主要负责，你从旁指导，也算贡献经验。另外，文旅厅那边马上有个重要的外宣材料编译项目，院里很重视，你既然有经验，就参与进去，负责一个板块的译审把关。考核方面……只要你负责的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出勤方面可以适当弹性考虑。但中心整体的绩效导向不会变，希望你能理解，也尽快调整状态。”
这并非全然的让步，更像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妥协和重新定位。顾曼得到了相对明确且更合理的工作安排，保留了对重要项目的参与权，也获得了有限的弹性空间。对她而言，这已是现阶段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谢谢崔主任，我会尽力做好。”顾曼礼貌地告辞。
走出办公室，她长长舒了一口气。虽然过程艰难，但这次主动、专业的沟通，让她找回了对自己职业能力的信心，也遏制了对方进一步紧逼的势头。她隐约感觉到，似乎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力量在微妙地影响着局势，但她没有深究，更愿意相信这是自己准备充分、据理力争的结果。
晚上回到家，她和赵江河说起白天的谈话和结果，语气中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和小小的自豪。
“我按你说的做了，好像……有点用。他态度没那么硬了，还给了新项目。”顾曼眼睛亮亮的。
赵江河笑着揽住她：“当然有用。我家夫人本来就专业能力强，摆事实讲道理，谁能无视？至于其他……也许是你们院里领导英明，也许是合作单位说了公道话。总之，结果是好的。”
他没有居功，甚至不会让顾曼知道那些水面下的“潜流”。在他看来，这是丈夫应做的：在她冲锋时，为她悄然清理侧翼的障碍；在她获胜时，为她真诚鼓掌。家庭的温暖与支持，有时是灯下的陪伴，有时也是暗处的托举。
这场小小的职场波澜，暂时告一段落。它让顾曼更加成熟坚韧，也让赵江河体会到，守护家庭的方式有多种，未必都需要站在台前。而经此一事，两人对彼此在各自战场上的处境，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与默契。这默契，如同潜流之下的暖流，无声却有力地维系着他们共同前行的小舟，驶向生活与事业交织的、充满未知却也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