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曼的要求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赵江河嘴上答应得干脆，心里却清楚，现实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承诺是线上的结，而生活，尤其是他此刻的生活，是在这些结之间寻找落脚点的艰难行走。
戒烟，他认真尝试了。头几天最难熬，手指总不自觉地想往口袋里探，遇到棘手问题或深夜独处时，那种熟悉的、渴望用尼古丁来麻痹紧绷神经的感觉尤其强烈。顾曼准备的坚果和糖有些作用，但替代不了烟草带来的那种短暂的、带有麻痹性质的放松。一周后，在一次关于某个海外资产处置方案的激烈争论会后，赵江河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胸腔里堵着一团烦躁的火。他下意识地拉开抽屉——那里原本放烟的地方，现在只有几包陈皮糖。他盯着糖看了一会儿，最终烦躁地合上抽屉，走到窗边，用力推开窗户。
初春的冷风灌进来，吹散了一室沉闷，也让他稍微清醒了些。他知道，有些习惯，尤其是与压力共生的习惯，绝非一朝一夕能改。完全戒断，在目前的工作强度和心理状态下，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许……真的只能“尽量”、“减少”？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台阶：不在家里抽，不在顾曼面前抽，每天严格控制数量，比如……不超过三根？这总比毫无节制要好。这个念头让他心里那点因“违约”而生的愧疚感，稍微减轻了一些。
至于酒，更是职场难以避开的“润滑剂”甚至“试金石”。北方酒桌上的规矩，很多时候比文件上的规定更有力量。完全不喝，不仅可能被视为“不给面子”、“不合群”，甚至可能影响一些非正式却重要的信息交流或关系建立。尤其是在北江工投这样的地方，很多背景复杂的合作方、投资人，往往就是在推杯换盏间，才愿意吐露一些真实想法，或者建立初步的信任。
一次与某沿海大型民营投资集团洽谈合作的晚宴上，对方带队的是位年近五十、作风豪爽的副总裁。席间，对方频频举杯，言辞热络，大有“酒品即人品，酒风即作风”的架势。赵江河起初以茶代酒，礼貌周全。但几轮下来，对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赵总，咱们这可是谈几个亿的合作啊，您这总端着茶杯，是不是对我们集团的实力还有疑虑啊？还是觉得我们南方来的，配不上您这北江豪杰的酒量？”
话说到这份上，氛围有些微妙。同桌的韩鹏笑着打圆场，自己先干了一杯，然后看向赵江河，眼神里带着一种“看你怎么应对”的意味。孙莉则优雅地小口抿着红酒，仿佛事不关己。
赵江河知道，这杯酒不喝，合作不一定黄，但对方心里的疙瘩肯定种下了，后续谈判可能会平添许多不必要的阻力。他想起顾曼严肃的脸，也想起自己答应过的“非必要不饮酒”。此刻，这算“必要”吗？为了推进可能对公司有利的合作，为了维持基本的商务礼仪，或许……算是吧？
他端起面前早就被服务员斟满的酒杯（虽然他之前没打算喝），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容：“王总言重了。贵集团的实力和诚意，我们早有耳闻，也非常重视这次合作机会。只是我个人最近身体确实有些小恙，医生叮嘱需清淡饮食。但王总如此盛情，这杯酒，我无论如何得敬您，感谢远道而来，也预祝我们合作顺利。” 说罢，他举杯，将大约一两多的白酒一饮而尽，动作干脆，面不改色。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灼烧感，但也瞬间拉近了某种距离。那位王总果然哈哈大笑，用力拍了拍赵江河的肩膀：“好！赵总爽快！看来是真有难处，兄弟我理解了！来，大家都满上，为了合作！”
一场潜在的尴尬化解了，气氛重新热络起来。赵江河趁着别人不注意，赶紧吃了两口菜压了压酒意。他知道自己破戒了，但心里却为自己的“灵活处理”找到了一丝理由：这是为了工作，为了公司，而且只喝了这一杯，应该……不算过分吧？顾曼会理解的。他这样说服自己。
类似的情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发生了两三次。每次他都能找到“不得不喝”的理由：重要的合作伙伴、关键的协调场合、上级领导的示意……每次他都告诉自己，“只此一次”、“下不为例”、“适量即可”。他确实控制着量，绝不过度，保持清醒。但“适量”的界限在哪里？一次是适量，两次三次呢？累积起来，是否已偏离了当初对顾曼的承诺？
更让他有些不安的是，他发现自己似乎开始习惯这种“分寸之间”的游走。在坚持原则与适应潜规则之间，在家庭承诺与职场现实之间，他努力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仿佛一根细线，他走在上面，需要时时调整姿态，以免坠落。戒烟也是，从“彻底戒断”的目标，悄然退到了“尽量少抽”、“不在家抽”的底线。
他并非没有愧疚。每次应酬晚归，带着一身烟酒气，看到顾曼已经睡下，或者即便没睡，也只是默默给他递上一杯蜂蜜水，什么也不问时，他心里总会揪一下。他知道顾曼闻得到，也猜得到。她的沉默，有时候比责备更让他难受。
“曼曼，今天那个局，实在推不掉，对方是省里介绍过来的重要客商……”他有时会尝试解释。
顾曼总是点点头，语气平静：“嗯，洗个澡早点休息吧。” 她不再像最初那样追问“喝了多少”、“抽没抽”，但这种平静之下，赵江河能感受到一种失望，以及一种为了不给他增加压力而强压下去的担忧。
真正让赵江河心里那点自我安慰彻底动摇的，是一次周末的家庭闲聊。母亲和岳母都在，不知怎么话题就绕到了孩子上。两位老人显然已经从顾曼那里知道了他们的计划，眼里满是期待。
“早点要好，趁我们身子骨还行，能帮你们搭把手。”赵母喜滋滋地说，“带孩子我有经验，你小时候就是我一手带大的。”
岳母陈素芬也难得地话多起来：“是啊，现在条件好了，房子也宽敞，孩子生下来，我们两个老的，轮流看着，保证不耽误你们工作。你们该忙就忙，家里有我们呢。”
这话里充满了疼爱和支持，却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赵江河用来平衡内心的一些借口。他原本潜意识里确实有个想法：就算自己工作忙，抽烟喝酒难免，到时候真有孩子了，两位母亲还“年轻”（相对而言），也能帮忙照顾，可以分担很多压力。这让他对自己在健康习惯上的“妥协”，减少了不少负罪感。
但此刻，听到母亲们如此自然、如此心甘情愿地将“帮忙带孩子”纳入她们晚年的责任，赵江河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和羞愧。自己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未来父亲的责任呢？难道因为有了母亲的帮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继续那些明知不健康、却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的习惯吗？把养育下一代的部分责任，下意识地转移到年迈的父母身上，这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吗？
顾曼当时没说什么，只是低头削着一个苹果，但赵江河看到她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赵江河失眠了。他靠在床头，看着身边顾曼安静的睡颜，又想起母亲和岳母白天说话时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期待。窗外的月光冷冷地照进来，将他心中的那点“分寸”照得有些苍白无力。
是的，工作需要应酬，人际需要维护，压力需要出口。但这些，都不能成为逃避对家庭、对自身健康、对未来孩子责任的挡箭牌。母亲们的“年轻”和“愿意帮忙”，是福气，是后盾，但不应该成为他懈怠的理由。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顾曼提出的那些要求，戒烟、限酒、规律作息，不仅仅是为了备孕，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是一种对家庭未来更高质量、更负责任的承诺。而他之前的“适量”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妥协和自我安慰，是在“不得不”的现实面前，悄悄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这不行。赵江河在黑暗中攥紧了拳头。他不能让自己滑向那个用“工作需要”和“有人帮忙”来麻痹自己的方向。他必须重新找到那个平衡点，不是在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底线之间走钢丝，而是主动将底线筑得更高、更牢，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去应对外界的压力。
这很难。他知道前路依然会有推不掉的酒，避不开的烟，做不完的工作。但至少，从心态上，他不能再给自己留那么多“适量”的借口。他要更坚决地去推辞，更巧妙地去周旋，更主动地去寻找不依赖烟酒的压力释放方式。
为了顾曼眼中的光，为了母亲们那份无私的期待，更为了那个可能即将到来的、需要他真正强大和健康起来去守护的小生命。
月光偏移，东方渐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而赵江河知道，自己需要一场从内而外的、更加坚定的调整。分寸之间，这一次，他要向着对家庭、对未来更负责任的那一端，迈出更扎实的一步。尽管前路依旧挑战重重，但他已下定决心，不再轻易让步。北方春日清晨的空气，清冷而新鲜，或许正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