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太原时，已是晚上七点。
张振国直接去了省委办公室。卫省长还在加班。
“振国回来了？平遥那边怎么样？”卫省长放下手中的文件。
“省长，情况……有些复杂。”张振国坐下，把一天的见闻详细汇报。
从试验基地扎实的数据，到食品厂门口两百多养牛户的联名请愿，到刘茂才的反水自首，再到那本蓝色笔记本。
卫省长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汇报完，张振国把那本笔记本和养牛户的联名信放在桌上。
卫省长先翻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看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联名信。信纸很粗糙，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鲜红的手印。两百多个手印，密密麻麻，像一片红色的星空。
“老张，”卫省长抬头，“你现在怎么看？”
张振国沉默片刻：“省长，我承认，来之前我有预判。我认为韩浩这么年轻搞这么大动静，肯定有问题。但五天查下来，查到的不是问题，是……是另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良心。”张振国缓缓说，“那本笔记本，是良心。那些农民的手印，是民心。刘茂才的反水，是人心。”
“良心，民心，人心。”卫省长重复着这三个词，“那你觉得，韩浩的那个‘设想’，该怎么看？”
“那个设想确实超前，有些提法确实敏感。”张振国坦诚地说，“但如果结合他这四年的所作所为来看，我认为他的初衷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想探索一条让社会主义商业更好地服务人民的路径。”
“哦？这个结论可不像你张振国说的。”卫省长笑了，“你可是有名的‘铁面’。”
“铁面也要看事实。”张振国认真地说，“省长，我建议：第一，调查可以告一段落，结论是‘未发现违法违纪问题，改革探索中存在不成熟设想，但尚未实施，予以提醒教育’；第二，星火工业园和平遥牛肉试点，应尽快恢复正常；第三，对韩浩同志，既要保护他的积极性，也要加强引导，让他把路走稳。”
卫省长点点头，正要说话，秘书敲门进来。
“省长，有您一封信，北京来的。”
“谁寄的？”
“清华大学，林雪晴。”
卫省长接过信，拆开。
信不长，两页纸。字迹清秀有力。
“卫省长：
冒昧来信，还请见谅。我是清华大学学生林雪晴，也是韩浩的未婚妻。
近日听闻山西省对韩浩同志进行调查，心中焦虑，故写信说明一些情况。
我与韩浩相识于1961年北京，相知于图书馆，相许于北海。四年间，我见证了他从韩家村孤苦少年到星火厂负责人的成长。我了解他，如同了解我自己。
韩浩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懂感恩。韩家村乡亲的一饭之恩，他铭记至今，所以他总想着‘达则兼济天下’。第二，他爱学习。他读《资本论》，读《茅选》，读《山西通志》，读一切能找到的书。他的那些‘超前想法’，不是凭空而来，是学习、思考、实践的结合。
我知道，他的有些想法可能超前于时代。但卫省长，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果没有人敢想敢试，我们怎么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韩浩不是完人，他会犯错，会冒进。但我相信他的初心——让农民多收一斤粮，让工人多吃一口肉，让山西发展得好一点。
恳请领导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给予探索者一点包容，给予担当者一点空间。
此致
敬礼！
林雪晴
1965年6月15日于清华园”
卫省长看完信，久久不语。
他把信递给张振国。
张振国看完，也沉默了。
这封信，没有为韩浩辩护具体问题，而是谈初心，谈担当，谈时代。但恰恰是这种格局，更有力量。
“老张，”卫省长终于开口，“明天上午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这次调查的情况。你准备汇报。”
“是。”
“汇报材料要全面：问题要讲透，成绩也要讲够；不足要指出，潜力也要看到。特别是那本笔记本，那些手印，这封信——这些都是重要的参考。”
“我明白。”
卫省长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
太原城的灯火次第亮起。远处，星火工业园的方向，还有点点灯光——那是加班的车间。
“振国啊，”卫省长轻声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建设，现在正在经历探索。探索就会有争议，有风险，有失误。”
“但如果我们因为怕争议就不敢探索，因为怕风险就不敢担当，因为怕失误就不敢创新——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个时代？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
张振国站在他身后，深深点头。
窗外，星光渐亮。
1965年6月20日上午九时，山西省委常委会议室。
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旁，十一位常委悉数到场。卫省长坐在主位，右侧是郭副省长。张振国作为调查组负责人列席会议，坐在末位。
会议室的气氛凝重而严肃。
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窗外的杨树在春风中摇曳，但室内无人关注这些。
“同志们，现在开会。”卫省长环视全场，“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听取省纪委关于星火工业园及平遥牛肉试点有关问题的调查汇报，并研究处理意见。”
他看向张振国：“振国同志，请你汇报。”
张振国站起身，打开厚厚的汇报材料。
“各位领导，根据省委指示，省纪委调查组于6月15日至6月19日，对群众反映的星火工业园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核查。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他的汇报严谨而全面，持续了四十分钟。
从账目审计到人员谈话，从工业园到平遥，从举报信到反水自首，从蓝色笔记本到养牛户联名信……每一个环节都摆出事实，列出数据，不做主观评判，只陈述客观情况。
当汇报到那本蓝色笔记本时，张振国特意停顿，将笔记本的复印件分发给各位常委。
“这是韩浩同志1961年9月至1965年3月的私人记账本。”他说，“记录了他从韩家村到太原，从茶煮匠到星火厂的每一笔收支。经核查，账目真实，与其公开账目完全吻合。”
常委们翻看着复印件，会议室里响起翻阅纸张的沙沙声。
当汇报到平遥养牛户联名信时，张振国展示了那份按满红手印的信纸照片。
“这是两百三十七位平遥养牛户的联名信。他们表示，如果韩浩有错，他们愿意替他担。”
会议室里一阵低语。
汇报结束时，张振国总结道：“调查组认为：第一，未发现韩浩同志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违法违纪行为；第二，星火工业园和平遥牛肉试点项目，程序合规，数据真实；第三，群众反映的个别问题确实存在，但属工作方法问题，不涉及原则；第四，韩浩同志撰写的《关于在山西省试点建立专业化商业公司的初步设想》，确有超前之处，部分提法值得商榷，但该材料未上报、未实施，属个人思考范畴。”
他坐下，汇报结束。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
省计委李副主任第一个开口：“张书记的汇报很全面。但我有个疑问：就算韩浩个人没有经济问题，他的那份‘设想’怎么定性？‘个人承包’‘混合所有制’这些提法，明显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这是方向问题，比经济问题更严重。”
他的语气很重。
郭副省长立即回应：“李主任，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我们要区分‘思想探索’和‘实际行动’。韩浩把这份材料锁在抽屉里，说明他知道这些想法还不成熟，需要继续思考。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有超前的想法，就否定他的一切。”
“超前？”李副主任摇头，“郭省长，这已经不是超前的问题了。这是路线问题！如果每个干部都私下琢磨这些东西，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怎么保证？”
省商业厅张厅长附和：“李主任说得对。韩浩在茶煮匠卖牛肉，就已经超出了经营范围。现在又搞出这么一套‘专业化公司’的设想，这是要重构整个商业体系啊！我们不能开这个口子。”
“可是茶煮匠卖牛肉，群众欢迎啊。”分管农村的刘副省长说话了，“我上周末特意去看了，排长队。老百姓用脚投票，说明这是好事。”
“群众欢迎就是对的吗？”张厅长反驳，“如果群众欢迎私人开店，我们是不是也要允许？”
眼看争论要升级，卫省长轻轻敲了敲桌子。
会议室安静下来。
“同志们，争论是必要的，但我们要抓住核心。”卫省长缓缓开口，“我先说几个基本事实。”
他竖起一根手指：“第一，韩浩这四年，从无到有创建了茶煮匠，解决了太原数万工人的早餐问题；从零开始建成了星火拖拉机厂，已经生产出一千多台拖拉机，今年春耕发挥了作用；现在又在推动平遥牛肉产业化，让农民增收，让市民吃上优质牛肉——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根手指：“第二，十万份市场调研问卷，回收率92%，这是我省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消费意愿调查。调研结果显示，群众对更多优质商品有强烈需求。这给我们提了个醒：生产要更贴近需求。”
第三根手指：“第三，那本蓝色笔记本，我认真看了。一个年轻人，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给自己记了四年良心账。每一分钱都记清楚，每一份帮助都记下来。这是什么？这是慎独，是自律。这样的干部，我们要珍惜。”
他停顿片刻，语气变得深沉：“当然，韩浩有问题。他的想法确实超前，有些提法确实敏感。但同志们，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墨守成规，都不敢想不敢试，山西怎么发展？国家怎么进步？”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卫省长继续：“我最近在读《茅选》，读到一句话，很有感触：‘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韩浩提出了任务——让山西发展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他也试图寻找方法——虽然有些方法还不成熟，还在探索。”
“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卫省长环视众人，“是当头一棒，打掉他的积极性？还是引导帮助，让他把路走稳走正？”
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建议：第一，调查到此结束，结论为‘未发现违法违纪问题’；第二，星火工业园和平遥牛肉试点立即恢复正常，全力推进；第三，韩浩同志参加省委党校下期‘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班’，加强理论武装，提高政治鉴别力；第四，对他的那些超前想法，由郭副省长负责谈话，指出问题，明确界限，引导到正确轨道。”
这个意见，既坚持了原则，又保护了干部。
郭副省长第一个表态：“我同意卫省长的意见。”
刘副省长：“同意。”
组织部长：“同意。”
李副主任和张厅长对视一眼，最终还是举起了手。
“好，那就这么定了。”卫省长拍板，“散会后，办公厅立即起草会议纪要。振国同志，你负责向韩浩传达会议精神。郭副省长，你安排谈话。散会。”
会议结束。
张振国走出会议室时，长长舒了一口气。
窗外的阳光正好。
六月底，太原，山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