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的指尖触到老洋房木质楼梯的扶手时，指腹传来一阵细微的凉意，像摸到了一块浸在井水里的玉。这栋建于1932年的法式洋房藏在租界老巷深处，墙皮爬着半枯的爬山虎，铁艺阳台上的花纹锈成了暗红色，门牌号“静安里7号”的铜字被雨水冲刷得发亮——这是她花了半年积蓄租下的地方，用作她的家具修复工作室。
“林小姐，这房子可有年头了，以前是个外交官的住处，后来空了十几年，你住进来可得小心点。”中介王哥把钥匙递过来，眼神里带着点暧昧的神秘，“我听说啊，夜里能听到留声机的声音，还有人在楼梯上走路，嗒、嗒、嗒的，像穿高跟鞋的女人。”
林砚笑了笑没接话。她是个文物修复师，专做老家具，这些年在全国各地的老房子里待过，什么“闹鬼”的说法没听过？大多是风吹过窗缝的声响，或是木头发潮后的收缩声。可当她推开厚重的橡木门，闻到空气里混着的檀木与灰尘的味道时，心跳还是漏了一拍——客厅正中央的壁炉前，摆着一台黑色的铜质留声机，唱针悬在唱片上，旁边的红木矮柜上，放着个半旧的皮箱，锁扣上缠着一圈褪色的蓝丝带。
“这些都是原主人留下的？”林砚问。
“是啊，前几任租客都不敢碰，说碰了会倒霉。”王哥搓了搓手，“你要是嫌碍事，我叫人来搬走。”
“不用，我留着。”林砚蹲下来打量留声机，机身刻着精致的缠枝莲纹，底座有个小小的金属牌，刻着“赠婉卿，1935.5.20”。她对老物件总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仿佛能透过木纹和铜锈，摸到它们背后的故事。
搬进来的第一晚，林砚就遇到了怪事。
凌晨两点，她被一阵轻柔的音乐声吵醒。声音从客厅传来，是周旋的《夜上海》，咿咿呀呀的，混着留声机特有的电流杂音。她披了件外套走出卧室，客厅里的留声机竟在自动转动，唱针稳稳地落在唱片上，蓝光从机身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谁？”林砚的声音有些发紧。她明明记得睡前把唱针抬起来了，电源也拔了——可此刻，留声机的电源线正好好地插在墙上的插座里。
音乐突然停了。留声机的唱臂缓缓抬起，又落下，像是有人在操作。林砚抓起桌上的手电筒，光束扫过客厅——红木矮柜上的皮箱开了条缝，里面露出一角米白色的丝绸，像女人的裙摆。她走过去想把箱子关上，指尖刚碰到箱盖，就听见楼梯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很轻，却很清晰，像是有人穿着高跟鞋，正从二楼往下走。
光束猛地照向楼梯口，那里空荡荡的，只有扶手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可脚步声还在响，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客厅门口。林砚的后背泛起一层冷汗，手电筒的光开始发抖，照在地板上的光斑晃成了一团。
“你是谁？”她鼓起勇气喊了一声。
脚步声消失了。留声机突然又开始转动，这次播放的不是《夜上海》，而是一段钢琴曲，旋律很悲伤，像是有人在低声哭泣。林砚盯着楼梯口，恍惚间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穿一件米白色的旗袍，头发挽成髻，手里提着个小巧的手提包，正站在那里，侧脸在月光下白得像宣纸。
影子慢慢转过身，似乎想看清林砚的脸。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闪过一道闪电，影子瞬间消失了，只留下留声机里的钢琴曲，在空荡的客厅里循环播放。
第二天一早，林砚在楼梯口发现了一枚珍珠耳钉，滚落在地板的缝隙里，珍珠已经发黄，却依然圆润。她想起昨晚的影子，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房子里，是不是真的有“东西”？
她去巷口的老杂货店打听。店主是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姓周，听说她住在静安里7号，眼睛一下子亮了：“你说的是苏外交官的房子吧？当年他娶了个上海小姐，叫沈婉卿，长得可漂亮了，经常穿着旗袍在阳台上弹琴。后来苏外交官去了国外，再也没回来，沈小姐就一个人住在里面，没多久就病死了。”
“沈婉卿？”林砚心里一动，留声机上刻的“婉卿”，难道就是她？
“是啊，听说沈小姐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封没寄出去的信，是写给苏外交官的。”周老爷子叹了口气，“那房子空了这么多年，总有人说看到沈小姐的影子，夜里在客厅里走，像是在等谁。”
林砚回到洋房，翻出那只皮箱。箱子里装着沈婉卿的衣物：几件旗袍、一双缎面高跟鞋、还有一个绣着玉兰花的手帕，帕子上绣着“婉卿”两个字，针脚细密，像是用了心思。最底下压着一个信封，泛黄的信纸上写着几行字，字迹娟秀，却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地方已经模糊：
“致明远（苏外交官的名字）：
你走了三个月，阳台上的玉兰花谢了又开。留声机里的唱片快转坏了，你说过回来要教我弹那首《月光》，可我等了好久，你还没回来。
巷口的周老板说，国外在打仗，你可能回不来了。可我不信，我会一直等你，等你回来听我弹琴，等你看我新做的旗袍。
婉卿 1937.8.15”
信的末尾沾着一点暗红色的痕迹，像是血迹。林砚想起周老爷子的话，沈婉卿是病死的，可这血迹是怎么回事？她又在箱子里翻了翻，找到一本日记，是沈婉卿写的，从1935年写到1937年。
日记里记着她和苏明远的故事：他们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苏明远是外交官，温文尔雅，会弹钢琴；沈婉卿是上海有名的才女，喜欢穿旗袍，爱养玉兰花。他们在静安里7号举行了婚礼，苏明远送了她留声机和那枚珍珠耳钉，说“等我从国外回来，就用它给你播放我们的婚礼进行曲”。
可1937年的夏天，战争爆发了。苏明远被紧急调往国外，临走前对沈婉卿说：“等战争结束，我就回来接你。”可他走后没多久，沈婉卿就收到消息，说苏明远乘坐的船被击沉了，无人生还。
日记的最后一页，字迹潦草，像是在哭着写：“明远，他们说你不在了，可我不信。我把你的照片藏在留声机里，每天都弹你教我的钢琴曲，等你回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可能等不到你了，可我还是想等，等你回来，听我弹完这首《月光》。”
林砚合上日记，眼眶有些发红。她终于明白，昨晚看到的影子，不是什么“宅妖”，而是沈婉卿的执念——她太想等到苏明远，太想把那封信寄出去，所以一直留在这栋洋房里，不肯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林砚开始修复留声机。唱针已经磨损，她去旧货市场淘了一根同款的，又给机身重新上了蜡，擦去铜锈。修复的时候，她总觉得有人在旁边看着她，有时会看到旗袍的影子在镜子里一闪而过，有时会发现桌上的工具被挪动了位置，却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很温暖，像是沈婉卿在帮她。
“婉卿姐，我会帮你修好留声机，也会帮你找到明远的消息。”林砚对着空气说，“你放心，你等的人，一定能等到。”
她开始查阅资料，寻找苏明远的下落。在市档案馆里，她找到了一份1945年的报纸，上面有一篇报道：“苏明远外交官于1937年乘船赴任，途中遇袭，被救起后辗转多国，近日终于回国，现居于南京。”
林砚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苏明远没有死！他回来了！可他为什么没去找沈婉卿？她又继续查找，发现苏明远回国后不久，就因为重病去世了，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上海，埋在静安里7号的玉兰花树下——那是沈婉卿最喜欢的树。
“原来他回来了，只是太晚了。”林砚拿着报纸，回到洋房。客厅里的留声机突然自己转动起来，播放的正是那首《月光》钢琴曲，旋律温柔，却带着淡淡的悲伤。她抬头看向楼梯口，沈婉卿的影子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没寄出去的信，脸上带着释然的笑。
“婉卿姐，明远回来了，他没有忘记你。”林砚把报纸递到影子面前，“他说要埋在玉兰花树下，永远陪着你。”
影子慢慢走近，伸手碰了碰报纸上苏明远的名字，指尖穿过纸张，却像是摸到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她把信递给林砚，像是在拜托她什么。林砚接过信，信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却依然能看出“致明远”三个字。
“我帮你把信寄出去，寄到你们的玉兰花树下。”林砚说。
影子点了点头，慢慢转过身，走向阳台。月光洒在她身上，她的身影越来越透明，像融化的冰。最后，她回头看了一眼留声机，像是在和它告别，然后化作一道白烟，消失在阳台上。
留声机里的《月光》还在播放，却不再悲伤，反而变得温柔起来，像是沈婉卿和苏明远终于团聚，在月光下一起弹琴。
林砚在阳台的玉兰花树下挖了个坑，把那封信和苏明远的报纸报道一起埋了进去。她还在旁边种了一株新的玉兰树苗，希望它能长得枝繁叶茂，像沈婉卿和苏明远的爱情一样，永远不会凋零。
后来，林砚把洋房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民俗博物馆，展示沈婉卿的旗袍、日记和那台留声机。很多人来参观，听她讲沈婉卿和苏明远的故事，有人感动得哭了，说这是他们听过最浪漫的爱情故事。
有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博物馆，看到留声机上的“婉卿”两个字，突然哭了。他说自己是苏明远的侄子，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叔叔在国外一直惦记着一个叫沈婉卿的女人，临终前还在喊她的名字。
“我叔叔回国后，一直在找沈阿姨，可那时候静安里7号已经空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老人擦着眼泪说，“他到死都不知道，沈阿姨一直在等他。”
林砚把那本日记递给老人：“这是沈阿姨的日记，她到最后都在等你叔叔。现在，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老人捧着日记，哭得像个孩子。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洒进来，落在留声机上，唱针慢慢转动，《月光》的旋律在博物馆里回荡，温柔而温暖。
林砚站在一旁，看着留声机上的光斑，仿佛又看到了沈婉卿的影子——她穿着米白色的旗袍，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那封寄出去的信，脸上带着幸福的笑，身后的玉兰花，开得正盛。
她知道，沈婉卿再也不是“宅妖”了。她是这栋老洋房的守护者，是爱情的见证者，她的故事，会和这栋洋房一起，永远留在静安里的巷弄里，留在每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心里。
夜里，林砚偶尔还会听到留声机的声音，却不再害怕。那声音很轻，像是沈婉卿在和苏明远说话，又像是他们在一起弹琴。她会走到客厅里，给留声机上点蜡，看着唱针在唱片上转动，心里充满了温暖。
因为她知道，有些执念不是“妖”，而是最深的爱。有些老房子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装满了回忆和等待的家。而她，会一直守着这栋洋房，守着沈婉卿和苏明远的故事，让这份爱，永远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