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盛世”的辉煌，并非历史长卷中一道倏忽而逝的闪电。它所积累的雄厚国力、所奠定的稳固制度、所形成的开放进取风气，如同为帝国这艘巨轮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核心动力，使其龙骨更为坚韧，风帆更为饱满，得以在后续数百年间穿越“历史周期律”的惊涛骇浪，避开了原本二世而亡的宿命深渊。“大秦国祚延绵长”，成为了这个被李斯深刻改变后的时空，最显着、最稳固的历史特征。
在“昭宣”之后，帝国航船又历经了数代掌舵人。其中确有平庸守成、但求无过之辈，亦不乏洞察时弊、力图振作的明君贤主。但无论朝堂之上如何更迭，帝国赖以运行的基本框架——以郡县制为筋骨、贯通天下的中央集权体系，以科举制为血脉、不断输送人才活水的选拔机制，以《秦律》为基石、随世损益而调整的法律网络——已然深深扎根，难以撼动。这些由李斯亲手参与设计或在其理念下推动奠基的制度，历经考验，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与自我调适的弹性，如同一套精密的惯性导航系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因个别君主才能不彰、决策偶失所带来的航向偏离。
帝国的疆域在动态中保持了主体的统一与完整。虽不乏内部因天灾人祸引发的局部叛乱，亦有草原部族周期性的南下侵扰，但整个政治共同体再未遭遇如原本历史中那般中枢一溃、天下瞬时分崩离析的灭顶之灾。经济在治乱循环的周期中虽有波动，但总体仍在向前发展，商贸网络愈发稠密，技术积累未曾断绝。文化上，以秦篆、秦语、秦法为内核的认同不断深化，并与各地风俗持续融合，孕育出博大而统一的“秦文明”气象。社会虽有权贵豪强滋生，但“编户齐民”的基本结构和对中央权威的普遍认可，维系了相当程度的凝聚力。
当然，帝国并非永无阴影的乐园。发展的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官僚系统惰性滋生、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等历代中央王朝难以完全根治的痼疾，亦曾间歇性困扰着大秦。然而，得益于制度中内置的“修复程序”——科举制持续从社会中下层吸纳精英，带来新的活力与制衡；律法体系及其解释权牢牢掌握在中央，为周期性的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提供了制度利器；从“昭宣”时期延续下来的“御史巡察”、“上计考课”等机制仍在惯性运行——帝国虽不免磕绊颠簸，却总能在危机累积到临界点前，进行一定程度的疏导与调整，从而得以在漫长的历史航道中继续前行。
相较于原本历史轨迹中秦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这个时空的大秦，其国祚得到了惊人的延长。它或许不再有始皇帝时代那种开天辟地的锐气与鲸吞六合的绝世霸气，却淬炼出了一种更为深沉、更为绵长的韧性。这种韧性，源于制度本身的内在稳定性与纠偏能力，源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所塑造的深入骨髓的文化认同，更源于“昭宣盛世”数十载安定繁荣所沉淀下的雄厚物质基础与共同历史记忆。
而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的历史轨迹，其最关键的转折点，都可以清晰无误地回溯到沙丘那个惊心动魄、决定命运的夜晚，回溯到李斯那摒弃私念、扭转乾坤的奋力一搏。是他，在帝国最高权力交接的悬崖边缘，力挽狂澜，避免了中枢的瞬间崩溃与全国性的内战烽烟；是他，以其超越时代的眼界辅佐扶苏，推行与民休息、鼓励生产的国策，为后来的盛世辉煌埋下了最深沉的种子；更是他所参与奠定、并以其精神持续影响的整套制度文明，如同最基础的遗传密码，被深深编码进了帝国的肌体与血脉之中，使其获得了远超原本历史命定的寿数与活力。
“大秦国祚延绵长”，这七个看似平淡的字，是历史对李斯这个穿越者最大的、也是最终的褒奖，是他以一人之智勇、撬动万钧之重的历史进程后，所留下的最直观、最宏大的成果。帝国的绵长身影，投映在漫长的时光帷幕上，便是对他所有抉择与付出的无声铭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