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寇的销声匿迹和海上航线的日益安全，一条连接东方帝国与西方世界的、全新的、以海洋为纽带的贸易大动脉，开始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条路径，不再是过去那充满艰险、耗时漫长的陆上丝绸之路，而是借助浩瀚的海洋，一条更为高效、运量更大的“海路丝绸之路”，正式“启”航。
这条海路丝绸之路的雏形，并非一蹴而就，它深深植根于帝国前期对南洋（东南亚）的探索与经营。早在肃清海寇之前，帝国的使节和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便已乘着海船，与扶南（今柬埔寨一带）、占婆（今越南中南部）等地的港口建立了稳定的朝贡与贸易关系，积累了宝贵的近海航行经验。海疆的平定，如同搬开了挡在门口的最后一块巨石，使得帝国商人得以安心地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西方海域。精明的帝国商人和那些敢于挑战风浪的水手们，在世代相传的航海歌诀和初步绘制的海图基础上，逐渐验证并完善了一条伟大的航线：沿着帝国漫长的海岸线南下，穿越宛若内湖的南海，继而通过那个被称为“龙喉”的狭窄水道——马六甲海峡（或可供选择的巽他海峡），便能闯入一片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全新天地——印度洋。古老的传说与现实在此交汇，在印度洋的彼岸，确实存在着那些在史籍中偶现踪影的文明古国：物产丰饶的“身毒”（印度），盛产骏马与琉璃的“安息”（波斯），以及那个更加神秘、被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
贸易的浪潮总是由近及远，层层推进。最初，或许是帝国的商船队满载着光洁如脂的丝绸、莹润剔透的瓷器、芬芳的茶叶，航行至印度东海岸的着名港口，如耽摩栗底（tamluk）或建志补罗（Kanchipuram）。在那里，这些来自东方的珍品，引起了当地商贾的极大狂热，他们用以交换的，是璀璨的宝石、细软的棉花、圆润的珍珠以及各种奇异的香料。很快，帝国的商人们便意识到，这种经由印度商人中转的贸易，利润被层层盘剥。对财富的渴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驱动着他们不再满足于充当供应链的上游。他们开始招募熟悉远洋航线的番禺（古广州）舟师，建造更大、更坚固的“楼船”或“舶”，储备足额的粮食与淡水，勇敢地驾驭着季风的规律，进行史诗般的直达航行。帝国的海船，凭借着其水密隔舱的先进结构、尾舵提供的良好操控性以及对于星象观测和季风规律的逐步掌握，开始成为印度西海岸、波斯湾乃至红海沿岸港口的常客。在安息帝国的港口，帝国的丝绸可以直接换取地中海的珊瑚、阿拉伯的乳香；甚至有胆大包天的商人，将其商船驶入了红海，几乎触摸到了托勒密埃及的疆域。
这条海上大动脉的轮廓由此变得清晰而稳定：帝国的商队通常从南海郡（今广州）或交趾郡（今越南北部）的大型港口启碇。他们精心选择在冬季，借助强劲而稳定的东北季风，顺风南下，航经林邑（占城）、真腊（柬埔寨）的海域，成功穿越马六甲海峡这道关键门户。进入浩瀚的印度洋后，他们则需等待夏季西南季风的到来，凭借这股强大的推力，船队得以扬帆向西，横渡大洋，直抵印度半岛的马拉巴尔海岸。从印度西南岸的港口出发，航线继续延伸：一条向西北，进入波斯湾，溯两河流域而上，可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汇合；另一条向西南，借助洋流，可航至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香料之国”（今也门、阿曼一带），甚至远达东非海岸，用瓷器交换象牙和犀角。
与那条蜿蜒于沙漠、戈壁和雪山之间，饱受补给困难、土匪劫掠和沿途政权苛税困扰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这条新生的海路展现出了压倒性的优势。其运载能力是革命性的，一艘大型海船的载货量，足以媲美一支由数百峰骆驼组成的庞大商队，使得丝绸、瓷器这类沉重或易碎商品的大规模、低成本运输成为可能。尽管远洋航行本身伴随着风浪、疾病等风险，但总体而言，它规避了陆路漫长的过境关税和昂贵的安保费用，受沿途地区政治动荡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海洋，在帝国水师的庇护下，成为了一条更可靠、更经济的“水上高速公路”。
“海路丝绸之路启”，这一变化的影响是深远且革命性的。它意味着帝国的经济命脉和对外影响力，获得了一条强大而独立的输送通道。帝国的经济触角，随着商船的帆影，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嵌入到整个印度洋贸易圈之中，并间接撼动着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格局。丞相李斯虽已年迈，无法亲眼见到帝国的巨舰航行于印度洋的万顷碧波之上，但他却能从宫廷珍藏的、越来越精细的西域南海地图上，从鸿胪寺接待的来自更遥远国度的使者口中，从府库中激增的海关税收和那些前所未见的奇珍异宝中，清晰地感受到这条新通道所带来的磅礴力量与无限可能。帝国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大陆的尽头，而是投向了无垠的深蓝，一个以海为疆的宏大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