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感年迈”的清醒认知，化作李斯实际行动中的“渐放权于皇帝”。这并非一蹴而就的突然交接，而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极为审慎的过程，如同春冰融化，悄然无声，却不可逆转。
李斯的放权，首先从减少对日常政务的直接干预开始。以往，各地上报的重要文书，无论大小，丞相府都是必经的中枢，李斯会亲自批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再呈报皇帝。如今，他逐渐改变了这一流程。他下令，除了涉及军国大事、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律法修订等核心事务外，其余常规性的政务，如地方水利修缮的报备、寻常案件的复核、郡县官员的常规考核等，均由丞相府的相关曹署（部门）直接整理出初步意见后，报送皇帝裁决。他本人只进行最后的审阅和用印，除非发现明显问题，否则不再轻易否决下属机构或皇帝初步形成的意见。
这种转变，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丞相府的长史、主簿等属官最先察觉相国的变化。他们发现，送呈的文书卷宗上，李斯亲笔批注的朱砂小字日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各曹署依制拟定的处理意见。有时，面对一份关于某郡漕运事务的呈报，李斯只是略略扫过，便提笔写下“依议，转呈御览”，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漕船调度、役夫征发的细节逐一推敲。只有遇到涉及边关军情或赋税更易的重大事宜，他才会召来相关属官，闭门详询，反复斟酌，而后才郑重附上自己的看法，呈送宫中。这种有选择的放手，既确保了帝国机枢的平稳运转，也悄然将皇帝推向了日常决策的前台。
在朝会之上，李斯也刻意减少了率先发言的次数。他更多地扮演一个倾听者和补充者的角色。当皇帝询问政事时，他往往会让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先陈述看法，自己则在最后才发表意见，而且言辞多倾向于总结和提炼，或者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出建议，而非给出具体的操作指令。例如，一次廷议关于新垦土地的赋税减免年限，治粟内史与几位九卿争论不休，年轻的皇帝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的李斯。李斯这才出班，并未直接表态支持哪一方，而是从容言道：“陛下，治粟内史所虑在于国库充盈，诸卿所忧在于民生疾苦，皆是为国谋划。臣以为，可依地域贫富、垦殖难易，分等定其年限，既示朝廷恤民之意，亦不妨国家大体。具体等差，还请陛下圣裁。”他不仅化解了现场的僵持，更将最终裁决之权，自然而然地归于御座之上。他甚至开始有意识地在一些不太紧要的问题上，支持一些年轻官员提出的、可能与他自己想法略有不同但颇具新意的方案，以此鼓励朝堂上的活跃思维，也向皇帝展示他放权的诚意。这种姿态，微妙地改变了朝堂议事的气场，使年轻臣工敢于发声，也让皇帝的权威在一次次裁决中得以巩固。
其次，李斯开始逐步将自己手中的一些具体权力，移交给皇帝信任的、或者他认为是可靠能干的副手及年轻官员。例如，他以精力不济为由，奏请皇帝准许，增设了一名权重位高的“丞相平章事”，或提升了一位素有干才、皇帝亦颇为赏识的侍郎，让其负责协调丞相府与各郡县的信息往来和文书流转，实则分担了相当一部分的行政协调之责。他将一部分中下级官员的考核与初步荐举之权，更多地下放给了九卿尤其是吏部官员，自己只牢牢掌控公卿一级的最终提名权。在涉及财政、工程等专业领域的事务上，他也更加倚重治粟内史、将作少府等专业官员的意见，在御前会议时，常会主动说：“此事关乎钱粮度支，治粟内史当有成算，臣愿闻其详。” 或是“工程营造，将作少府更为精通，其方案似更稳妥。” 自己则渐渐退居为把握大方向的督导者。
更重要的是，李斯在心态和姿态上，都明确地表现出以皇帝为决策核心的立场。每当有重大决策需要最终拍板时，即使皇帝主动征询他的意见，他也会在详尽分析利弊、陈述各种可能性后，必定强调“此乃老臣一得之愚，管窥之见，最终仍请陛下圣裁”。在公开场合，他言必称“陛下英明”、“仰赖陛下决断”，不断强化皇帝的权威形象。他甚至开始着手整理和移交一些原本由丞相府保管的、象征权力的档案、图籍、律令底本以及部分次要的印信，陆续移交给宫内相关的机构（如尚书台）或皇帝指定的近臣掌管。这个过程他做得极其细致而有条理，每次移交都附有清晰的清单和说明，仿佛一位老匠人在交接他使用了多年的工具，既显慎重，亦表明去意已决。
这一系列“渐放权”的举动，自然被皇帝和朝臣们看在眼里。皇帝对此既感到欣慰，也夹杂着一丝复杂的情感。欣慰的是，“仲父”果然深明大义，主动还政，使得自己的亲政更加名实相符，朝堂之上，万机决断，终于愈发清晰地感受到权柄的重量归于己身。复杂的是，看到这位为自己和帝国操劳一生的老人，发间银丝日增，步履虽仍沉稳却已露蹒跚之态，正如此刻他逐渐淡出权力中心的背影，心中不免有些不舍和怅然，甚至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愧疚。因此，皇帝对李斯愈发尊重，凡遇大事，依然必先咨询于丞相府，并且对李斯在此期间推荐、提拔的官员，大多予以重用，赏赐也愈发优渥，以安其心。
朝臣们的反应则各不相同，如同一石入水，涟漪各异。一些李斯的旧部门生，感到了失落和不安，往日凭借与相府的密切关系而拥有的影响力正在消退，不免忧心前程；一些敏锐而富有进取心的年轻官员则从中看到了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施展空间，开始更加积极地向皇帝靠拢，跃跃欲试；而大多数明眼的老成之臣，则对李斯的急流勇退表示由衷敬佩，私下议论时，皆认为此乃“识时务、知进退”的保全之道，既惠及国家稳定，亦为自身求得善终，实为明智之举。朝堂之上的势力格局，就在这无声的渐变中，进行着微妙而深刻的重塑。
李斯对于外界的赞誉、猜测、乃至某些暗流涌动的非议，皆泰然处之，不置可否。他深谙政治规律，明白放权的过程必然会伴随一些波动与不适，但只要核心权力能如春雨润物般平稳过渡到皇帝手中，这些小小的涟漪终将平息。他这套“渐放权”的策略，其精妙之处就在于如细水长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权力交接可能带来的震荡与摩擦，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时间和从容的操作空间，以便他能更专注地进行下一步他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工作——为帝国“培养新一代栋梁之臣”。他正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充满政治智慧的方式，为自己辉煌显赫却又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从容不迫地书写着最后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