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身为秦民为荣”的自豪感逐渐生根发芽的同时，一个与之相伴相生、且对帝国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的现象也在悄然发生——那就是曾经泾渭分明、甚至充满敌意的“六国界限”，正在新一代人中间，不可逆转地“渐模糊”。这一静默却深刻的变迁，如同春雨润物，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塑着亿万生灵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
这种界限的模糊，首先并且最直观地体现在地域认同的弱化上。对于在《大秦蒙养》典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齐”、“楚”、“燕”、“赵”、“韩”、“魏”这些名词，更多地褪去了往昔浓烈的情感色彩和政治意味，转变为地理方位或历史书卷中略显遥远的符号。他们或许从族谱、长辈口述中知晓家族源自某地，但这种渊源，如同知晓祖籍在某郡某县一样，更多是一种客观的家族传承记录，一种溯源的文化趣味，而非指向某个需要效忠或为之奋争的政治实体。日常生活中，当被问及籍贯乡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自然而然地首先回答自己所在的秦朝郡县，如“我是泗水郡人”、“我是陇西郡人”，语气中带着对新身份的坦然；而“我是楚人”或“我是赵人”这类曾承载着荣耀与悲欢的旧称，则渐渐退居为次要的补充，或仅在特定怀旧场合提及。官方的行政区划和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如同无形的巨手，日复一日地、有力地重塑并巩固着这种以秦政区为核心的地域认同。
其次，这种模糊深刻体现在文化习俗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上。十年间，随着贯通全国的驰道网络日益畅通、官营商贸的有限恢复以及因官吏调动、戍边征发、有限移民政策带来的人口流动，原本因长期割据而相对封闭的六国文化区域，打破了往昔的壁垒，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与交流。秦地那种崇尚简洁、务实高效的风尚，随着大量秦吏的赴任、戍军的驻防以及朝廷文告的传播，持续不断地影响关东各地；与此同时，关东地区精湛的手工业技艺、多样的饮食风味、乃至生动鲜活的方言词汇，也随着人员往来反向流入关中，为秦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虽然“书同文”政策早已统一了书面文字，但各地乡音俚语的差异依然显着。然而，在遍布郡县的官立学校、在纪律严明的军队营地、以及在日益增多的官方集会等公共场合，一种以咸阳官话发音为基准、趋于规范的“雅言”正逐渐形成，并成为有志于仕途或渴望融入主流的年轻一代努力模仿和使用的语言，这进一步有效地消解着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隔阂与偏见。在婚丧嫁娶等重要礼仪方面，虽然各地民间仍顽强地保留了大量传统旧俗，但那些符合《秦律》等级规定、并由官方倡导的简化、标准化礼仪，也开始被更多家庭，尤其是与官府往来密切的士绅、吏员家庭所接受和采用，成为一种体面与新潮的象征。
再者，界限的消融也鲜明地体现在通婚与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上。法律上消除了过往的婚配障碍，加之官方的间接鼓励（例如对异地任职官吏家属随迁提供便利，对跨区域垦殖的农户给予一定赋税优惠），使得跨越原六国地域的通婚联姻，从昔日难以想象逐渐变为可能，甚至在特定群体中形成风尚。在军队体系中，来自天南地北的士卒在统一的号令下并肩操练、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经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退役之后，这种纽带常常延续，转化为互相投靠、合伙营生乃至缔结婚姻的强大动力。在官场上，“同年”为吏、同署为官的经历，创造出基于共同仕途记忆和现实利益的人际网络，使得地域出身逐渐不再是交往的主要考量或障碍。这些发生在基层的、日常的、点滴积累的人际交往和血缘融合，如同无数细密绵长的溪流，悄无声息却持续不断地冲刷、侵蚀着旧有的地域壁垒和心理隔阂。
当时位居中枢的李斯，其推行的各项政策，客观上极大地加速了这一“界限模糊”的历史进程。高度统一、细密完备的法令体系，使得帝国疆域之内无论何地，人们面对的是同一套行为准则、量刑标准和司法程序，这极大地减少了因各地制度迥异而引发的冲突与不便。统一教材、统一选拔标准的官学教育体系，不仅培养了大量新式吏员，更重要的是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学子提供了共同的知识框架（如法家经典、秦史秦律）和价值观念（如重农战、崇功勋、尊君主），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同窗”之谊，成为一种超越地域出身的新兴纽带。而贯穿于法令、教育、舆论宣传各个方面对“忠君爱国”（忠的是秦君，爱的是秦国）不遗余力的强调，更是从政治认同和道德情感的顶层设计上，试图覆盖、取代乃至抹去旧有的对故国宗主的忠诚与怀念。
在帝国的东部重镇邯郸，这座曾经赵国的繁华都城，如今已是秦朝邯郸郡的治所，成为观察这种变迁的绝佳窗口。喧嚣的市集之上，来自原赵地、魏地、齐地，乃至更遥远楚地的商贩云集于此，吆喝叫卖，讨价还价。尽管口中乡音各异，但他们使用的度量衡器是标准的秦制，交易的货币是统一的半两钱，遇到纠纷争执时，双方援引乃至争吵的依据，也是同一部《秦律》。年轻的市掾吏身着皂衣，按章巡视其间，调解纠纷，处罚违纪。他的权威，并非源于他是“赵人”后裔或是“秦地”来的嫡系，而是源于他所代表的秦朝官府和其所执掌的秦律权威。这种日常场景，无声地宣告着一种新秩序的确立。
当然，深谙世事复杂的李斯也清楚地知道，“六国界限”的模糊，远不等于其彻底消失无踪。在那些官学影响力未能深入、地方豪强势力盘根错节的偏远乡邑，旧有的地域观念、对往昔的隐性怀念乃至对秦政的抵触情绪，依然在某些角落顽固地存续。一些六国旧贵族的后裔，或许表面上已然归化，但在暗地里仍可能以“亡国之人”自居，心怀异志，伺机而动。文化的融合更是一个漫长而时而伴随阵痛的过程，涉及深层次的情感与习俗转变，绝非十年之功便可竟全功。但无论如何，眼前这“渐模糊”的清晰趋势，已经足够让这位帝国的总设计师感到振奋。这证明了他所极力推动的以文化统一、制度统一来促进和巩固政治统一的战略，正在现实中产生效力，朝着预设的方向稳步前进。他深知，只有当“秦人”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真正在内心层面超越并逐渐覆盖“某国人”的旧有认同时，帝国统一的根基，才算从泥沙堆积走向了金石般坚固。极目远眺，李斯仿佛能看到，那一道道曾经清晰划开华夏大地的无形鸿沟——由历史、战争、制度、习俗累积而成的隔阂——正在新一代人的脚下，在日复一日的交往、碰撞与融合中，一点点地被填平、被跨越。一个真正血肉相连、呼吸与共的“大秦”共同体，正从这日渐模糊淡去的旧界限中，缓缓浮现出其朦胧却充满希望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