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渠的拓宽与加固工程，关乎关中万顷良田的灌溉，更关乎新生帝国民生根本的稳固。在“慎用民力”的总原则下，丞相李斯于丞相府夜以继日地推敲劳役章程。烛光映照着他日渐苍老却更显沉静的面容，最终，他提起笔，在一卷崭新的竹简上，写下了一条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的条款：“凡参与郑国渠工程之民夫，除每日由官府供给饭食、安排宿处外，另按日出工情况，给予一定钱粮作为酬劳。”
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其报酬数额远低于市价，更像是一种“以工代赈”的强化版。然而，在普遍实行无偿、强制性徭役的秦代，这一决定，无异于在坚冰上凿开了第一道裂缝。
曾几何时，大秦的铁律如山。百姓服徭役，修筑长城、驰道、宫室、陵寝，是法定的义务，更是沉重的枷锁。无数黔首在皮鞭与律令的驱使下，走向遥远的边塞或巨大的工地，往往只有勉强果腹的糙米黍粥，甚至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汗水、鲜血乃至生命，都成了帝国宏伟工程的无声注脚。这种无偿且严酷的征发，虽然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骇人的力量，却也如涓涓细流，汇成了积郁在百姓心中的怨愤之河，是帝国肌体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
如今，新帝扶苏登基，倡行仁政，减免赋税。李斯深知，若在劳役此等直接关系民生痛感的大事上依旧因循旧制，所谓的“与民休息”便成了空中楼阁。因此，他力主付酬募工，其考量深远而务实：
其一，彰显新政诚意，化解民怨。 “陛下减免田租，百姓已感念天恩。然徭役之苦，尤甚赋税。”李斯在小型朝议上对几位核心大臣阐述，“若使民夫于郑国渠上不仅能果腹，还能有所盈余，带回些许钱帛补贴家用，则朝廷‘仁政爱民’之心，方能真切落地，而非一纸空文。此可收服民心，化解抵触，使工程顺利进行。”
其二，驱散怠工阴云，保障质量。 无偿劳役之下，民夫视服役为畏途，消极怠工、敷衍塞责乃至暗中破坏屡见不鲜。一名治粟内史府的官员补充道：“丞相明鉴。给予报酬，虽微薄，却能使民夫知其为自身利益劳作。工程早一日完成，渠水早一日灌溉，他们亦早一日得利归家。如此，其积极性自生，于工程进度、质量，大有裨益。监工亦可从一味鞭笞，转向督导规章，氛围将大为不同。”
其三，润泽民间经济，稳固根基。 李斯的目光投向案上的地图，关中风物宛在眼前。“关中农户，农闲时本就劳力富余。令其参与工程，得此报酬，可添置犁铧、修缮房屋，或存蓄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钱币流入市井乡野，货物流通，市面得以活跃，此乃滋养地方之活水。民富，则国本固。”
其四，亦是李斯个人理念的蜕变。 无人知晓的深夜里，他曾被往昔辅佐先帝时制定的某些严苛律条所带来的梦魇惊醒。那种纯粹依靠律法强制、视民力为无限资源的做法，其反噬之力他已窥见端倪。如今，他更倾向于寻求一种蕴含“人情”、更能持久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目标。这报酬，既是对民力的补偿，也是他内心某种愧悔与修正的微小体现。
报酬的具体标准，由丞相府会同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粮食的官员）反复核算而定。并非重赏，但力求“使一夫劳作，除自身耗用外，能略有余裕以养三口之家”。钱粮的发放也有细致规定，或按旬发放现钱，或登记在册，待完成一定工段后统一结算，确保民夫实实在在拿到手中。
此令在有限的范围内传开后，果然在朝堂激起了涟漪。几位以恪守“祖宗成法”自居的老臣求见李斯，言辞恳切又带着忧虑：“丞相，此例一开，恐坏法度之严！日后若修宫室、筑陵寝，是否亦需付酬？国帑何以支撑？此风万不可长啊！”
李斯静听完毕，目光扫过众人，沉稳而坚定地回应：“诸公所言，乃守成之见。然时移世易。昔日非常之法，可用于非常之时。如今陛下以仁德治国，天下思安。郑国渠乃利民工程，若仍行强制征发，与暴政何异？这点‘耗费’，相较于民怨沸腾、工程迟滞乃至激起变乱之风险，孰轻孰重？本相非但要行于此渠，更要借此立一范例，让天下人知，为大秦效力，非仅尽义务，亦可有所得。此乃‘慎用民力’之真义，亦是帝国长治久安之新基！” 他语气中的决绝，让反对者一时语塞。
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关中地区的乡邑里聚。起初，农夫们将信将疑：“去服徭役，不光管饭，还给钱？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但当官府的文告明确贴在乡亭，当第一批应募者真的在旬末拿到了几枚沉甸甸的“半两”钱后， 怀疑变成了惊喜。工地上的气氛悄然变化，民夫们劳作的号子似乎都响亮了许多，监工发现，只需明确标准，民夫们自发地就会相互督促，生怕因质量不达标而影响整体的进度和自己的报酬。休息时，有人已经开始盘算，这笔钱能给妻儿扯块新布，或是给家里的耕牛添置更好的轭具。一种久违的、带着希望的生计，在郑国渠的工地上，随着夯土的节奏，慢慢滋生、蔓延。
李斯站在丞相府的高台上，似乎能遥感到百里之外工地上的那股微妙的活力。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改变积弊非一日之功。但这“有偿劳役”的第一步，如同郑国渠即将引来的汩汩清流，其意义，或许远超工程本身。它试图在严苛的秦法与疲惫的民心之间，探寻一条更具韧性、也更可持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