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6日清晨，呼兰县局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长条木桌上摊着厚厚的卷宗，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的霉味和烟草的气息。许文斌局长坐在主位，手指轻轻敲击桌面，目光扫过在场的人：“今天把大家叫来，是为了启动沈砚案的复查工作。三年前这起案子，因为秦柏的供述，暴露出太多疑点。程野，你是复查组组长，说说你的思路。”
程野站起身，将一份打印好的“复查方案”分发给众人，声音沉稳有力：“根据秦柏的供述和目前掌握的线索，我提出‘三查原则’——第一，查证据链漏洞。当年沈砚案定案，只有口供和单一证人，没有凶器、没有赃物，这是致命缺陷；第二，查口供真实性。秦柏提到江屿说过沈砚被刑讯，我们要核实口供是否存在逼供情况；第三，查证人证言可信度。当年的关键证人李老汉，他的证词是否属实，需要重新核实。”
坐在旁边的复查组老周突然开口——他是1983年就在县局工作的老民警，头发已经花白：“程队说得对。当年严打期间，要求‘命案必破’，郑钧为了赶指标，案子办得太急了。沈砚被抓后，不到一周就定了罪，很多细节都没查透。”
许文斌点点头，拿起笔在方案上签了字：“就按这个思路来，给你们五天时间，务必找到关键证据。记住，复查不仅是给沈砚一个交代，也是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不能让冤案再拖下去。”
会议结束后，程野立刻带着复查组的同事去了档案室。档案室在县局的地下室，阴暗潮湿，一排排铁柜上积满了灰尘。负责管理档案的老张打开铁柜，费力地搬出1983年的卷宗箱：“沈砚案的卷宗在最下面，这几年没人动过，你们小心点翻。”
程野戴上口罩和手套，将卷宗一本本拿出来。卷宗的封面已经泛黄，上面写着“沈砚盗窃杀人案”几个字，字迹潦草。他翻开主卷宗，里面夹着沈砚的口供记录、证人证言和现场勘查报告。翻到口供页时，程野的目光突然停住了——沈砚的口供上有7处明显的涂改，尤其是“承认盗窃”“承认杀人”这两句关键供述，笔迹比其他内容更粗，墨水颜色也略深，而且涂改处没有沈砚的指印。
“陆衡，你来看这个。”程野把卷宗递给技术队的陆衡。陆衡拿出紫外线灯，对着口供纸照射。很快，涂改处显现出淡蓝色的痕迹。“是消字灵！”陆衡肯定地说，“有人用消字灵修改了口供，然后重新填写了内容。这说明沈砚的原始口供，很可能不是这样的。”
更让众人震惊的是，卷宗里标注“凶器为水果刀”，却没有刀身照片，也没有提取记录，只在备注栏里写了一句“凶器已丢失，无法找回”。“这太荒唐了！”复查组的年轻民警小李忍不住说，“没有凶器，怎么能定杀人罪？”
程野皱着眉，把卷宗整理好：“先把这些证据固定下来，下午我们去沈村，找刘桂兰了解情况。”
下午两点，程野带着复查组来到沈村。村子坐落在城郊，路边的玉米地已经泛黄，空气中飘着玉米的清香。刘桂兰的家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院子里种着几棵苹果树，树下放着一张石凳。看到程野一行人，刘桂兰愣了一下，随即红了眼眶：“你们是来查砚砚的案子吧？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她转身走进屋里，从床底拖出一个木箱，箱子上了锁，钥匙用红绳系着，挂在脖子上。刘桂兰打开锁，小心翼翼地拿出两样东西：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和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砚砚案发那天帮邻居修拖拉机的收工条，还有律师当年偷偷拍的照片。”
程野接过收工条，纸条已经有些破损，上面是邻居的手写字迹：“沈砚帮修拖拉机4小时，从晚7点到11点，付工钱5元。”下面还签了邻居的名字和日期——1983年10月5日，正是百货商店命案发生的日子。“案发时间是当晚9点，沈砚从7点到11点都在修拖拉机，根本没有作案时间！”程野的心里一阵激动，这张收工条，就是沈砚不在场的关键证据。
他又拿起照片，照片有些模糊，但能清楚看到沈砚的左臂上有3处青紫的伤痕，像是被木棍打的。“这张照片是1983年10月8日拍的，砚砚被抓进去三天后，律师去见他，偷偷拍的。”刘桂兰的声音带着哽咽，“他被抓回来过一次，我看到他的手臂肿得老高，问他怎么了，他说‘他们打我，让我认罪，我不承认，他们就接着打’。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直到收到他的死刑判决书……”
程野的眼眶有些发红，他把收工条和照片递给陆衡：“立刻去核实邻居的证言，确认收工条的真实性。”
第二天，陆衡带着同事找到了当年的邻居王大叔。王大叔已经六十多岁，住在沈村的另一头，听到沈砚案要复查，他立刻点头：“那天确实是我找沈砚修拖拉机，他技术好，我们村的人都找他修。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修到11点，中间没离开过，我还留他吃了晚饭。郑钧他们当年也来找过我，我跟他们说沈砚没离开过，可他们根本不听，还说我‘包庇嫌疑人’。”王大叔当场写下证言，按上了红手印。
8月8日，程野带着复查组去了邻县的李家村，找当年的关键证人李老汉。李老汉的家在村子的最里面，院子里堆着一堆谷子，他正坐在谷堆旁抽旱烟，看到程野一行人，眼神明显有些躲闪，手里的烟杆转得不停。
“李大爷，我们是呼兰县局的，想跟您了解一下1983年沈砚案的情况。”程野坐在他对面，语气平和。
李老汉猛吸了一口烟，吐着烟圈说：“都过去三年了，我记不清了，当时就是随便说说……”
“您随便说说的一句话，让一个无辜的人丢了性命。”程野拿出沈砚的修拖拉机收工条和王大叔的证言，放在李老汉面前，“沈砚案发当晚7点到11点都在修拖拉机，有证人有证据，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百货商店。您当年说看到他在案发现场，是不是有人让您这么说的？”
李老汉的手顿了一下，烟杆掉在地上。他沉默了很久，突然哭了起来：“是郑钧！1983年10月6日，他找到我，说‘沈砚是重点嫌疑人，你只要说看到他在百货商店附近出现，事后给你20斤粮票’。那时候家里穷，孩子都快饿死了，我就答应了……我对不起沈砚，对不起他娘啊！”
程野拿出纸笔，递给李老汉：“李大爷，现在说出来还不晚。您把当年的情况写下来，按上指印，也算给沈砚一个交代。”
李老汉擦干眼泪，颤抖着拿起笔，写下了《情况说明》：“1983年10月6日，呼兰县公安局郑钧找到我，让我作伪证，称案发当晚看到沈砚在百货商店附近。郑钧承诺给我20斤粮票，我因家庭贫困，答应了他的要求。以上所述均为事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写完后，他按上了鲜红的指印。
8月10日晚上，呼兰县局的会议室里依旧亮着灯。复查组的成员围坐在桌旁，整理着这几天收集到的证据：有沈砚的修拖拉机收工条和王大叔的证言，证明沈砚案发时不在场；有沈砚的刑讯照片和刘桂兰的证言，证明存在刑讯逼供；有李老汉的《情况说明》，证明关键证人作伪证；还有技术队出具的报告，证明沈砚的口供被修改过。
程野拿起笔，写下《沈砚案复查初步报告》，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写道：“经复查，沈砚案存在证据不足、刑讯逼供、证人作伪证等问题，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沈砚无作案时间，其定罪量刑缺乏事实依据，建议提交呼兰县人民检察院，启动平反程序。”
许文斌局长拿起报告，仔细看了一遍，在签名处写下自己的名字：“明天一早就上报，不能让沈砚的冤案再拖一天。”他抬起头，看着程野，“你做得很好，不仅破了连环杀人案，还揪出了三年前的冤案。这才是我们当警察的本分——既要抓凶手，也要还无辜者清白。”
程野点点头，心里却有些沉重。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沈阳刑侦支队梁铎的电话，把《沈砚案复查初步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沈砚的冤案很快就能平反了，你帮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秦柏吧，他等这一天，等了三年。”
第二天，梁铎去了看守所，见到了秦柏。当秦柏听到沈砚案启动平反程序时，愣了很久，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这是他被抓后，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对梁铎说：“我想请个律师，我想亲眼看到沈砚平反的文件，我想告诉他，我没让他白死。”
梁铎点点头：“好，我帮你联系律师。”
走出看守所，梁铎给程野打了个电话，把秦柏的情况告诉了他。程野站在沈村的路口，看着远处的玉米地，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沈砚案的平反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责任，要还沈砚家人一个公道，要让更多的冤案不再发生。
风吹过玉米地，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三年来的委屈与等待。程野握紧了手里的复查报告，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沈砚的冤案彻底平反，让正义迟到的时间，不再延长一分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