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正月的雪下得绵密，县法院门前的柏油路被积雪覆盖，踩上去咯吱作响。早上八点，刘桂花就来了，身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怀里揣着王建军的黑白照片——照片被她用塑料布仔细包着，边角再也不会被磨得发毛。她站在法院门口的老槐树下，望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手指反复摩挲着塑料布，指尖冻得通红，却没觉得冷。
“桂花姐，你来了多久了？”张大山的媳妇提着一个布包走过来，里面装着给老人带的热水和馒头。她的眼睛还是红的，自从上次庭审张大山的母亲晕过去后，老人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今天没能来，特意让儿媳妇带句话，“我娘说，不管结果怎么样，都要替她听听。”
刘桂花点点头，声音有些发哑：“来了快一个小时了，等着吧，今天总能有个结果。”
不一会儿，沈河和老周也来了。沈河穿着藏蓝色的警服，肩上的徽章在雪光里闪着亮，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庭审记录和证据清单——这是他最后一次核对材料，确保没有任何遗漏。老周跟在后面，手里抱着那个熟悉的物证箱，箱子上的铜锁依旧擦得锃亮，只是边角多了几道细微的划痕，那是上次去省高院送证据时，路上颠簸蹭到的。
“沈队长，今天就能出判决了吧？”未找到亲人遗骸的张木匠妻子走过来，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手里攥着张木匠的旧木工刨，那是他失踪前最常用的工具。旁边跟着的是王二婶的儿子，才十五岁，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棉袄，是邻居们凑钱给他买的，他低着头，手里紧紧攥着母亲织的毛衣碎片，那是母亲失踪前给他织的，还没来得及收尾。
沈河看着他们，心里沉甸甸的，却还是坚定地说：“今天肯定会出判决，你们放心，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继续找，一定把人给你们找回来。”
九点整，法院的大门缓缓打开，法警引导着众人按顺序进入。审判庭里已经坐满了人，旁听席上鸦雀无声，只有窗外的雪粒打在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审判长穿着笔挺的制服，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目光扫过全场，然后拿起法槌，轻轻敲了敲：“现在开庭，宣布被告人李存根、赵玉兰故意杀人、抢劫一案判决结果。”
法警押着李存根和赵玉兰走进来。李存根还是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囚服，头发比上次庭审时短了些，却依旧乱糟糟的，他的头垂得更低了，眼睛盯着地面的瓷砖缝，像是在看什么重要的东西，又像是在逃避。赵玉兰跟在后面，穿着同样的囚服，头发扎得整齐，走到被告席前，她抬起头，目光扫过旁听席，在看到自己侄子的瞬间，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她的侄子今天来了，是县高中的老师特意请假带他来的，孩子站在最后一排，手里拿着一张她的照片，是好几年前拍的，她穿着碎花布衫，笑得很开心。
审判长拿起判决书，声音洪亮而严肃，在寂静的法庭里回荡：“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存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自1981年冬起，虚构‘介绍工作’‘帮人干活’等理由，先后将刘老根、孙老六、赵老四、王建军、张大山、李铁蛋六人骗至北洼麦田、旧窑址等地，使用铁锤、锄头、石块等凶器实施暴力击打，致六人当场死亡，并劫取被害人现金共计1280元、手表一块、棉布上衣两件。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他顿了顿，翻到下一页，继续宣读：“被告人赵玉兰在李存根的暴力威胁下，参与处理被害人尸体，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系胁从犯，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
当审判长读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存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立即执行。二、被告人赵玉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时，整个法庭瞬间沸腾了！
张大山的媳妇猛地站起来，抱着丈夫的旧棉袄放声大哭：“大山！你听到了吗！凶手判死刑了！你可以瞑目了！”刘桂花也站了起来，她没有哭，只是慢慢从怀里掏出王建军的照片，轻轻贴在法院的墙壁上，手指拂过照片上丈夫的脸，声音很轻，却足够清晰：“建军，凶手判死刑了，你放心，以后没人再能欺负我们了。”
李存根听到“死刑”两个字时，身体明显抖了一下，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惊恐，大声喊：“我不服！我要上诉！量刑太重了！我也是被逼的！”法警立刻上前按住他，不让他再乱动。审判长看着他，声音依旧严肃：“被告人李存根，你有权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庭审结束后，家属们围在法庭里，有的哭，有的笑，更多的是一种卸下重担的疲惫。张大山的父亲蹲在法院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点了好几次才点着，他猛吸了一口，烟灰落在雪地上，很快被新的雪花覆盖。“人没了，判死刑又能怎么样？”他的声音很沙哑，带着深深的无力，“我儿子才三十五岁，还没来得及抱孙子，就这么没了……”
未找到亲人遗骸的家属们围在沈河身边，张木匠的妻子拉着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掉：“沈队长，判决下来了，可我们家老张还没找到，你们还会找吗？”王二婶的儿子也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警察叔叔，我娘还能找回来吗？我想让她回家。”
沈河握紧他们的手，语气坚定：“会，肯定会！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一定把人给你们找回来，让他们回家。”
李存根果然在上诉期内提起了上诉，理由是“量刑过重，自身存在自卑心理，且部分被害人存在过错”。省高院很快受理了此案，决定在县法院进行提审。提审那天，沈河带来了一份新的证据——那是他在上个月排查李存根家时，在炕洞的深处找到的一张泛黄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受害者财物清单”，详细记录了每个被害人的姓名、失踪日期、劫取的财物，甚至还有“刘老根：15元，旧布鞋一双；孙老六：30元，手表一块；赵老四：20元，棉布上衣一件……”这样的细节，与之前的账本完全对应，甚至比账本记录得更详细。
在提审现场，沈河将这份清单递给审判长，然后看着李存根：“李存根，这份清单是在你家炕洞里找到的，上面的字迹是你写的，记录的内容与六名被害人的情况完全吻合，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李存根看着清单，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小声辩解：“我……我只是随手记的，没有别的意思……”
“随手记的？”检察官立刻反驳，“随手记的能把每个被害人的财物、失踪日期记得分毫不差？你这分明是有预谋的犯罪，早就想好要劫取被害人的财物，还敢说自己是被逼的？”
李存根再也说不出话来，头又垂了下去，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椅子扶手。最终，省高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当庭驳回了李存根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85年的冬天。12月初，沈河收到了省高院送来的裁定书，上面写着“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李存根死刑，死刑执行日期为1985年12月10日”。他拿着裁定书，站在北洼麦田里，看着这片曾经埋藏了无数罪恶的土地，如今已经种上了冬小麦，绿油油的麦苗在寒风里轻轻摇曳。
他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李存根时的情景——那是1983年的秋天，他去红星村排查失踪案，李存根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锄头，正在田里干活，看到他时，还热情地打招呼，给她递水，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
“人性的幽暗，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沈河轻声说，风吹过他的头发，带来一丝寒意。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下“12月10日，执行死刑；后续：继续排查张木匠、王二婶失踪线索，重点关注旧窑址周边区域”。
12月10日那天，李存根被依法执行死刑。执行结束后，沈河去了刘桂花家，告诉她这个消息。刘桂花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听到消息后，她没有说话，只是慢慢走到墙边，看着王建军的照片，轻轻擦拭着上面的灰尘。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身，对沈河说：“沈队长，谢谢你，这些年辛苦你了。”
沈河摇摇头：“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了，张木匠和王二婶的案子，我们还在查，有消息了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从刘桂花家出来，沈河开车回了县局。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的卷宗，里面记录着李存根案的每一个细节，从最初的失踪报到最后的死刑执行，整整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有了一个了结。但他知道，这还不是终点，只要张木匠和王二婶的遗骸还没找到，他就不能停下脚步。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老周的号码：“老周，明天我们再去北洼旧窑址看看，这次带上金属探测器，仔细排查一下，说不定能有新发现。”
电话那头传来老周的声音：“好，我这就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放下电话，沈河看着窗外的雪，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张木匠和王二婶，让他们回家，给所有受害者家属一个完整的交代，也给这片土地一个迟到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