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的春节，气息尚未完全散去。白银市的街道上，还零星残留着鞭炮燃放后的红色碎屑，与尚未融尽的肮脏积雪混杂在一起。xx路，这条数年前经历过大规模拆迁、如今已矗立起不少新楼房的街道，显露出一种新旧交替间的生涩和杂乱。沿街的店铺大多已经开门营业，试图在新的一年里博得一个好彩头。
“婷美服装店”就坐落在这条路的中段。店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明亮的玻璃橱窗里，挂着当季最新款的服饰。店内，衣架上琳琅满目，各色衣物按照款式和颜色分门别类地挂着。其中，几件款式新颖、颜色正红的冬装外套和毛衣被特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如同跳动的火焰，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店主徐婷，一个二十五岁、眉眼弯弯、刚刚结婚半年的年轻女人，正拿着鸡毛掸子，轻轻掸着衣架上的浮尘。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斑驳的光影，空气里漂浮着细微的尘埃。
店里很安静，街上行人稀少，年节后的慵懒还未完全消退。
就在这时，店门的铃铛“叮咚”响了一声，一个男人推门走了进来。
他大约四十多岁年纪，身材中等，偏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依旧能看出原本是深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帽檐压得很低的鸭舌帽。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神有些浑浊，带着一种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后的疲惫感。
徐婷立刻放下鸡毛掸子，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您好，随便看看，需要什么我帮您介绍？”
男人没有看衣服，目光先在店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徐婷身上，声音带着一种明显的沙哑和沉闷的鼻音：“老板，有没有……适合修东西、干活儿穿的外套？耐脏点的。”
“有呢！”徐婷笑着应道，转身走向靠墙的一排衣架，那里挂着的多是些深色、面料厚实的工作服和夹克，“您看这几款怎么样？面料都很结实，不容易沾灰……”
她背对着男人，专注地介绍着，手指拂过一件藏青色的工装外套。
就在她转身的这一刻。
那个一直沉默站在她身后的男人，眼神骤然变得冰冷而锐利。他那只一直插在深蓝色工装口袋里的右手，极其迅速而无声地抽了出来——手里赫然握着一把沉甸甸的、金属质感的活口扳手！扳手的金属表面泛着冷硬的光泽，与他粗糙的手指形成残酷的对比。
徐婷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介绍的声音微微一顿，正要回过头来——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男人如同捕食的猎豹般猛地向前一步，左手从后面死死捂住了徐婷的口鼻，巨大的力量让她瞬间窒息，所有的惊呼都被堵在了喉咙里。他右手的扳手并没有举起，而是依旧紧握着，利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强行将拼命挣扎、但力量悬殊的徐婷，半拖半抱地、踉跄着向后院的方向拽去。徐婷双脚徒劳地蹬踹着，踢倒了一个摆放着围巾的展示架，彩色的围巾散落一地。
店铺通往后院的那扇小门被男人的脚粗暴地撞开，又晃荡着关上，隔绝了前厅的阳光与后院的阴暗。
后院是堆放杂物的空间，狭窄而凌乱。挣扎的声音、压抑的呜咽声、以及某种钝器击打的沉闷声响……持续了短暂而可怕的一段时间，然后，一切归于死寂。
过了一会儿，后院的门再次被推开。男人独自走了出来。他的呼吸略微有些急促，但动作却有条不紊。他仔细地拉好工装的拉链，整理了一下帽檐，仿佛刚才只是完成了一项寻常的工作。他甚至蹲下身，将前厅被踢倒的展示架扶起，把散落的围巾大致归拢了一下。
然后，他再次走进后院。当他重新出来时，手上多了一件衣服——那是徐婷今天穿在里面的、一件鲜红色的薄款羽绒服。他站在后院门口，用一种近乎怪异的、专注的神情，将这件红色羽绒服平铺在地上，动作熟练而仔细地将其折叠起来，抚平每一道褶皱，最终叠成一个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方块。
他将这个红色的方块，郑重地放在了后院墙角一个相对干净、显眼的位置。
做完这一切，他从工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两样东西。一枚熟悉的、带着细微划痕的特殊十字螺丝，被他随意地丢在了叠放好的红衣旁边。接着，他又掏出一张小小的、纸质粗糙、边缘甚至有些毛糙的白色卡片。
那是一张名片。
上面用普通的打印机字体印着几行字：
白银xx路五金维修
专业维修：水管、电路、门窗
（下方本应印有姓名和电话的位置，却是一片刺眼的空白）
没有任何姓名，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甚至连一个虚构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只有一段模糊的地址——“xx路”，以及无人能够证实的维修业务。
他将这张诡异的名片，轻轻地、几乎是带着某种仪式感地，压在了那枚十字螺丝的下面。
最后，他直起身，目光再次冰冷地扫过已然恢复平静、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的店铺前厅。他的工装袖口，在刚才的动作中微微卷起，露出了一小截粗糙的蓝色布料纤维，与之前多起案发现场发现的蓝色工装纤维，如出一辙。
没有丝毫留恋，他推开店门，身影迅速融入xx路午后稀疏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如同水滴汇入江河，转瞬消失不见。阳光依旧明媚地照耀着“婷美服装店”的招牌，仿佛从未见证过刚刚发生在这扇门后的、令人发指的暴行。
案发当晚，高磊是从外地跑车回来的。他是一名二十七岁的货车司机，身材高大，皮肤被风吹日晒染成了古铜色。当他兴冲冲地赶到妻子的店铺，准备接她回家时，看到的却是刺眼的警戒线和神情肃穆的警察。
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他像疯了一样推开阻拦的警察，冲进店铺，穿过凌乱的前厅，直奔后院。
然后，他看到了。
那件被叠放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放置在墙角的红色羽绒服。那红色，在昏暗的后院里，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又像一滩凝固的鲜血，灼烧着他的眼睛。
“婷婷——！”高磊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整个人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轰然跪倒在地。他几乎是爬着过去的，伸出颤抖的双手，一把将那件冰冷的红色羽绒服紧紧抱在怀里，仿佛那就是他妻子的身躯。他把脸深深埋进柔软的布料里，贪婪地、徒劳地想要嗅到一丝妻子熟悉的气息，却只闻到一股陌生的、冰冷的尘埃味。
“婷婷……婷婷你怎么不等我回来……我们说好的……说好等我回来去吃火锅的……你怎么就……”他语无伦次地哭喊着，滚烫的眼泪瞬间浸湿了红色的布料，留下深色的、无法磨灭的泪痕。
当取证人员上前，想要按照程序将这作为关键证物的红色羽绒服收走时，高磊像是护崽的猛兽，死死抱住不放，双目赤红地瞪着对方，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这是我的！这是她的！这是她最喜欢的衣服！你们不能拿走！留给我！求求你们留给我！”
最终，在警方和心理医生的反复劝说下，出于破案的希望，高磊才极度艰难地、一点点松开了手，眼睁睁看着那件红衣被装入证物袋带走，仿佛带走了徐婷最后一点温度和存在的证据。
徐婷下葬后，高磊没有离开这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他关闭了“婷美服装店”，但也没有转让。他将店铺重新简单装修，开了一家小小的、只售卖油盐酱醋和简单日用品的杂货铺。店铺的格局几乎没有改变，只是货架取代了衣架，商品变成了最普通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在这间杂货铺最显眼的位置，正对着门口的那面墙上，始终挂着一件崭新的、与徐婷遇害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的红色羽绒服。那是高磊跑遍了白银市所有的商场，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同款。他每天开店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地擦拭那件挂着的红衣，不让它沾染一丝灰尘。
他自己也几乎变了一个人。不再跑长途运输，终日守着这个没什么生意的小店。身上总是穿着徐婷生前织给他的一件旧毛衣，眼神空洞，常常对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有顾客来买东西，喊他好几声，他才仿佛从遥远的梦境中被惊醒，茫然地抬起头，动作迟缓地拿取货物，找零钱时也常常出错。
好心的邻居和亲戚看他年纪轻轻，劝他振作起来，甚至张罗着给他介绍新的对象。高磊总是沉默地摇头，声音干涩而固执：“我等她。她会回来的。她只是……出去买东西了，还没回来。”
在他的卧室里，床头柜上摆着他和徐婷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徐婷，穿着红色的中式礼服，笑得一脸幸福甜蜜，依偎在高磊身边。而高磊的枕头下面，则常年压着徐婷留下的一条红色羊绒围巾，那是他每个难以入眠的夜里，唯一的慰藉。
半年后，警方在针对徐婷案进行新一轮排查时，再次找到了高磊，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更多关于潜在嫌疑人的信息。高磊努力地从巨大的悲伤和混沌中挣扎出来，回忆着案发前几天店里的情况。
“好像……是有一个男的，”他揉着胀痛的太阳穴，声音沙哑，“身高……跟我差不多？可能一米七五左右吧？记不清具体样子了，好像戴着帽子……他手，对，他递钱的时候我看到，手指特别粗糙，指甲缝里……好像有点黑。说话……说话声音有点哑，好像还有点鼻音，闷闷的……他说……他说要修东西，问有没有耐脏的外套……”
这些特征，与之前几起案件中推断的凶手形象部分吻合。然而，当警方问及那张诡异的名片时，高磊却一脸茫然，毫无印象。那张名片被凶手刻意留在了后院，一个高磊当时情绪崩溃状态下根本不会注意到的角落，也未曾被其他早期进入现场的邻居发现。这条凶手留下的、看似最“直接”的线索，反而成了专案组内部一个混乱的谜团。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专案组会议室。气氛沉闷得如同暴风雨前凝固的空气。窗户开着，但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无法驱散室内弥漫的焦虑和无力感。
墙上那张巨大的案件线索图，时间轴最终停止在“2002.2.5 徐婷案”这个节点上。一条红色的粗线在这里戛然而止，仿佛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桌子上，摊开着徐婷案的所有物证：那枚毫无新意的十字螺丝，那根熟悉的蓝色工装纤维，以及，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困惑的——那张空白的名片。
周建军坐在主位，手指间夹着的烟已经积了长长一截烟灰，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神色凝重地看着面前厚厚一沓、却毫无实质性进展的排查报告。赵长河坐在他对面，不过四十二岁的年纪，两鬓却已经过早地染上了霜白，眼角的皱纹深刻如刀刻。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但紧锁的眉头显示他并未得到片刻安宁。
大量的警力被投入到对xx路及周边区域所有五金维修店、相关从业人员的地毯式排查中。然而，结果令人沮丧。没有任何一家店铺承认印制或使用过这种粗糙的、无姓名电话的名片。名片上那个“xx路五金维修”的地址，经过仔细核实，发现它指向的是xx路一个“虚构的中段位置”——那里可能是一个电线杆，可能是一面墙，也可能是一个垃圾桶，但绝不存在任何一家实体店铺。
凶手留下了一张看似可以追踪的名片，却精心抹去了一切真正具有指向性的信息。这更像是一种嘲弄，一种对警方侦查能力的公然挑衅。
林岚的检验报告再次确认了物证的同一性：“徐婷案现场的十字螺丝，与之前系列案件中的螺丝，在规格、材质、甚至细微的使用划痕上完全一致。蓝色工装纤维的材质和颜色，也与包头案、李玥案中发现的纤维和纽扣吻合。可以确定，是同一凶手所为。”
然而，这确定的并案结论，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知道是同一人所为，却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而“名片”这条线索，非但没有带来突破，反而像一团迷雾，干扰了侦查视线，让本就复杂的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更让专案组感到沉重的是，从2002年2月5日之后，直到2002年年底，再到2003年春天，白银市，乃至周边地区，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手法的、针对红衣女性的命案。
那个如同幽灵般徘徊了十四年的“红衣杀手”，真的彻底消失了。他为什么停止？是良心发现？是离开了白银？是生病了？还是……如同那张名片所暗示的，他完成了某种自我设定的“使命”，或者仅仅是因为年龄增长、子女成年（如果他有的话），而更加担心暴露，选择了主动隐匿？
没有人知道答案。
时间的流逝，并未带来真相，反而在不断稀释着破案的可能。社会关注度逐渐降低，上级的压力虽然仍在，但缺乏新线索，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彻底的停滞。
2003年，一个艰难的决定终于下达。因“长期无突破性新线索”，“红衣案”专案组被正式宣布暂时解散。所有的案卷、物证被封存，相关人员回归原有岗位。
周建军在宣布解散的会议上，看着眼前这些疲惫不堪、心有不甘的同事们，重重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沧桑：“这案子……我们尽力了。现在，只能交给时间了。希望……未来能有转机吧。”
赵长河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他翻开那本跟随了他十五年的、边角已经磨损严重的黑色侦查笔记本。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用力地写下了一行字，作为他十五年追凶生涯的句点：
“2002.2.5，最后一案。名片、螺丝、蓝色工装。凶手，匿迹。”
墙上的线索图被缓缓卷起，那张诡异的名片照片被单独取下，贴在了尘封的案卷最上面，旁边画着一个巨大的、血红色的问号。一个时代，似乎就此落幕。
二零零三年的秋天，白银市公安局那间鲜有人至的物证室。阳光透过高高在上的、布满灰尘的气窗，投射下几道昏黄的光柱，照亮了空气中缓慢飞舞的尘糜。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油墨以及某种金属和木质混合的、陈旧的气味。一排排高大的、深绿色的铁皮档案柜如同沉默的巨人，矗立在阴影里，守护着无数被封存的秘密和未解的悬案。
赵长河穿着常服，没有警衔标志，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他手里捧着一个长约半米、宽约三十公分的深灰色铁皮箱，走到了一个年轻警察的面前。铁皮箱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表面的灰色油漆多有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边角处有明显的磕碰和磨损痕迹，提手也因为长期的握持而变得光滑。
箱子的正面，用白色的油漆清晰地写着两行字：
红衣连环杀人案
1988 - 2002
这个年轻人是陈锐。二十三岁，刚从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至白银市公安局刑侦队不久。他穿着崭新的警服，身姿挺拔，眼神清澈而坚定，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抱负。
赵长河将铁皮箱轻轻放在旁边一张落满灰尘的木桌上，打开了那把有些锈蚀的锁扣。箱盖掀开，发出“嘎吱”的声响。
里面的东西摆放得异常整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持有者多年的执着和一丝不苟。
最上面是几个透明的证物袋，分别装着：不同案发现场提取的十字螺丝样本；蓝色工装纤维和那枚来自李玥案的、带着模糊“广”字印记的纽扣；还有那张来自徐婷案的、空白的五金维修名片。
下面是一叠厚厚的现场照片和受害者资料，一张张年轻鲜活的笑脸，最终都凝固成了冰冷的影像。
旁边是赵长河那本着名的黑色侦查笔记，以及专案组历年来的会议记录和排查报告。
在一个特别加固的、内部衬有软垫的小格子里，放着那个最为关键的——来自包头郑梅案现场的“微量生物检材”保存管。林岚当年的嘱托，赵长河一刻也未敢忘记。
而在箱子的最底层，在一个用柔软绒布包裹着的小盒子里，静静躺着一枚小巧的、珍珠白的发卡。那是当年张敏遇害时，头上别着的、母亲王秀兰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后来，王秀兰将它送给了赵长河，说是留个念想，希望他别忘了小敏。
“小陈，”赵长河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和沉重，“这个箱子……我跟了它十五年。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三岁。里面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件东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没破……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心里头……最重的一块石头。”
他的手指拂过那些冰冷的证物，最终停留在那个微量生物检材的保存管上，指尖微微颤抖。
“林法医，还有警校的那些专家都说，未来的刑侦，得靠技术。这个东西，”他指着那根小小的管子，眼神里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光，“林法医当年拼着命保存下来的，她说……未来可能有用。你一定……一定要想办法，好好保存下去。或许……或许哪天，技术就到了那一步了。”
陈锐郑重地点头，伸出双手，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铁箱。入手的分量，远超他的想象，那不仅仅是金属和纸张的重量，更是十五年时光、无数人的期望、以及未能昭雪的冤屈的总和。他看着赵长河花白的鬓角和布满血丝、却依然带着不甘的眼睛，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赵叔，”陈锐的声音年轻，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定，“您放心。这个案子，我记住了。只要未来的技术允许，只要我还在这个岗位上一天，我就一定会想办法，重启调查，解开这里的秘密。我向您保证，一定给那些受害者……还有您，一个交代！”
赵长河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清澈而坚定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同样满怀热血和信念的自己。他伸出粗糙的手，重重地拍了拍陈锐的肩膀，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再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他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打开的铁皮箱，目光掠过那枚珍珠发卡，掠过那些泛黄的照片，然后毅然转过身，步履有些蹒跚地，向着物证室门外那片昏黄的光线走去。他的背影在堆积如山的档案柜投下的阴影中，显得格外孤独、落寞，仿佛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未竟使命的终结。
陈锐默默地看着赵长河消失在门口，然后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合上铁皮箱的盖子，锁好。他拿起那个装有微量生物检材的管子和那枚珍珠发卡，仔细地看了看，仿佛要将这份沉重的托付刻进心里。随后，他将整个铁皮箱稳稳地抱起，走到了外面分配给自己的办公桌前，弯下腰，将它郑重地、稳妥地放在了办公桌下的最深处。
那里，将是他守护这个秘密、等待时机的新起点。尘封的物证陷入了沉睡，但希望的火种，已然传递到了新一代的手中。漫长的、等待技术曙光的岁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