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原堂论文
序
管辖区域纵横两三千里，身兼尚书侍郎之职，并拥有古代御史大夫、中丞的官衔。统辖范围跨越数州郡，多则百余城，少则五六十县。下属有监司、郡守、牧令、丞倅等各级文官数百人，武官自提督、总兵以下，皆恭敬听命。赋税征收、司法刑狱、军事谋划、河工治理、盐务漕运、官员升降等重大政务都需其裁决。又有宾客往来，下属求见，每日鸡鸣即起梳洗，整理衣冠接待访客。门房持名帖按次序引见，官员们如鱼贯雁行般依次进见，接见十余批仍未结束，便改日再会。改日依旧如此忙碌。退堂后又有胥吏抱着文书，右手举至额头，左手垂至腹部，蹒跚而入呈递公文。
公事私务、新案旧档，交错堆满案头。重要事务，官员需亲自审阅详加裁决；例行公事，则稍作批阅签署即可。因此当今总督、巡抚等大员，凡是需要上奏朝廷的文书，大多交由幕僚办理。官员难以亲自执笔构思，实属情势所迫。然而担任幕僚者，往往拘泥于刑名律例，墨守成规，只求规避处分，以不触犯条例为要务。即便有人体察民情，锐意改革，试图破除陈规，也常被部议驳回而无法实施。可见奏疏要兼顾周全与实效，竟是如此困难。
我的兄长太傅文正公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因上奏讨论大礼、规谏圣德等奏疏，以忠诚正直闻名天下。后来他执掌兵权，在东南地区开设幕府。东南一带的博学大儒、知名贤士、学识渊博的辩才之士，都被他以礼相待，延揽入幕。其中杰出者，后来相继担任将相，功勋卓着；次一等的也以文才学识着称于当时。这些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人才，议论时政得失，分析军情胜负，经过深思熟虑，再加以文字修饰。本不必担心他们的文辞不够工整，意思不够妥帖。然而文正公有时起初认可他们的文稿，最终却加以修改，字斟句酌，十不存一。这难道是要与那些冥思苦想、专精文字的人较量文采吗？其实才能是天生的，而见识则需要磨练才能精纯。
人的聪明才智原本相差不大，但天下事变的发生，往往超出常人智慧思虑所能预料。唯有阅历深厚者，方能坚守正道，从容应对时势变化。因此文正公的奏疏从不作过分夸饰之辞，也不发无谓忧惧之语。他分析敌寇盛衰、中外局势，对一切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都如明镜照物、龟甲占卜般精准无误。然而他始终谦逊自抑，从不轻言必然，可事后往往证明其判断分毫不差。这难道不是他的见识远超常人吗？
曾国荃年轻时曾在京城的官邸侍奉文正公，跟随他学习；壮年时辗转军旅，随文正公征战江西、江南等省。仰赖圣明天子的威德，大功告成后，兄弟二人蒙受殊荣，却因担心才疏学浅而获罪，便请求辞官归乡。文正公担心他缺乏选择判断的能力，便精选古今名臣奏疏若干篇，详加批注评点，命名为《鸣原堂论文》。国荃拜读后深感其中既包含臣子进言的体例，也体现了文正公一生治学的精髓。今年王鼎丞先生来湖南编纂文正公遗着，国荃便拿出这部文稿，委托他校勘刊印。
如今国荃已至暮年，自愧学识浅薄，无益于时局。追忆往昔，与文正公在惊涛骇浪中并肩作战，抱着万死不辞的决心争夺寸土之地，何曾料到日后还能有安闲度日之时。现今天下太平，文正公得以善终。国荃也得以归隐林下养病，悠闲自得，与几位故交饮酒论文，这实在是当初未曾想到的。后世读文正公着作的人，了解他的为人，体察他的时代，必定会反复感叹其文章、功业与生平际遇，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同治十二年九月，湘乡曾国荃作序。
后序
以上《鸣原堂论文》两卷，是我的老师湘乡曾文正公选编的从汉唐至本朝名臣奏疏共十七篇。他详细论述奏疏的义理章法，用以教导其弟沅甫宫保。宫保将文稿交给我阅览，嘱我校勘刊印。
序言写道：夏商周三代以前，臣子劝诫君主，如大禹、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人的言论，都记载在《尚书》中。这些言论最为崇高！他们都是圣贤之人，深谙治国之道且阅历丰富，所阐述的道理极为高明，又切实可行。他们指陈时弊十分直率，却必定以平和深沉的文辞表达，不作惊世骇俗、偏激冲撞之语。他们寄托的思想极为深远，却能让读者容易理解。这些言论切合世情，通晓时变，却始终以道德为根本，不采用任何苟且侥幸的计谋。至于《春秋》内外传所记载的谋略忠言，敦厚优美，仍保留着训诰的遗风。
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有的用隐语廋词讥讽嘲骂，有的故作惊人之语耸动视听，简直与俳优戏子无异。其中不幸者触怒君主，惨遭杀戮，灾祸何其惨烈！这种进言方式也未免过于鲁莽。自此以后，臣子进谏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类：儒者拘泥经义，好谈上古之事，劝谏君主必称尧舜，论礼乐必待百年，对井田、封建、学校等制度长篇大论而不厌其烦。君主听惯了这些迂阔之谈，便视为老生常谈而心生厌弃。而那些才智之士揣摩君主心意，迎合时势，兜售纵横捭阖、富国强兵之术，往往立见成效，致使天下渐渐崇尚功利。
至于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他们进献忠言、指陈时弊动辄数万言，论是非则持守公允，讲制度则务求恰当，既能体察民间疾苦，又能揭示军中谋略。其言论立意高远却不悖时宜，切近实际又不违古道，岂非奏议的最高典范？文正公论奏疏之道说得好：“必须平日读书明理，深造自得，确有心得，而后方能进献君主。又须熟谙前代史事与本朝典章，方能称得上典雅。”啊！这番话真是道尽其中精要了！
文正公所撰写的奏疏共有若干卷，其中佳作广为流传，士大夫多能背诵其文句。他所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已另行刊印流传。这部《鸣原堂论文》篇幅虽不多，却如同黄河发源之初的涓涓细流。若能顺流而下，待到秋水时至，乘巨筏直抵北海，便能领略浩瀚汪洋包容天地、吞吐古今的壮阔气象，岂不更显宇宙之大观？同治十二年九月，门人东湖王定安谨叙于长沙寓所。
序目
《棠棣》是宴饮兄弟的诗篇，《小宛》是兄弟相互告诫避祸的诗篇，两诗都以脊令鸟起兴。因为脊令鸟性情最为急切，用情最为真挚。所以《棠棣》用它来比喻急难相助的情谊，《小宛》则用它来比喻远行奋进的诚心。我长期困于军旅，温甫、沅浦两位弟弟从军，最初都是因急难而来相助。沅浦坚忍果敢，终成大功，使我得以免于罪责。因此常与沅弟以“不可贪图安逸”相互告诫，期望能早起晚睡，不辱没父母所生。于是取两首诗中脊令鸟的寓意，将堂命名为“鸣原堂”。曾国藩记。
鸣原堂论文卷上
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
《汉书》记载“汉成帝即位时，匡衡上疏劝诫要慎重选择后妃、提倡经学、注重威仪规范”，这是分为三件事。姚鼐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中题为《戒妃匹劝经学疏》，遗漏了最后一件关于威仪的事。因此本文题目依照《汉书》的记载。
陛下天性至孝，哀伤思念之情萦绕于心，从未参与游猎宴乐之事，确实体现了慎终追远的崇高品德，这种孝思永无止境。臣私下希望陛下虽已具备圣明本性，仍能进一步修养圣心。《诗经》说“孤独忧伤”，说的是周成王服丧结束后仍思念先王，心绪未能平复。这正是为了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弘扬教化的根本。以上是总起部分。
臣还曾听老师说过：“夫妇婚配之事，是百姓繁衍的开端，万物生发的本源。婚姻之礼端正了，然后万物才能顺利生长，天命才能完整保全。”孔子论述《诗经》，以《关雎》作为开篇。说的是上古圣王作为百姓父母，王后夫人的德行若不能与天地相匹配，就无法承奉神灵的统绪，调理万物的秩序。
所以《诗经》说：“娴静美好的女子，是君子的佳偶。”这是说女子能保持贞洁贤淑，操守专一。情欲的冲动不会表现在仪容上，私密的欢愉不会流露在举止间。这样的女子才能匹配至尊的君主，成为宗庙祭祀的主持者。这是伦常纲纪的首要，王道教化的开端。自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衰，无不与此相关。希望陛下明察得失盛衰的教训，以奠定国家根本。选择有德行的女子，警惕声色之娱，亲近庄重恭敬之人，疏远巧佞机巧之辈。以上是关于慎重选择后妃的劝诫。
臣见陛下圣德纯厚，专心研读诗书，好学不倦。臣匡衡才疏学浅，难以辅佐阐明圣贤之道，弘扬德政教化。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明辨善恶归宿，区分吉凶界限，通达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所以通晓六经要旨，就能调和天人关系，使草木昆虫得以繁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记载着圣人言行的精要，更应深入研究其深意。以上是关于提倡经学的劝谏。
臣还听说圣王的一举一动、待人接物，无论是敬奉上天、侍奉双亲，还是临朝听政、宴飨群臣，都遵循礼制规范，以此彰显人伦纲常。恭敬谨慎、战战兢兢，是事奉上天的仪态；温和恭顺、谦逊有礼，是侍奉父母的礼节；端正庄重、严肃谨慎，是统御臣民的威仪；宽厚仁慈、和颜悦色，是接待臣下的态度。所有言行举止，都合乎礼仪规范。因此圣王的形象体现仁义，行为成为法则。孔子说：“君主德行值得尊崇，仪容举止值得效法，进退举止合乎法度，这样治理百姓。百姓就会敬畏爱戴他，并以他为榜样。”
《大雅》说：“恭敬谨慎保持威仪，这是百姓效法的准则。”诸侯正月朝见天子时，天子以光明的道德和肃穆的威仪接见他们。又用礼乐教化他们，赐宴后才让他们归国。因此万国诸侯无不获得福泽，接受教化而形成良俗。如今正月初一陛下驾临正殿，接受朝贺，设宴款待各方来使。《传》说：“君子重视开端。”希望陛下留意言行举止的节度，使群臣能够瞻仰圣德光辉，以此奠定治国根基，这将是天下的大幸。以上是关于威仪准则的劝谏。
夏商周三代以后向君主进谏的文章，当以这篇和诸葛亮的《出师表》为最佳。其文意深远纯正，风格厚重，简直与《六经》同出一脉。像“情欲的冲动不会表现在仪容上，私密的欢愉不会流露在举止间”这样的句子，朱熹将其收入《诗经集传》，正是因为这些言论立论有据，根基深厚。
这类奏议文章，固然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但必须看到其中阐述道理的高远境界，以及遣词造句的严谨不苟，这样才能平息浮躁之心，去除虚浮之词。
贾谊／陈政事疏
臣私下思虑当前形势，值得为之痛哭的事有一件，值得为之流泪的事有两件，值得为之深深叹息的事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常理、损害正道的事，更难以一一列举。那些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唯独臣认为并非如此。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媚，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根本的人。
这就像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自己却睡在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就以为很安全。当今的形势，和这有什么不同？本末倒置，首尾断裂，国家制度混乱，毫无章法，怎么能说是太平？陛下为何不让臣详细陈述于御前？臣愿借此机会献上治国安邦的良策，请陛下仔细斟酌！
射猎游乐的欢愉，与治国安邦的大事相比，哪个更为紧要？如果说治理国家需要劳心费神，辛苦操劳，失去钟鼓之乐的享受，那确实可以不做。但若既能享受同样的欢乐，又能使诸侯遵循法度，战事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匈奴归顺臣服，四方闻风归附；民风淳朴，诉讼减少；治国大计得以实现，天下自然太平有序。
天下气象清明和顺，井然有序；在世时是明君，去世后为明神；美好的声誉将流传万世。按照礼制，开国君主称祖，有德之君称宗，使顾成之庙尊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室永存，建立长治久安的基业，继承祖庙，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道。恩泽天下，养育万民，这是最大的仁德。
确立纲常法纪，权衡轻重得当，后世便可奉为万世典范。即使遇到愚钝无能的继位者，仍能承袭基业而保太平，这才是真正的圣明。以陛下的英明睿智，只需让稍通治国之道的大臣辅佐左右，实现这些并非难事。这些方略本可随时呈奏，望陛下切勿忽视！臣曾考察天地之道，验证往古经验，结合当今要务，日夜思虑此事，已极为透彻。纵使舜禹复生，为陛下谋划，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以上为总序
分封诸侯国必然会形成相互猜忌的局面。下位者屡遭其害，上位者常怀忧虑，这绝非安定朝廷保全诸侯之道。如今有亲弟图谋称帝东方，亲兄之子举兵西进，现在吴国又传来告急文书。
天子正值盛年，行事仁义无过，恩德广施天下，尚且出现这样的局面，更何况那些权势十倍于此的强大诸侯？然而天下尚能稍得安定，只因各大诸侯王尚且年幼力弱，朝廷委派的太傅和国相正掌握实权。但数年之后，诸侯王们大多成年，血气方刚。届时朝廷任命的太傅国相就会称病被罢免，他们便会从丞尉以上官职全部安插亲信。到那时，难保不会重演淮南王济北王的叛乱。
济北王正是前文提到的亲兄之子举兵西进之事。等到那时再想治理安定，就算是尧舜再世也难以挽回。黄帝曾说“日到正午必须晒物，手持利刃必须切割”。如今若能顺应此理，要保全安定其实很容易，若不肯及早行动，等到骨肉相残兵戈相见之时，与秦朝末年有何区别？以天子之尊，借当今之势，承上天之助，尚且畏惧转危为安、化乱为治。假使陛下处在齐桓公的位置，难道会不联合诸侯来匡正天下吗？臣深知陛下必然不会这样做。以上是说明数年之后诸侯王必生变故，应当早作打算。
倘若陛下处在当年淮阴侯韩信仍为楚王、黥布占据淮南、彭越统治梁地、韩王信盘踞韩国、张敖称王赵国、贯高担任国相、卢绾割据燕国、陈豨盘踞代地的局面，让这七位权臣都安然无恙地存在——这七人都是高祖的旧臣，后来封王谋反——当此之时陛下刚刚即位，能够高枕无忧吗？臣深知陛下必定不能安心。
天下大乱之时，高祖皇帝与诸位豪杰一同起兵，当时并没有宗族势力作为依靠。那些追随高祖的功臣，最受宠信的不过担任中涓之职，次一等的仅仅当上舍人，他们的才能与高祖相差甚远。
高祖皇帝凭借圣明威武之资登上天子之位，将富庶之地分封给功臣们为王。多的封给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可谓深厚。然而此后七年之间，竟有九起叛乱。陛下与这些功臣既非亲自较量才能后使他们臣服，也非亲手封他们为王。连高祖皇帝尚且不能确保一年太平，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以上说明高祖时期尚且不能阻止诸侯王造反。
然而尚且可以推托说那些是疏远的异姓诸侯。请让臣说说同宗亲族的情况：假如悼惠王仍统治齐国，元王占据楚国，中子称王赵国，幽王盘踞淮阳，共王割据梁地，灵王控制燕国，厉王盘踞淮南——这七位宗室贵胄都安然无恙，他们都是高祖的嫡亲子弟，后来却纷纷反叛。当此之时陛下刚刚即位，能够治理天下吗？臣深知陛下同样不能。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怀着平民兄弟争权的心思，大抵都想僭越帝制自立为天子。
这些诸侯王几乎都想自立为帝。他们擅自封赏爵位，赦免死罪，更有甚者竟敢使用天子车驾，汉朝法令在他们那里根本行不通。即便是像厉王这样公然违法的诸侯，下令他都不肯听从，召见他又怎会来呢？就算勉强来了，法律又如何能惩治他？只要触动一个宗室，天下诸侯就会群起响应。陛下的臣子中，即便有冯敬这般刚直敢言之士，刚开口劝谏，恐怕匕首就已刺入他的胸膛了。
陛下虽然贤明，但谁来辅佐处理这些事呢？所以疏远的诸侯必然带来危险，亲近的宗室必定引发动乱，这已是验证过的事实。那些依仗实力造反的异姓诸侯，汉朝侥幸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导致叛乱的根源。如今同姓诸侯又沿着同样的轨迹造反，已有征兆了。这种形势发展下去，祸乱必将重演。灾祸的演变，难以预料会如何发展。即便是明君在位尚且不能安定，后世又将如何应对？就像屠牛坦一天能分解十二头牛而刀刃不钝，是因为他顺着肌肉纹理切割。
遇到牛的大骨关节处，不用砍刀就得用斧头。仁义恩德，好比君主的薄刃刀；权势法制，才是君主的砍刀斧头。如今诸侯王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放着斧头不用，却想用薄刃刀去对付，臣以为不是刀口崩缺就是刀身折断。为何不对淮南王、济北王用斧头？因为形势不允许。淮南王是亲弟弟，济北王是亲侄子。对至亲尚且不能用薄刃刀，何况现在这些同姓诸侯，形势更不允许只用薄刃刀了。以上说明反叛迹象已现就难以控制，应当及早动用斧头手段。
臣考察以往之事，大抵势力强大的诸侯最先造反。淮阴王在楚地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信依靠匈奴支持又反；贯高凭借赵国资源又反；陈豨因兵精将勇又反；彭越利用梁地势力又反；黥布盘踞淮南又反；卢绾势力最弱，最后才反；长沙王仅有两万五千户封地，功劳最小却最安定，关系最疏远却最忠诚。这并非他们天性与众不同，而是形势使然。
当初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数十座城池称王，如今他们可能已经败亡了。如果让韩信、彭越这类人只封为彻侯而居，或许至今还能保全。
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策略已经可以明白了。要想让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要想臣子不被剁成肉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实力。实力弱小，就容易用道义驱使；封国狭小，就不会产生邪念。让天下的形势，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没有不服从控制的。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能感受到这种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