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斗与“耿”字碑
杨立正的老烟斗是柏木的，烟杆上有道斜纹，像被岁月刻歪的“一”字。每天清晨他都要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把烟丝揉碎了往铜烟锅里填，动作慢得像在摆弄什么宝贝。烟丝是村口小卖部买的“黄金叶”，五块钱一包，他能抽上半个月。
这天早上烟刚点着，院门外就传来自行车铃响。杨爱国推着二八自行车进来，车把上挂着个帆布包，脸上没什么笑模样。“爸，我跟小学那边说了，这民办教师我不干了。”
杨立正捏着烟斗的手顿了顿，烟锅里的火星子溅在青石板上，烫出个小黑点。“不干了？你当初哭着喊着想当老师，说英语好能教娃娃们，这才半年就撂挑子？”
“教娃娃不一样。”杨爱国把帆布包往石桌上一扔，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的英语课本，“一群六七岁的孩子，上课不是哭就是闹，教个字母要重复几十遍。我学国际贸易的，本想教中学，哪怕高中也行，现在倒好，天天跟尿裤子的娃打交道，连句正经的英语对话都用不上。”
“民办教师怎么了？”杨立正把烟斗往桌上一磕，烟蒂落在土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先干着，等明年县里有转正名额，你英语好，说不定就考上了。铁饭碗，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铁饭碗也得装对饭。”杨爱国梗着脖子，“我同学有的进了外贸公司，有的去了外企，上个月聚会，人家一口流利英语跟外国人谈生意，我呢？天天教‘A is for apple’，这不是浪费吗？”
杨立正没再吵，只是重新往烟斗里装烟丝，手指有些发颤。他想起二十年前在粮站的日子，那时候他也是这样，认准的理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时候粮站是村里的热闹地，秋收后村民们推着独轮车，拉着麻袋，排着队等着验粮。杨立正管验粮，手里的探子比谁都硬——潮粮、掺了沙土的粮，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探子里的粮食倒在筛子上，沙土往下漏，他就皱着眉摆手：“不行，回去晒透了再来，或者把沙土筛干净。”
有回村里的老王家儿子来交粮，麻袋口一打开，杨立正就闻出不对味，探子扎进去，拔出来的粮食带着股霉味。“这粮不能收，霉了的粮存不住，还会坏了其他好粮。”他说。
老王家儿子急了，往他兜里塞鸡蛋：“杨哥，通融下，家里等着这笔钱给我妈抓药呢。”杨立正把鸡蛋掏出来，往他怀里一塞：“治病的钱咱得挣干净的，你把粮拉回去，挑出好的再来，要是不够，我家还有两袋余粮，先借你。”
可不是所有人都领他的情。有次验粮，村里的李二婶拉来的粮潮得能攥出水，杨立正不肯收，李二婶当场就撒了泼，坐在粮站门口拍着大腿骂：“杨立正你个死心眼！拿着公家的钱，跟老百姓过不去！我看你是缺德缺到家了！”
周围人围着看，有人劝杨立正别较真，有人跟着帮腔说他“太耿”。杨立正没吵，只是把烟斗掏出来，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慢慢抽，烟圈一圈圈飘起来，遮住了他的脸。等李二婶骂累了，他才站起来，帮她把粮袋搬上独轮车：“婶，不是我刁难你，潮粮收进去，到了冬天会发霉，到时候国家受损失，咱们明年的粮种也没着落。你要是没时间晒，我下午帮你晒。”
李二婶愣了愣，推着车走了，没再骂，但背后的闲话没断过，说他“认死理”“没人情味”。杨立正都听着，从不辩解，只是烟抽得更勤了。可唯独一件事，他记了大半辈子——北家的侄北建军骂他的那次。
建军是他远房侄儿，在村里管收电费。有年冬天，北建军来收电费，杨立正派杨爱国去交，一分钱都没少。可转过年来，北建军家交粮，粮里掺了不少碎麦秸，杨立正不肯收，让他回去挑干净。北建军当场就翻了脸：“杨立正！你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个验粮的吗？跟我摆什么谱！我收电费的时候，你家一分钱没少交，现在我交粮，你就卡我？你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你这人胡搅蛮缠，电费我用了，自然我交，这种口子一开，你有秸秆，我有石块，他麦子湿，我不管不问，麦子坏了，明年你家若来这里取不回面粉，估计你更生气。年轻人照前不顾后。”此话一出口，建军更生气了：“我抬举你了，你是叔，不抬举了，你算球。”
这话像根刺，扎进了杨立正心里。他当时没说话，只是把烟斗捏得发白，看着
建军骂骂咧咧地拉着粮走了。那天晚上，他坐在灯下，烟斗抽了一锅又一锅，烟杆上的斜纹被熏得发黑。杨爱国那时候才十几岁，问他怎么了，他只说：“我没做错事，为啥连自家人都不体谅？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村里所有人，为了国家的粮袋子啊。”
后来粮站撤了，杨立正回了村，可那股“耿”劲没改。去年村里换届选举，有人想选村主任，就挨家挨户送东西——给老人送鸡蛋，给年轻人送烟，轮到杨立正家，那人提着两条“红塔山”进来，把烟往桌上一放：“立正哥，我这想竞选村主任，到时候还得靠你投我一票。这烟你拿着，尝尝鲜。”
杨立正没动，只是把烟斗掏出来，慢悠悠地装烟丝。“你的心意我领了，烟你拿回去。”他说，“我选谁，看的是他能不能为村里做事，不是看他送多少东西。你今天给我两条烟，明天你要是当了村主任，指不定想从集体里捞多少好处。这钱是集体的，是全村人的血汗钱，我不能为了两条烟，就把全村人的利益卖了，我得为儿孙们着想，不能让他们将来戳我的脊梁骨。”
那人脸色不好看，拿起烟走了，出门的时候还嘟囔：“真是个死心眼，给你烟都不要，到时候选不选还不是你一句话？”杨立正听见了，没生气，只是对着门口的老槐树笑了笑，烟锅里的火星子亮了亮，像他心里的那点光。
现在杨爱国要辞了民办教师的工作，杨立正看着儿子年轻的脸，想起自己当年的模样，心里又软又硬。软的是，他知道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就像当年他认准了验粮的理儿；硬的是，他怕儿子年轻气盛，错过了安稳的日子，将来后悔。
晚饭的时候，杨立正炒了两个菜，还开了瓶二锅头。他给杨爱国倒了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喝了一口，才开口：“爱国，我知道你不想教小学，觉得屈才。可你当初想当老师，不就是想教英语吗？小学的娃娃虽然小，可他们是村里的希望，你教他们学好英语，将来他们说不定能走出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这不也是你的心愿吗？”
杨爱国没说话，低头扒着饭。
“我当年在粮站，别人骂我，我不生气，因为我知道我没做错。北家侄儿骂我，我难受，因为我觉得自家人该体谅我。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没改，因为我知道，有些事必须耿着心去做，不能含糊。”杨立正又喝了口酒，声音有些沙哑，“民办教师是苦，是累，可转正的机会就在眼前，你再熬熬，说不定就成了。就算不成，你教过的娃娃，将来还记得你，还记得你教他们的英语，这难道不是件有意义的事吗？”
杨爱国抬起头，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看着他手里的老烟斗，烟锅里的火星子忽明忽暗。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坐在粮站门口，看着村民们交粮，脸上带着认真的表情；想起父亲在换届选举时，拒绝别人送的烟，眼神坚定；想起父亲提起本家侄儿骂他时，眼里的委屈。
“爸，我再想想。”杨爱国说，声音轻了些。
杨立正点点头，把烟斗往桌上一放，夹了一筷子菜给儿子：“好，你慢慢想。不管你选什么，爸都支持你，但是你要记住，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耿着良心，不能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不能做让别人戳脊梁骨的事。”
那天晚上，杨爱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白天在小学，有个小女生怯生生地拉着他的衣角，用不太标准的英语说：“老师，我长大了想跟你一样，说流利的英语，去看外面的世界。”他想起父亲说的话，想起父亲手里的老烟斗，想起烟杆上那道斜纹——那道斜纹，像个“耿”字，刻在父亲心里，也刻在了他的心里。
第二天早上，杨爱国推着自行车出门的时候，杨立正正在老槐树下抽烟。“爸，我去学校了。”杨爱国说，脸上有了笑模样。
杨立正愣了愣，然后笑了，烟锅里的火星子亮了起来。他看着儿子的背影，想起二十年前在粮站的日子，想起那些骂他的人，想起本家侄儿的话，突然觉得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儿子，也懂得了“耿”字的意思——不是认死理，不是钻牛角尖，是耿着良心，耿着责任，耿着对生活的那点认真。
杨立正把烟斗举起来，对着太阳照了照，烟杆上的斜纹在阳光下格外清晰。他慢慢抽了一口烟，烟圈飘向天空，像一个温柔的拥抱，裹住了整个村子，裹住了他和儿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