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盖着红印的文件，像一团火球，在校长办公桌上灼烧着他的视线。
他把林岚叫来，语气是从未有过的紧张：“林老师，停下吧，立刻暂停。‘未经批准的心理实验’、‘煽动性集体行为’，这两个帽子扣下来，我们谁都担不起。”
林岚看着校长额头的细汗，平静地摇了摇头：“校长，这不是实验，也不是煽动。如果现在停下，才真的坐实了这些罪名。”
话音未落，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一个戴着眼镜、神情严肃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自我介绍是教育局派来调查的专员，郑文舟。
校长立刻起身，紧张地搓着手，试图解释。
郑文舟却没看他，目光直接落在林岚身上，公事公办地开口：“林老师，关于‘种子地’项目，我需要一份完整的活动记录和理念说明。根据举报，你们的活动涉嫌……”
“郑老师，”林岚打断了他，语气不卑不亢，“文件和理论都是苍白的。如果您真想调查，我请求您亲自参加一次我们的课，就在今天下午。”
郑文舟镜片后的眼睛审视着她，沉默片刻，点了点头：“可以。”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洒在“种子地”上，孩子们围坐一圈，中间放着一个空篮子。
郑文舟坐在角落，手里拿着笔记本，表情依然严肃。
林岚没有讲任何大道理，只是轻声说：“今天，谁愿意分享你的种子故事？”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第一个站起来，他从地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小的布包，打开，朗读里面写在硬卡纸上的字：“我的爷爷是抗战老兵，他有一枚勋章，但他从来不讲战场上的事。我埋下的故事，是他有一次喝醉了，跟我说他最好的兄弟是怎么替他挡了一颗子弹。他说，记住他，就等于让他多活一天。”男孩读完，把卡纸放回布包，郑重地重新埋入土里。
接着，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站了起来，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写的是爸爸妈妈离婚那天晚上的事。他们在客厅吵架，我在房间里假装睡着了。后来妈妈进来，抱着我哭了很久。我把那个夜晚埋在这里，希望它能长出力量，让我以后可以保护妈妈。”
郑文舟握着笔的手，不知不觉停了下来。
他没有记录，只是静静地听着。
最后，一个一直很安静的小女孩慢慢站起，她手里什么也没拿，只是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我写了今天。因为昨天林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我画的画很好看，她说，我也是值得被记住的。所以，我把今天埋了下来。”
空气仿佛凝固了。
阳光落在女孩微微泛红的耳朵上，像一层温暖的光晕。
郑文舟久久没有说话。课程结束后，他私下找到了林岚。
两人走到操场边，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睛。
“我女儿五年前因为车祸去世了，”他开口，声音沙哑，“她的房间我一直保留着原样，里面还有她最后一本日记，写了一半。”
他望向那片“种子地”，目光变得悠远而悲伤。
“你们做的不是什么实验，”他轻声说，“你们是在替那些已经说不出话的人，守住他们呼吸过的痕迹。”
一周后，学校收到了正式的调查报告。
郑文舟在文件中这样写道：“该活动形式原始，情感价值显着，建议纳入地方文化保护试点项目进行观察。”
危机解除，但另一场无声的风暴却在陈默的身体里酝酿。
他开始频繁梦游。
每到凌晨三点，他会准时醒来，走到书桌前，对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像被无形的手操控一样，不停地书写。
天亮前，他又会悄然回到床上，对一切毫无记忆。
韩今露最先发现了他的异常。
她没有惊动他，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每天清晨，她会悄悄走进陈默的房间，将他写下的内容誊抄到自己的本子上，再把那本空白的笔记本原样放回。
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周。
当韩今露把七天誊抄的碎片拼凑在一起时，她惊得倒吸一口冷气。
那是一篇完整的、来自未来的新闻报道，标题是《“流动记忆”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承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布日期是2045年，而报道末尾的署名记者，赫然是三个字：陈默。
她将这份副本交给了林岚。
两人看着那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的文字，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最后，林岚把副本收好，对韩今露说：“先不要告诉他。有些真相，需要由时间亲自来揭晓。”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端，姚姗姗在一家流浪动物收容站里，遇见了一只猫。
那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橘猫，最特别的是，它的右耳有一个整齐的缺口，形状与她从S7病房那封信里读到的描述一模一样。
她收养了它。
兽医在为它处理伤口时，它不叫也不挣扎，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挂着的一个旧铜铃。
那天晚上，暴雨倾盆。
姚姗姗做了一个梦，梦里，废弃的S7病房灯光竟然亮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坐在床边，手里翻着一本书。
她看不清那人的脸，却能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悲伤。
惊醒后，她发现那只独耳猫正蜷缩在她床边的猫窝里，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
她伸手去抚摸它，却在猫窝旁捡到了一片烧焦的纸屑。
借着台灯微弱的光，她看到上面残存着几个字，笔迹潦草而急切：“……不要修正……要……留下……”
姚姗姗的心猛地一跳。
她抱起猫，走到被雨水冲刷的院子里。
她找到了那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铃，那是她用来装饰院子的。
她深吸一口气，轻轻摇响了它。
清脆的铃声穿透雨幕，仿佛在回应一个遥远的召唤，飘向了未知的远方。
几周后，一封没有寄件人地址的国际邮件送到了林岚手中。
邮件里是一份邀请函，国际数字遗产大会组委会邀请一位来自中国的代表，发表关于“记忆保存的伦理与创新”的主旨演讲。
提名人一栏，写着：“多位中国基层教育工作者联署”。
林岚接受了邀请。
出发前夜，她将父亲那块刻着诗句的石碑旁长出的蒲公英种子，小心翼翼地分装进一百个透明的小袋子里。
每一袋，她都附上了一张亲手写的便签：“你读过的每一段沉默，都是别人活过的回响。”
第二天清晨，晨光熹微。
学校的“种子地”旁，陈默、韩今露、顾小北、赵振邦……所有项目的核心成员都来了。
他们静静地排着队，林岚将一袋袋蒲公英种子依次交到他们手中，像是在传递一支无声的接力棒。
送走众人后，林岚独自回到家中，打开了电脑。
她为这次演讲准备了无数份讲稿，引经据典，案例详实。
但此刻，她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洞。
她反复修改着演讲稿，写了删，删了又写，直到深夜，桌上已堆满废弃的草稿。
她最终停了下来，关掉电脑，在黑暗中静坐了许久。
她忽然意识到，所有复杂的理论和感人的故事，都指向一个无比简单却又无比沉重的起点。
她需要找到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