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镇的最后一个清晨，王蓉在江边站了很久。晨雾从江面升起，古镇的青瓦白墙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一幅被水浸湿的古画。她想起姐姐在绣谱上绣的那些溪流——一条线从纸的这头蜿蜒到那头，穿过花草，绕过石头，最后消失在纸的边缘。
姐姐的人生就像那条线，从老家的小溪开始，汇入河口镇的江水，现在正流向省城的大江。而她现在要做的，是沿着这条水线，逆流而上，找到线的起点，也找到线的终点。
回到客栈，她开始最后整理行装。背包里东西不多，但每样都有重量：祖母的绣谱，姐姐的半页绣谱，吴老板给的当票和野菊花绣片，栓柱画的母亲肖像，还有厚厚一叠打印的线索资料。
她把它们一样样拿出来，又一样样放回去，像某种仪式。每件物品都代表姐姐生命的一个片段：绣谱是家族的传承，当票是生存的挣扎，野菊花是无声的问候，孩子的画是割不断的血脉。
最后放进去的是一本新的笔记本——河口镇这十天，她写满了大半本。从初到古镇的茫然，到发现巧艺坊的激动，到婆家对峙的沉重，到获得关键线索的释然。这些文字记录的不只是寻找，也是她对姐姐、对女性命运的理解在逐渐加深。
九点整，她下楼退房。老板娘正在柜台后算账，抬头看见她：要走了？
嗯。去省城。
找人的事……有进展了？
有。王蓉点头，谢谢您这些天的照顾。
老板娘从柜台后拿出一个小布包：这个带上。我们这儿的土方，艾草香包，驱蚊安神。路上用得上。
王蓉接过，香包散发着淡淡的草药味。谢谢。
姑娘，老板娘叫住转身要走的她，你要找的人……不管找没找到，都要好好的。人这一生，有些事强求不来。
这话里有善意，也有过来人的沧桑。王蓉点头：我明白。
走出客栈，古镇已经醒来。游客开始穿梭在老街，拍照、购物、讨价还价。王蓉背着包穿过人群，那些喧闹声仿佛隔着一层玻璃——她的心已经在前方的路上了。
在镇汽车站等车时，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我今天去省城。
有线索了？
嗯。确认姐姐2003年在省城汽车站待过，后来可能在江边市场摆摊绣花。
电话那头沉默。王蓉能听见母亲压抑的呼吸声。
蓉蓉，母亲的声音有些抖，如果……如果找到她，她不肯回来，你别逼她。只道她还活着，过得好，就够了。
这句话和父亲说的一样。父母在漫长的等待中，已经把期待降到最低——不是团圆，是确认。确认女儿还在这世上，确认她没有被苦难完全吞噬。
妈，我会尊重姐姐的选择。
挂掉电话，车来了。破旧的中巴车，车窗玻璃有裂缝，用透明胶带贴着。王蓉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背包放在腿上。车启动时，她回头看了一眼河口镇——青瓦白墙的老街，雾气蒙蒙的江面，还有那些她走过无数次的巷子。
这个古镇给了她最重要的线索，也让她看到了姐姐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2003年的冬天，一个生病的聋哑女人在这里挣扎求生，用半页绣谱换了十元钱，换来活下去的机会。
车驶出镇子，沿着江岸公路前行。江水在车窗右侧流淌，浑浊而平静。王蓉忽然想：姐姐当年离开河口镇时，是不是也走的这条路？她坐在什么样的车上？看着同样的江水，心里在想什么？
也许在想儿子栓柱，在想老家的父母妹妹，在想自己未知的明天。
四个小时的车程，王蓉大多时间在看窗外。农田、村庄、工厂、城镇，景色不断变化，像快速翻动的书页。而她在这本书里寻找属于姐姐的那一页。
下午一点，车进入省城地界。高楼大厦开始出现，车流变得密集。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再是江水的腥气和泥土的芬芳，是汽车尾气和混凝土灰尘的味道。
王蓉打开手机地图。周文发来了见面地点的定位——老城区的一家茶楼，离当年汽车站旧址不远。她还收到了陈警官的基本信息：陈建国，61岁，在汽车站派出所工作二十三年，2012年退休。
两点半，车到站。省城汽车站比河口镇的大十倍不止，人潮汹涌，各种方言混杂。王蓉背着包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看着周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景象，一时有些恍惚。
2003年秋天，姐姐就站在这里——也许就是她现在站的位置。一个从农村来的聋哑女人，背着破包袱，看着这座庞大的城市。她害怕吗？绝望吗？还是说，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能吓到她了？
王蓉深吸一口气，打开手机导航。茶楼距离车站步行十五分钟，她决定走过去——沿着姐姐可能走过的路。
老城区的街道狭窄，两旁是七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外墙斑驳，阳台上晾满衣物。小餐馆、理发店、五金铺挤在临街的一楼，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里和光鲜的新城区像是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流动得更慢。
茶楼在一条小巷里，木招牌已经褪色。王蓉推门进去，看见周文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一位头发花白、穿着旧夹克的老者——应该就是陈警官。
王蓉，这边。周文起身。
陈警官站起来和她握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是常年在一线工作的人的手。
陈警官，麻烦您了。
坐坐。老人很和气，小周都跟我说了。你姐的事……唉，造孽。
茶上来了，是普通的绿茶。陈警官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封面印着工作笔记 2003。
我听小周说了时间，就翻了翻当年的记录。他翻开笔记本，泛黄的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字，2003年秋天……那会儿汽车站还没搬，周边乱得很。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还有你们要找的这种——走失的、流浪的、打工找不到活路的。
他的手指沿着纸页移动：9月到11月，我们接到过三起聋哑人员求助。两男一女。女的这个……他停在一行记录上，“无名氏，女，约25岁，聋哑，在车站小吃摊帮工，与摊主发生纠纷。’时间：2003年10月28日。
王蓉的心跳加速：后来呢？
我出警处理的。陈警官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那女的不说话，就哭。摊主说她偷钱，她说没有——写纸上说的。我看了，不像是偷钱的，倒像是被欺负了。
怎么处理的？
我让摊主把她工资结了，让她走。老人叹气，那会儿警力不够，这种事太多了，只能调解。我记得……我给了她二十块钱，让她找个正经地方住。
二十块钱。王蓉想起婆婆说的，2003年秋天姐姐托人捎回家的二十块钱。原来是这样来的。
您记得她长什么样吗？
陈警官努力回忆：瘦，眼睛很大，看人怯生生的。右手……他突然想起什么，右手虎口有块疤，我问怎么弄的，她比划了一下——像镰刀割的。
对上了。全部对上了。
她后来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不知道。处理完我就走了。陈警官顿了顿，不过……2004年春天，我在车站又见过她一次。她在另一个小吃摊帮忙，看见我，还朝我点点头。
她过得好吗？
看着还行。衣服干净，人也精神了些。老人喝了口茶，我还想着，这姑娘总算站稳脚跟了。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陈警官翻到笔记本另一页：2004年6月，我又接到报案。还是她，被几个男的围住，要带她走。她说认识我，摊主就给我打了电话。
什么人要带她走？
说是老家来的，欠了他们钱。陈警官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一看就知道不对劲——那几个人流里流气的，不像正经讨债的。我就说，有什么事去派出所说。他们看我穿着警服，就走了。
王蓉握紧茶杯。又是追债的人。姐姐逃到省城，他们还是追来了。
那之后呢？您还见过她吗？
没了。陈警官合上笔记本，2004年底，车站就拆迁了。我也调到了别的片区。不过……他想了想，2005年还是2006年，我听原来车站片区的同事说，在江边市场见过一个聋哑女人摆摊，绣花卖。不知道是不是她。
又一个指向江边市场的线索。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陈警官把他能记得的都说了，还给了几个当年在车站一带工作过的人的名字——虽然大多已经联系不上了。
送走陈警官，王蓉和周文坐在茶楼里，窗外天色渐暗。
现在我们有两条线。周文在笔记本上画着，第一，2003-2004年汽车站周边；第二，2005年后的江边市场。从时间看，姐姐应该是车站待不下去了，才转移到江边的。
江边市场具体在哪儿？
我查了。老城区靠江的地方有几个自发市场，最大的叫滨江民间工艺市场，周末开，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周文调出地图，明天周六，我们去看看。
王蓉点头。她看着窗外的老街，华灯初上，行人匆匆。这座城市有八百万人口，而她要找的只是其中一个——一个沉默的、善绣花的、右手虎口有疤的女人。
这很难，但已经不是大海捞针。她有线索，有时间线，有具体地点。最重要的是，她有不会放弃的决心。
今晚住哪儿？周文问。
车站附近吧。王蓉说，我想在姐姐待过的地方住一晚。
他们找了一家老式招待所，条件简陋，但干净。房间在四楼，窗户对着老街。王蓉放下背包，站在窗前。
夜色中的省城灯火璀璨，远处的新城区高楼林立，像一座发光的森林。而姐姐在这些年里，就在这座森林的边缘地带——车站、江边市场、城中村——用她自己的方式生存着。
她打开背包，拿出那朵野菊花绣片，对着灯光看。丝线在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像有生命一样。
姐，她轻声说，我来了。这一次，我会找到你。
窗外，城市的夜晚刚刚开始。而寻找，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沿河往下游找——现在，她就在下游。在这个姐姐可能停留了十年的城市，在这个藏着无数故事也藏着她最想找的那个故事的省城。
夜风吹进房间，带着城市特有的味道。王蓉关掉灯，在黑暗中躺下。明天，她要去江边市场，去那个姐姐可能摆过摊、绣过花、度过无数个日夜的地方。
离春天越来越近了。离姐姐，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