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落下来的时候，我看见母亲按住裙摆那一下。那是她几十年养成的动作：坐正、压好、微笑。体面像一层看不见的壳，替她把凌乱收束成稳妥。可壳太久，会把人关在里面——今天，我要陪她把壳打开。
“准备好了吗？”我压低声音问。
她点头，又摇头，像在与两个方向同时拔河：“我说得不好，你别——”
“妈妈。”我把她握住，手心发烫，“你只要说你自己的事。别人要的是故事，我要的是你。”
直播间外面安静得像没有人。推门进去，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椭圆形的舞台：镜头、提词器、红灯，像一只只不眨眼的眼睛。主持人介绍很短，留给我们的，是一块被安静托住的时间。
“各位晚上好。”我开场，“今天这个镜头，我们不讲案子，不讲流程，不讲条款。我们讲体面。——也讲不再为体面背锅。”
母亲侧过脸，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她喉头动了一下，然后把话筒举得和嘴唇平齐：“我是顾琴。年轻的时候，我相信体面能挡风。后来我明白，体面挡住的，是我女儿的声音。”
她的声音比我想象得更稳。稳，是她一生练就的礼貌；今天的稳，更多的是回忆被重新摆放的从容。
“我年轻的时候，怕邻里议论，怕亲戚指指点点。有人来家里敲门，我会先把窗帘拉一点，再把笑准备好。我以为只要笑得体面，事情就会过去。后来，体面变成一个井口，我把自己和女儿都绑在井里。她喊，我说：小点声，外面会听见。”
她停了一下。我能听见她吸气的声音，像在一块旧玻璃上慢慢擦拭积尘。主持人没有插话，镜头缓慢推近。我知道这一段要靠她自己走过去。
“十二年前那张照片，钉在墙上。邻居看，亲戚看，电视上也看。别人指，她不解释。我劝她：忍一忍，体面一点。那时我以为，忍是唯一的路。后来我知道，忍是别人的路，不是她的。”
我握紧她的手。她没有看我，目光从镜头穿过去，像在向多年以前的某个午后开窗。
“我今天来，是想和我自己说一声：对不起。我把‘体面’穿错了方向。”她的声音忽然轻了，“体面不是用来挡孩子的，体面是你转过身去，替孩子把风挡住。——如果要选，我宁愿别人说我不体面，也不愿意让她在风里站十二年。”
我笑了，不是那种要传达信号的微笑，是被一句话击中后自然浮起来的那种弧度。我接过话筒：“妈妈说到这儿，我补一句，也是对镜头外的人说。我们不再为体面背锅。 这句话不是口号，它会写进我们明天的动作里。比如——在公开页里，我们把‘怕丢脸’也写成一个条目：‘怕丢脸→当面页先给家属一张椅子、给一杯水、把话听完再解释’。 让体面重新回到人的面上，不是留在墙上。”
主持人轻轻点头：“顾女士，您会担心今天说完，明天有人在背后说闲话吗？”
母亲笑了一下，那笑像冬天里晒到阳台上的被子：“会啊。可说就让他们说吧。以前我怕，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错。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没错。”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
“你抱我那次。”母亲看着我，“你说：‘我们一起把丢掉的说回来。’ 说那句话的时候，你眼睛很亮。我想，原来有一种体面，是把怕的事说出来。说出来，风就小了。”
直播间里安静得只剩下呼吸。屏幕上出现了实时弹幕，有人说：“像我妈。”有人说：“像我。”也有人说：“我今天把窗帘拉开一点点了。”
我继续往前走，把话说得更直接：“这几年，我们把‘失败回执’、‘当面页’这些东西写进了制度。今天，我想把‘体面回执’也写进去。——以后凡是涉及到家庭的公开说明，必须有人对家属当面说一句：‘不是你的错。’ 别笑，这也是一种修复。受伤的是人，不是表格。”
母亲看着我笑，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像一条被风吹乱的小河。她伸手把我耳际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我忽然有一点想哭。不是悲伤，是一种迟到的、终于赶上的轻。
“还有一件小事。”我对镜头说，“我们准备在‘失败回执之夜’加一个角落，摆一张长桌，备一壶热水，写一块小牌子：‘说给妈妈听’。不一定非得是亲妈，也可以是你愿意说给她听的那个人。你坐下，我们听你讲。讲完一起把要做的写下来，第二天去做。”
主持人笑：“这听起来很温柔。”
“温柔也有硬度。”我说，“硬在不让人再被‘体面’堵住嘴。硬在把‘不好意思’翻译成‘可以做’。硬在——”我看了一眼母亲，“硬在我们并肩站着的时候，谁也不用再低头。”
直播结束，红灯灭掉，我抱了抱母亲。她在我怀里很轻，像年轻时照片里抱着我的那个样子，只是换了个方向。
“你累吗？”我问。
“累。”她笑，“但心不累了。”
走出直播间，风从走廊尽头吹过来，把走廊上那块“证据室·教材版”的小牌子轻轻吹得晃了一下。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站在学校操场上，风把我吹得往后退——那时候，没人站在我前面挡一下。现在有人了，是她，也是我，也是这座城市里越来越多伸出手的人。
电梯到达一层，门开，外面有人在等合影。母亲拉了拉我的袖子：“我这次笑，是因为真的想笑。不是因为体面。”
“那就笑。”我说，“笑给过去看，也笑给明天看。”
我们站到灯下。闪光一亮，我听见心里很小的一声闷响，像一枚旧钉子被拔出墙面。墙上的洞风会进来，但也能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