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缅甸宣慰司的土地，并未给朱文奎和他的残部带来多少安全感，反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屈辱与危机感。他们被莽应龙安置在靠近边境的一处偏僻山谷中，美其名曰“休整”，实则形同软禁。山谷外围有缅兵“保护”（监视），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所需粮草物资也由缅方定量供应，勉强糊口。
莽氏对待他们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碍于盟约，提供了最基本的庇护；另一方面，显然不愿过分刺激北边的大明，对他们这支败军之师并不热情，甚至有些提防和轻视。莽应龙本人只在他们初到时露过一次面，言语间虽还算客气，但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显而易见。
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朱文奎强压下心中的屈辱，命令部下严守纪律，不得与当地缅人发生冲突，一切行动听从缅方安排。他深知，此刻他们如同无根浮萍，唯一的依靠便是这纸脆弱的盟约和自身残存的价值。
生存是第一要务。朱文奎将带来的有限金银拿出部分，通过缅方看守，向当地土着购买粮食和草药，治疗伤员。他亲自带领身体状况尚可的部下，在山谷中搭建简易住所，开垦小块土地，种植一些生长周期短的作物，试图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
同时，他并未放弃打探外界消息。通过负责与他们接触的缅方小头目，以及偶尔能接触到的边境商人，他零碎地了解到一些情况：定西镇陷落后，张辅迅速派兵梳理了整个滇西，肃清“余孽”，原德宏地区被重新纳入朝廷直接管辖，设置了流官。韩擎下落不明，据说城破时便已伤重身亡（也有说法是被俘后秘密处决）。朝廷似乎认为滇西的“匪患”已基本肃清，张辅的主力正在逐步撤回内地。
这些消息，如同钝刀子割肉，让朱文奎心痛不已，却也让他稍稍松了口气——至少，朝廷暂时没有越境追剿的意图，他们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然而，内部的危机也随之而来。长时间的困顿、前途的渺茫，使得队伍中开始弥漫着悲观和绝望的情绪。有人开始抱怨，认为当初不该南撤，不如战死沙场痛快；也有人对朱文奎的领导产生了怀疑，觉得他无法带领大家走出困境。
朱文奎意识到，必须重新凝聚人心。他不再仅仅是军事首领，更需要成为精神支柱。他每日坚持练武，以身作则，表现出绝不放弃的坚韧。夜晚，他常常召集还能振作起来的骨干，围坐在篝火旁，不是空谈复国大计，而是务实讨论如何改善现状，如何与缅方周旋争取更多权益，如何利用现有条件训练士卒、保持战斗力。
他向大家坦诚目前的困境，但也指出，他们并非毫无希望。“我们还有这几百弟兄，还有一身本事，还有对滇西地形的了解，还有与莽氏的盟约（尽管脆弱）。只要人还在，希望就在！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忍耐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他的沉稳和务实，渐渐稳定了军心。残存的队伍，在这异国的山谷中，如同受伤的野兽，舔舐着伤口，默默积蓄着力量。
朱文奎也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缅族的语言和习俗，尝试与那些监视他们的缅兵进行有限的沟通，甚至用自己懂得的医术，为一些缅兵和附近寨子的土人治疗小伤小病，逐渐改善着与当地人的关系。
他知道，想要在这里立足，乃至图谋将来，仅靠盟约和武力是不够的，必须赢得一定程度的当地认可。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他有足够的耐心。
南疆湿热的气候，陌生的环境，寄人篱下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这支队伍的极限。但朱文奎的心志，却在这一次次的磨难中，被打磨得愈发坚韧。他不再是那个心怀复国执念的太子，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滇西统领，而是一个在绝境中挣扎求存、寻找着任何可能机会的流亡领袖。
蛰伏，是为了等待下一次腾飞的时机。尽管那时机何时到来，甚至是否会到来，都还是未知之数。但只要一息尚存，他便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