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清晨，秋意渐浓，“微光公益律所”的办公室里却一片忙碌。团队成员围坐在会议桌旁，面前堆满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材料——从第三方检测报告、门卫大爷的证言录音，到苏晓整理的财务造假证据，再到村民们的农田损失清单，每一份材料都经过反复核对，确保无懈可击。今天，他们要完成最后一步准备工作，正式向法院提交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案材料。
“立案材料必须完整、规范，不仅要包含基础的原被告信息、诉讼请求，还要附上所有证据的清单和说明，让法官一眼就能看清案件的核心事实。”陈砚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向团队强调，“环境公益诉讼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涉及公共利益和生态保护，法院对证据的要求会更严格，我们不能有任何疏漏。”
小张负责整理证据清单，他将所有证据按“污染事实证据”“因果关系证据”“被告主观恶意证据”“损失计算证据”四大类分类，每一类都标注了证据名称、来源、证明目的和页码，方便法官查阅。“比如这份第三方检测报告，我在备注里写了‘证明东升化工厂排放的污水中dbp、镉含量超标，且与农田土壤、水样污染物一致’，这样法官就能快速理解这份证据的作用。”小张指着清单解释道。
苏晓则专注于完善《民事起诉状》，尤其是“诉讼请求”部分。她反复斟酌措辞，最终确定了三项核心请求：1. 判令东升化工厂赔偿15户村民农田损失共计80万元，2. 判令化工厂在6个月内完成农田及周边土壤、水质治理，达到《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3. 判令化工厂在市级媒体上公开道歉，消除环境违法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三项请求既覆盖了村民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要求化工厂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和社会责任，符合环境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核心目的。”苏晓向团队解释，“而且损失金额是根据近三年稻谷平均产量、市场价格，结合土壤检测机构给出的修复成本估算的，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会被法院认定为‘请求过高’。”
小林则负责准备“原告主体资格证明”材料。虽然15户村民是直接受害人，但环境公益诉讼更强调“公共利益保护”，因此团队决定以“村民代表+律所公益诉讼专项小组”的名义提起诉讼，同时附上所有村民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这样既能体现村民的意愿，也能凸显案件的公益属性，符合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要求。”小林补充道。
在准备过程中，团队还遇到了一个小插曲——部分村民的农田承包合同丢失，无法直接证明“土地使用权归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砚亲自带队去田家村村委会，调取了村里的土地承包台账，复印后由村委会盖章确认；同时让村民们出具“农田耕种证明”，由邻居和村委会共同签字，确保“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一立案要件成立。
下午，所有材料准备完毕，共计236页，装订成三册，分别标注“正本”“副本（被告）”“副本（法院）”。陈砚拿着材料，再次仔细核对：起诉状是否有遗漏的诉讼请求？证据清单是否与材料页码对应？授权委托书是否有村民亲笔签名？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直到确认无误，才和苏晓一起前往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
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接过材料，翻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你们主张化工厂‘恶意排污’，但目前的证据主要是财务造假和排污事实，有没有证据证明‘污染行为与农田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苏晓立刻拿出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因果关系分析报告》，以及农业专家的书面意见：“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dbp和镉对水稻生长的抑制作用，与村民描述的‘水稻枯萎、颗粒干瘪’症状完全一致；农业专家也明确指出，该区域除了化工厂排污，没有其他污染源，因此可以确定污染行为与农田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工作人员看完报告后，又询问了案件是否存在“行政机关已处理”的情况。陈砚回答：“我们已向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了检测报告和排污证据，但该局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此符合‘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的要求，不存在‘重复处理’的问题。”
最终，法院工作人员收下材料，出具了《立案材料接收凭证》，告知“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会通过电话通知”。走出法院大门，苏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提交了，感觉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陈砚笑着说：“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庭审、质证、执行等很多挑战，我们还不能放松。”
当天晚上，陈砚给老田打了电话，告知立案材料已提交的消息。老田在电话里激动地说：“太好了！村里的人都在等消息，我这就去告诉他们，让大家都放心！”不一会儿，陈砚就收到了老田发来的视频——村民们围在一起，举着手机视频通话，脸上满是笑容，不停地说着“谢谢陈律师”“谢谢苏律师”。
看着视频里朴实的笑容，陈砚心里充满了力量。他知道，立案只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想到村民们的信任和期待，想到那片等待治理的农田，他就坚定了信念。无论多难，他和团队都会坚持下去，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让“微光”的光芒，照亮更多需要正义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