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明确记载：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乾符元年（甲午，公元八七四年）。
十二月，庚寅，濮州人王仙芝作乱，于长垣起事。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冬十二月（就是前面说的咸通十五年），在灾情最重、压迫最深的濮州长垣县，那粒最后的火星终于被点燃。
连续大旱，流民遍地。官府不仅赈济无能，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胥吏如狼似虎，将百姓最后一丝活路彻底堵死。
私盐贩子王仙芝，目睹了太多的惨剧，自身也因官府严查私盐断了生计，心中积郁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他联合了另一位私盐贩子尚君长，以及一批胆大悍勇的亡命之徒柴存、毕师铎、曹师雄等人，在长垣县（隋末旧地，象征意义浓厚）附近聚众数千人，正式举兵反唐！
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天补”意指替天行道，“平均”则直指社会财富极端不均的残酷现实，这对一无所有的饥民而言，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口号简单粗暴：“ 打开官仓，吃饱肚子！”
这些人没有任何精良的铠甲兵器，多手持竹竿锄头（故被称为“草军”），但眼中燃烧着求生的火焰和积压已久的愤怒。王仙芝将部队分为数股，在长垣、曹州（今山东菏泽）、濮州一带灵活机动地出击，攻陷州县，开仓放粮。每一次胜利，都像是一次巨大的宣传，饥饿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加入，队伍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短短数月间已达数万之众。
王仙芝起兵的消息，以一种无法忽视的方式撞入了长安的温柔乡。
这一次，连沉迷嬉戏的僖宗皇帝也感到了一丝不安。朝堂之上，争论不休。
宰相王铎出列，忧心忡忡：“陛下，王仙芝贼寇已聚众数万，连破州县，劫掠漕运，绝非寻常草寇。若不及早扑灭，恐成燎原之势，动摇国本！请陛下立刻下诏，命诸道精兵会剿！”
兵部侍郎卢携则道：“贼势虽大，然皆乌合之众，缺乏器械。只需命一良将，统率附近数镇兵马，足可克之。当务之急是确保漕运畅通，安定人心。”
权宦田令孜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位和神策军的控制，他不愿地方节度使借此机会扩大兵力，于是进言：“大家何必忧虑？些许毛贼，何须兴师动众，劳烦诸镇？可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统率河南诸道兵马讨贼。再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节度使遣兵助战，必可一举荡平。”
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式决策：设立一个空头总指挥，让地方势力互相牵制，而不愿动用核心力量或进行根本性的赈灾来消除乱源。
诏令下达，然而各地节度使各有算盘。宋威本人就年老保守，且与周边节度使多有矛盾；其他节度使则担心损耗自身实力，不愿全力配合。
中原烽火的消息不断传来，翁山事务堂内，气氛凝重而兴奋。
赵荒激动不已：“主公！朝廷大乱，官军无力，此乃天赐良机！我等兵精粮足，何不即刻起兵，西进中原，与那王仙芝呼应，共图大业？至少也可夺取浙西、浙东，割据一方！”
众将中亦有数人面露兴奋之色，跃跃欲试。
屠环智却相对冷静：“不可。王仙芝虽势大，然其兵皆流民，缺乏根基，胜则蜂拥，败则溃散，能否成事，犹未可知。朝廷虽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原诸镇兵马仍众。我等根基在东南海上，此时贸然卷入中原战局，绝非上策。”
钱镠赞许地看了一眼屠环智，缓缓开口：“环智所言，正是我心所思。中原之乱，于我而言，既是危机，亦是机遇。然非急于出兵之机。”
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海图前，目光深邃：
“翁山、耽罗、流求基地，需进一步加强守备，加快垦殖囤粮。中原越乱，我等海外根基越发重要，这是我们的根本和最后的退路。”
“加大与倭国、新罗、南海的贸易，尤其是粮食、军械、战马的采购。现在中原大旱，两浙粮价上涨，宜从南海购粮，多加储备。乱世之中，这些才是硬通货。”
他环视众人，语气斩钉截铁：“总之，当下要务，仍是高筑墙，广积粮。中原的血与火，暂且让它烧得更旺一些吧。我等需如潜龙在渊，静待风云际会之时！”
“主公英明！”众将心悦诚服，齐声应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