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水东引”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如履薄冰。周瑾瑜深知，要引导清水一郎这条多疑而凶猛的“鲨鱼”去撕咬高桥那头隐藏极深的“老鲸”，每一步都必须经过精密计算，不能有丝毫差错。
计划的第一步，是深入了解高桥，寻找可以“加工”的素材。周瑾瑜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高桥的一切公开和非公开信息。他利用防疫总部科长的工作便利，以“工作需要了解相关人员背景”为由，调阅了一些不涉及核心机密的、关于高桥早年履历的档案副本（这些通常保存在人事或总务部门）。同时，他也通过一些看似不经意的闲聊，从警察厅里那些消息灵通又爱嚼舌根的老油条那里，打听关于高桥的轶事和习惯。
几天下来，周瑾瑜对高桥有了更立体的画像：
高桥，原名高文轩，满洲国建立前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先在伪满司法部门任职，后转入警察系统，凭借其留日背景、流利的日语和圆滑的处事能力，步步高升。他表面上对日本主子极为恭顺，工作勤勉，生活简朴，不贪财不好色（至少明面上如此），在日本人眼中是“可靠”的“合作者”。他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爱读唐诗宋词，办公室里常备着《唐诗三百首》和《宋词选》，偶尔也会写几笔毛笔字。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用毛边纸写一些读书笔记或随感，写完后有时会随手夹在书里或文件堆中，有些觉得不满意的，则会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这些信息，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个人癖好，但在周瑾瑜眼中，却成了可以精心利用的“材料”。
“喜欢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周瑾瑜对顾婉茹分析道，“很多诗词本身就带有家国情怀、故土之思，或者隐喻着对时局的感慨。高桥作为留日背景、身居伪满高位的中国人，内心是否有过矛盾和挣扎？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帮’他‘表达’出来。”
“你是说，伪造他写的、带有暗示性的诗词或笔记？”顾婉茹问。
“对，但不能是赤裸裸的反日言论，那样太假，不符合高桥谨慎的性格。”周瑾瑜说，“要模仿他的笔迹和文风，写一些看似是读书随感、个人抒怀，但细品之下又能读出点别的味道的文字。比如，抄录一些杜甫、陆游忧国忧民的诗句，在旁边加上一两句模棱两可的批注。或者，自己写几句似是而非的感怀，用典要隐晦，情绪要含蓄。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他废弃的草稿，混入他办公室或家里可能被清理出来的废纸中。”
顾婉茹明白了：“然后，再想办法让这些‘废纸’，被清水或者他信任的人‘偶然’发现？”
“没错。”周瑾瑜点头，“这是关键的一环。我们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送到清水面前，那会引起他的怀疑。必须让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在正常的文件流转、清理过程中，被‘无意’间翻检出来的。档案部是个理想的地方，那里堆积着大量待整理、待销毁的旧文件废纸。高桥办公室定期清理出来的废纸，理论上也会送到档案部，经过检查后统一销毁。”
“所以，我们需要在档案部找一个‘渠道’。”顾婉茹接话道，“一个既能接触到这些废纸，又可能将‘异常发现’汇报给清水的人。”
“对。你上次接触过的那个王科员，人比较老实，但未必是合适的人选。我们需要一个更‘机灵’、更想往上爬、或者本身就与特高课有某种联系的人。”周瑾瑜说，“这几天，你再去档案部几次，以核查防疫旧档案的名义，多观察一下那里的人，特别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安分、喜欢打听、或者和日本人走得比较近的职员。”
顾婉茹记下了这个任务。
计划的第二步，是伪造“证据”本身。这需要极高的技巧。周瑾瑜虽然受过训练，能模仿多种笔迹，但要完美模仿一个特定人物的笔迹，尤其是高桥这种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人的笔迹，并非易事。他需要样本。
机会很快来了。一次警察厅内部会议后，高桥做了一些记录，散会后，记录纸被他的秘书收走，但有一张边缘的草稿纸似乎被无意中遗落在会议室角落。周瑾瑜趁人不注意，极其自然地将那张揉得有些皱的纸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是些会议要点和几个数字），然后顺手扔进了门口的废纸篓——这个动作很自然，即使有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但在扔进去的瞬间，他已经将纸的一角悄悄折了一下，留下了不易察觉的记号。等清洁工来收拾时，他再找机会将这张纸“回收”了回来。
这张纸上，有高桥用钢笔写的几十个字，虽然潦草，但笔锋、结构、连笔习惯都能看出一二。这就是宝贵的样本。
晚上，周瑾瑜在浴室里，用顾婉茹从旧货市场淘换来的、与高桥所用相似的钢笔和墨水，在同样质地的毛边纸上，开始了艰难的模仿练习。他不能开灯太久，也不能发出太大动静，只能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线，一遍又一遍地写着那些从高桥笔记上摘录的字，体会其运笔的力度、角度和节奏。
“形似只是第一步，神似更难。”周瑾瑜对顾婉茹低声道，“高桥的字，有一种刻意收敛的圆润，外柔内刚，这和他为人处世的风格很像。模仿的时候，不能太张扬，也不能太死板。”
顾婉茹在一旁看着，也帮不上太多忙，只能负责警戒和准备材料。她知道，周瑾瑜此刻承受的压力极大。这不仅仅是技术活，更是心理战。他们伪造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决定计划的成败，甚至他们的生死。
几天后，周瑾瑜的模仿有了七八分火候。他决定开始制作第一份“证据”。
他选择了一首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首诗的忧国情怀极为明显，但作为一首千古名诗，出现在一个喜欢古典文学的官僚的笔记里，也并不突兀。周瑾瑜用模仿来的笔迹，将这首诗抄录在一张毛边纸上，字迹略显潦草，像是随手练笔。
关键在于旁边的“批注”。周瑾瑜在诗句旁边，用更小、更随意的字迹，写了几个词：“山河依旧……春草何辜……溅泪岂独杜工部……” 批注断断续续，语义模糊，但“山河依旧”可以解读为对故国的怀念，“春草何辜”带点无奈，“溅泪岂独杜工部”则隐隐有“同病相怜”的意味。
然后，他将这张纸轻轻揉皱，边缘撕掉一点，再沾上一点茶水渍和极少的灰尘，让它看起来像是一张被主人写完后不满意、揉弃又或许是不小心遗落的草稿。
“这一份，主题是‘故国之思’。”周瑾瑜将处理好的“证据”小心地夹在一本旧书里，“不能只有一份，需要一系列，从不同侧面，慢慢构建起一个‘心怀异志’的形象。下一份，可以弄点看似无意中流露出的、对重庆或抗战的隐晦关注。”
“比如？”顾婉茹问。
“比如，找一张旧的、报道前线战事的报纸剪报（当然是几年前的旧闻），夹在他的废纸里，上面或许有他无意识划下的痕迹。或者，伪造一份极其简短的、像是密码母本或联络暗语草稿的残片，内容要极其专业且难以追查，但风格要隐约指向军统或中统常用的某种编码习惯。”周瑾瑜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这些东西，单看一件可能不起眼，但如果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被清水的人陆续发现，它们就会像拼图一样，在他脑子里拼出一个‘可疑’的高桥形象。”
顾婉茹听得心惊，也暗自佩服周瑾瑜心思之缜密。这不仅仅是伪造物证，更是在为清水一郎编织一个符合他逻辑的“故事”。
“我们还需要考虑时间点和投放顺序。”周瑾瑜继续说，“不能一下子全扔出去。要间隔开，让‘发现’显得自然。而且，在投放‘证据’的同时，或者稍早一点，我们需要开始对清水进行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怎么进行？”
“匿名信，或者匿名电话。”周瑾瑜说，“用左手写，或者改变发音，内容要极其简短、模糊，最好用典或隐喻。比如，就写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或者‘曲有误，周郎顾’。不指名道姓，但清水这种多疑又熟悉中国文化的人，自然会去琢磨。尤其是当他在‘无意’中发现一些关于高桥的‘可疑’材料后，这些匿名信息就会像催化剂一样，让他把自己的怀疑‘合理化’和‘深化’。”
计划的大网已经张开，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伪造证据、寻找投放渠道、进行心理暗示……周瑾瑜和顾婉茹如同在黑暗的舞台上，精心布置着一场给特定观众（清水一郎）观看的“真相”戏剧。他们自己不能露面，却要引导着观众的情绪和判断，最终让观众“亲自”揭开幕布，发现他们早已准备好的“答案”。
风险极高，但这是目前唯一可能安全清除高桥的方法。
夜深了，周瑾瑜将第一份伪造的“杜甫诗稿”小心收好。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低声道：“清水一郎就像一头嗅觉灵敏的猎犬，我们要做的，不是直接把猎物扔到他面前，而是在他经常活动的路线上，撒下一些带着猎物气味的碎屑，引导他一步步自己找到‘巢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绝不能留下自己的气味。”
顾婉茹点点头，握住了周瑾瑜的手。两人的手都有些冰凉，但握在一起，却传递着一种坚定的力量。
祸水东引，序幕已经拉开。接下来，就是看清水一郎这条“鲨鱼”，是否会按照他们预设的航线，扑向高桥这头“老鲸”了。
（第一百八十九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