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宋朝职场“六边形战士”，从榜眼到三朝元老的硬核人生
第一章 科举“黑马”养成记：官宦世家的“反躺平”少年
聊韩琦，得先打破一个刻板印象——不是所有官宦子弟都爱“躺平”，韩琦就是典型的“家里有矿还比你努力”的古代版“学霸富二代”。
韩琦出生在河南安阳的官宦世家，老爸韩亿是北宋有名的清官，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按说他完全能靠“拼爹”混个轻松差事。可韩琦偏不，打小就抱着“我爹厉害，我得更厉害”的想法，把书房当成了“战场”。
别的官宦子弟放学要么去斗蛐蛐，要么去学骑马射箭，韩琦却雷打不动：早上天不亮就背《论语》，中午啃着馒头练书法，晚上烛火下读《史记》，连老妈喊他吃饭都得催三遍。有次弟弟韩琚拉他去看庙会，韩琦头也不抬：“庙会年年有，读书的时间可过一天少一天。”弟弟翻个白眼：“你再这么读，早晚读成‘书呆子’！”韩琦却笑：“我要当‘能办事的书呆子’，不是‘只会背书的书呆子’。”
这话还真不是吹牛。韩琦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小偷，偷走了老爸珍藏的一幅名人字画。全家都急得团团转，韩琦却冷静地说：“小偷肯定没走远，而且他知道这字画值钱，肯定会找地方卖。”他让管家去城里的字画店蹲守，自己则带着几个家丁在附近的小巷子里排查，果然不到半天就把小偷抓了回来，字画也完璧归赵。老爸韩亿看完，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不仅读书好，脑子还这么活，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
到了科举的年纪，韩琦更是把“卷王”气质拉满。宋朝的科举难到什么程度？全国几万考生，最后只录取几百人，比现在考985还难。韩琦备考时，直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除了吃饭睡觉，连门都不出。有次他得了重感冒，发烧到39度，老妈劝他休息，他却裹着被子继续刷题：“现在休息一天，考试就可能少考一分，一分就能差好几个名次！”
天圣五年（1027年），20岁的韩琦背着行囊去京城参加科举。考场上，别的考生要么紧张得手抖，要么写一会儿就发呆，韩琦却笔走龙蛇，提前半个时辰就交了卷。监考老师一看，忍不住问：“你不再检查检查？”韩琦笑着说：“该写的都写了，检查也是浪费时间。”
放榜那天，韩琦挤在人群里看榜单，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二甲第二名（榜眼）！要知道，这届科举人才辈出，后来跟他一起搞“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比他大17岁，还比他晚八年才考中进士。韩琦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老爸韩亿高兴得摆了三天宴席，连当时的宰相王曾都来道贺：“韩兄，你这儿子，将来是朝廷的栋梁啊！”
刚入职的韩琦，被分配到“将作监丞”的岗位，说白了就是管皇宫工程建设的小官。别人当这个官，都是“混资历”，每天看看图纸、签签字就完事。韩琦偏不，他每天都去工地巡查，看工匠有没有偷工减料，看材料是不是合格。有次他发现工匠用劣质木材建宫殿柱子，立马要求返工，还把负责采购的官员骂了一顿：“皇宫是皇帝住的地方，用劣质材料，你是想掉脑袋吗？”
就这么“轴”的性格，韩琦很快被调到了地方，当了“淄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刚到淄州，他就遇到了棘手事：当地闹蝗灾，庄稼全被蝗虫吃了，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逃荒。前任通判束手无策，只能天天向上级哭穷。韩琦一来，立马搞了个“抗蝗三件套”：
1. 全民捕蝗：规定老百姓每捕一斤蝗虫，就能换半斤粮食，还组织士兵帮着捕；
2. 补种庄稼：从外地调运早熟的粟米种子，分给老百姓，让他们在蝗灾过后赶紧补种；
3. 开仓放粮：把官府粮仓里的粮食拿出来，设粥棚，免费给逃荒的老百姓喝粥。
不到三个月，淄州的蝗灾就控制住了，逃荒的老百姓也都回来了。当地百姓都夸他：“韩通判比前任强多了，前任只会哭，韩通判会办事！”韩琦却很谦虚：“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要是早来几天，老百姓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
谁能想到，一个20岁刚出头的“职场新人”，不仅读书厉害，处理实务还这么硬核？韩琦用实力证明：“拼爹”不如“拼自己”，官宦子弟也能靠本事成为“职场天花板”。
第二章 地方“救火队长”：哪里难管就往哪里冲
如果说韩琦的“职场新手期”是“学霸出道即巅峰”，那他的“职场成长期”就是“宋朝版救火队长”——哪里有麻烦，朝廷就把他派到哪里，而他每次都能把“烂摊子”收拾得明明白白。
离开淄州后，韩琦的“出差清单”越拉越长：扬州、郓州、定州、并州……每一个地方，要么是灾情严重，要么是治安混乱，要么是百姓上访不断，妥妥的“难管之地”。可韩琦从不挑活，朝廷一纸调令，他收拾行李就出发，活脱脱一个“服从安排但能搞定一切”的模范员工。
先说扬州。韩琦到扬州时，当地刚经历过一场大洪水，城墙塌了一半，街道上全是淤泥，老百姓住的房子十有八九被冲毁了。前任知州搞了半年重建，连城墙都没修好，还抱怨：“洪水太厉害，没办法修！”韩琦一来，先去街上转了三天，回来就开了个“重建动员大会”，当着所有官员和百姓的面说：“洪水厉害，但我们比洪水更厉害！三个月，我保证让大家住上新房，让城墙立起来！”
有人不信：“韩知州，你这是说大话吧？前任半年都没修好，你三个月怎么可能？”韩琦没反驳，而是拿出了“重建计划表”：
- 第一周：组织士兵和青壮年清理街道淤泥，把倒塌的房屋木料收集起来，能再用的就留着；
- 第二到四周：修城墙，把士兵分成三班倒，白天黑夜不停工，还从附近州县调来了最好的工匠；
- 第五到八周：帮老百姓建房子，官府出木料，老百姓出人力，建得快的还能领奖金；
- 第九到十二周：修水利，把原来的河道加宽加深，防止下次再发洪水。
更绝的是，韩琦每天都泡在工地上，早上跟工匠一起搬砖，中午跟老百姓一起吃干粮，晚上还在灯下修改重建计划。有次工匠们嫌累，想罢工，韩琦就拿着锄头跟他们一起干活：“你们累，我也累，但咱们早一天修好，大家就能早一天过上好日子。”工匠们一看知州都这么拼，也不好意思罢工了，干劲反而更足了。
三个月后，扬州真的变了样：城墙修得比以前还高还结实，街道干干净净，老百姓都住上了新房，河道也疏通好了。前任知州回来办事，一看这景象，惊得合不拢嘴：“韩琦啊韩琦，你这本事，我真是服了！”
再说说郓州。郓州是出了名的“治安重灾区”，当地有帮恶霸，整天抢老百姓的东西，还跟官府里的人勾结，前任知府想管，结果被恶霸反过来诬告，丢了官。韩琦到郓州后，没先声张，而是化装成商人，在城里转了好几天，把恶霸的名字、住址、跟哪些官员勾结都摸得一清二楚。
摸清情况后，韩琦来了个“闪电行动”：半夜三更，派士兵把所有恶霸的家都围了，没等恶霸反应过来，就把他们全抓了。第二天，韩琦把恶霸们的罪行写成告示，贴在城门口，还把跟恶霸勾结的官员也抓了起来，当众判了刑。老百姓一看，都拍手叫好：“韩知府真是为民除害啊！”
有个恶霸的亲戚是京城的大官，跑来给韩琦送礼，想让他放了恶霸。韩琦直接把礼物扔了出去，说：“你家亲戚抢老百姓的东西，害了多少人？现在想靠送礼了事，没门！要是再敢说情，我连你一起抓！”大官亲戚吓得灰溜溜地走了，再也不敢管这事。
在郓州，韩琦还干了件“接地气”的事：当地老百姓喜欢打官司，一点小事就闹到官府，比如张家丢了一只鸡，李家占了王家一寸地。韩琦就搞了个“乡老调解制”，让村里有威望的老人先调解，调解不成再找官府。这么一来，官府的案子少了一半，老百姓也不用为小事跑断腿了。
韩琦在地方待了十几年，每到一个地方，就解决一个地方的难题：在定州，他整顿军纪，把涣散的士兵练成了“精锐部队”；在并州，他修了座“柳溪”，既美化了环境，又解决了灌溉问题；在相州，他建了所学校，让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能上学。
别人问他：“你天天这么忙，不累吗？”韩琦笑着说：“累啊，但看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觉得值了。再说了，朝廷信任我，把难管的地方交给我，我总不能让朝廷失望吧？”
就这么个“救火队长”，渐渐成了朝廷的“定心丸”——只要哪里出了问题，仁宗皇帝第一反应就是：“快，把韩琦派过去！”
第三章 西北“暴躁搭档”：跟范仲淹组“王炸”，西夏见了绕着走
如果说韩琦的“地方生涯”是“民事小能手”，那他的“西北生涯”就是“文官变猛将”——更有趣的是，他还跟范仲淹组成了一对“性格反差萌”的搭档，把西夏军打得没脾气。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李元昊造反，宋朝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连丢好几座城池。仁宗皇帝急得睡不着觉，把韩琦和范仲淹都派到了西北，韩琦当“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当“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两人一起负责抵御西夏。
这俩人刚搭档，就因为“战术问题”吵了起来——范仲淹是“稳健派”，主张“先修堡垒，再练士兵，等实力够了再反击”；韩琦是“激进派”，主张“趁西夏立足未稳，主动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第一次开会，两人就吵得面红耳赤。韩琦拍着桌子说：“老范，你这也太保守了！再这么等下去，西夏都把我们的城池占完了！”范仲淹也不示弱：“老韩，你太冒进了！我们的士兵还没练好，堡垒也没修好，主动出击就是送人头！”旁边的将领们都不敢说话，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位大佬“互怼”。
吵归吵，两人却都没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里。韩琦知道范仲淹懂民生，就让他负责修堡垒、安抚百姓；范仲淹知道韩琦懂军事，就让他负责训练士兵、制定作战计划。用韩琦的话说：“老范虽然保守，但他想的周全；我虽然激进，但我敢冲锋，我们俩配合，就是‘王炸’！”
不过，韩琦的“激进”也确实出过岔子。庆历元年（1041年），韩琦得到消息，说西夏军要偷袭渭州（现在的甘肃平凉），他立马决定派兵偷袭西夏军的后路，还特意跟范仲淹商量：“老范，这次我带精兵去，肯定能打赢！你帮我守好延州，别让西夏军偷袭。”范仲淹还是不放心：“老韩，你一定要小心，别中了埋伏。”
结果韩琦还真中了埋伏。他派大将任福带一万精兵出发，没想到西夏军早就设好了陷阱，把宋军引到了好水川（现在的宁夏隆德）。一场大战下来，宋军死伤一万多人，任福也战死了。
韩琦得知消息后，当场就哭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愧疚。他亲自去战场收敛士兵的尸体，看着满地的尸体，他跟范仲淹说：“老范，都怪我，我不该这么冒进，害了这么多士兵。”范仲淹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韩，别自责了，谁都有犯错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总结教训，以后别再犯同样的错。”
从那以后，韩琦收敛了“激进”的脾气，开始听范仲淹的建议，两人一起搞起了“防守反击”：
1. 修堡垒：在边境线上修了几十座堡垒，连起来有几百里，西夏军想偷袭都没门；
2. 练士兵：韩琦搞了个“淘汰制”，士兵练得不好就被淘汰，练得好就升职加薪，士兵的战斗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3. 联羌人：跟范仲淹一起去羌人部落，给他们送粮食、布匹，让羌人跟宋朝结盟，成了“反西夏同盟”。
没过多久，西夏军又来犯境，这次韩琦和范仲淹联手，打了个漂亮的“防守反击”。韩琦先派少量士兵假装战败，把西夏军引到堡垒附近，然后范仲淹下令放箭，羌人也从侧面偷袭，西夏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只能狼狈逃窜。
经此一战，西夏人彻底怕了这对搭档，还编了句顺口溜：“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吓破胆。”后来李元昊派人跟宋朝议和，还特意问：“韩琦和范仲淹还在西北吗？要是他们在，我们就好好议和；要是他们不在，我们还得再打！”
韩琦在西北待了四年，跟范仲淹从“互怼搭档”变成了“生死兄弟”。后来范仲淹被贬，韩琦还特意写了封信给他：“老范，不管你到哪里，我都支持你。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一起为朝廷做事！”范仲淹回信说：“老韩，认识你这么个朋友，是我这辈子的幸运。”
谁能想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居然能在西北战场上组出“王炸组合”？韩琦用实力证明：“搭档不怕性格反差大，就怕不配合。只要目标一致，再大的分歧也能化解。”
第四章 庆历新政“急先锋”：怼保守派，硬刚职场“老油条”
西北战事平定后，韩琦被调回京城，当了“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当时宋朝的问题越来越多：官员太多，好多人光拿工资不干活；军费太高，老百姓的赋税越来越重；土地兼并严重，好多农民没地种。仁宗皇帝想搞改革，就找了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让他们搞“庆历新政”。
韩琦一听要改革，立马来了精神——他在地方待了十几年，早就知道这些问题的危害，现在有机会解决，他当然不会错过。他跟范仲淹一起，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核心就是“裁员、反腐、提效率”。
可改革刚一开始，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保守派的首领是宰相吕夷简，他是个“职场老油条”，当了十几年宰相，门生故吏满天下，改革一搞，他的利益就受损了。吕夷简到处散布谣言，说韩琦和范仲淹搞改革是为了拉帮结派，想谋反。
有次上朝，吕夷简当着仁宗皇帝的面，弹劾韩琦：“陛下，韩琦搞改革，把官员得罪遍了，再这么搞下去，朝廷就乱了！”韩琦立马反驳：“吕宰相，我搞改革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官员太多，老百姓负担重，再不改革，宋朝就危险了！你说我拉帮结派，你有证据吗？”
吕夷简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说：“我只是听说……”韩琦接着怼：“听说？朝廷议事要讲证据，不能靠‘听说’！你当宰相这么多年，要是真为国家着想，就该支持改革，而不是到处造谣！”
仁宗皇帝一看两人吵起来，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都是为了国家，别吵了。改革继续搞，但要慢慢来。”
虽然皇帝支持，但保守派的小动作从来没停过。他们找了一堆官员，让他们给仁宗皇帝写奏折，弹劾韩琦和范仲淹；还故意刁难改革派的官员，比如把改革派推荐的人调到偏远地区，把保守派的人安插到重要岗位。
有次韩琦推荐了个有能力的官员当县令，吕夷简却从中作梗，把那个官员调到了边疆。韩琦气得去找吕夷简：“吕宰相，你这是故意跟我作对！那个官员能办事，你把他调到边疆，不是浪费人才吗？”吕夷简笑着说：“边疆也需要人才啊，韩枢密就别多管了。”韩琦说：“你这是假公济私！要是再这么搞，我就跟陛下弹劾你！”
吕夷简不怕弹劾——他当了十几年宰相，仁宗皇帝对他很信任。可韩琦还真就弹劾了，他写了封奏折，把吕夷简的所作所为全列了出来，还说：“吕夷简当宰相，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安危，这样的宰相，陛下应该罢免他！”
仁宗皇帝看完奏折，很为难——他既想搞改革，又不想得罪吕夷简。最后只能把韩琦找来说：“老韩，吕宰相年纪大了，你别跟他计较。改革的事，我们慢慢来，好不好？”
韩琦知道，皇帝这是不想罢免吕夷简，心里很失望，但他没放弃。他还是照样推进改革：在京城搞“官员考核制”，干得好的升职，干得差的降职；在地方搞“土地清查”，把被地主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在军队搞“裁军”，把老弱病残的士兵裁掉，节省军费。
可保守派的反对越来越激烈，甚至伪造了一封韩琦的“谋反信”，递交给仁宗皇帝。仁宗皇帝虽然不信，但也开始怀疑韩琦了。范仲淹一看这情况，就跟韩琦说：“老韩，我们还是辞职吧，再这么搞下去，不仅改革搞不成，我们还得被他们害死。”
韩琦想了想，点头同意了。庆历四年（1044年），韩琦和范仲淹一起上书辞职，仁宗皇帝批准了，把韩琦贬到了扬州，范仲淹贬到了邓州。
庆历新政就这么失败了，韩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扬州的时候，经常跟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就哭了：“我本来想为国家做点事，没想到还是失败了。”朋友劝他：“老韩，你已经尽力了，别自责了。”韩琦说：“我不是自责，是可惜——可惜那些改革措施，要是能继续搞下去，宋朝就不会这么难了。”
可韩琦没消沉多久，就又开始搞民生了。他在扬州修了座“平山堂”，既美化了环境，又成了老百姓游玩的地方；还组织农民修水利，让扬州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不少。老百姓都夸他：“韩知州就算被贬了，还是想着我们。”
韩琦就是这样——就算改革失败，就算被贬官，他也不会“躺平”，只会换个地方继续为老百姓办事。难怪后来仁宗皇帝想起他，会说：“韩琦这个人，虽然脾气急，但确实是个忠臣。”
第五章 三朝“定海神针”：一句话镇住太后，稳住宋朝江山
如果说韩琦的“中年生涯”是“改革急先锋”，那他的“晚年生涯”就是“宋朝定海神针”——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都靠他稳住朝局，尤其是英宗继位时，他一句话就化解了一场宫廷危机。
先说仁宗朝。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一直没立太子，大臣们都很着急，可没人敢提——仁宗皇帝忌讳这事，谁提谁倒霉。韩琦不管这些，每次上朝都跟仁宗皇帝说：“陛下，您年纪大了，该立太子了，不然将来朝廷会乱的。”
仁宗皇帝每次都敷衍他：“老韩，我再等等，说不定我还能有儿子呢。”韩琦说：“陛下，您都五十多了，再等下去就晚了。您要是不立太子，将来您驾崩了，大臣们肯定会争着立自己支持的人，到时候宋朝就危险了！”
有次韩琦又提立太子的事，仁宗皇帝被他说烦了，就说：“我知道了，你别再提了，我会立太子的。”韩琦赶紧说：“陛下，口说无凭，您得写个诏书，不然我不放心。”仁宗皇帝没办法，只能写了道诏书，立侄子赵曙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
后来仁宗皇帝驾崩，英宗继位，可英宗刚继位就得了“疯病”，整天胡言乱语，还打骂宫女太监，连朝政都没法处理。曹太后（仁宗的皇后）一看这情况，就想垂帘听政，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
大臣们都慌了——要是太后垂帘听政，英宗又疯疯癫癫，朝廷肯定会乱。这时候韩琦站了出来，去找曹太后谈话。
曹太后一见韩琦，就哭着说：“韩宰相，皇帝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只能垂帘听政了。”韩琦却很冷静：“太后，陛下只是刚继位，压力太大，才得了病，过段时间就会好的。您要是垂帘听政，外面的人会说您想夺权，对您和陛下都不好。”
曹太后说：“可皇帝没法处理朝政，怎么办？”韩琦说：“有我们这些大臣在，朝政我们会处理好的。您只要好好照顾陛下，等陛下病好了，再把权力还给陛下就行了。”
曹太后还是不放心：“要是大臣们有意见，怎么办？”韩琦说：“太后放心，我会跟大臣们说清楚的。要是有人敢反对，我来搞定！”
说完，韩琦又去找英宗。英宗虽然疯疯癫癫，但看到韩琦，还是有点清醒。韩琦说：“陛下，您是宋朝的皇帝，得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太后是为了您好，您别跟太后闹矛盾。”英宗点了点头，虽然没说话，但也没再打骂宫女太监了。
就这么一句话，韩琦既稳住了曹太后，又安抚了英宗，化解了一场宫廷危机。大臣们都夸他：“韩宰相真是厉害，一句话就镇住了场子！”
英宗病好后，又出了个“濮议之争”——英宗想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考”（父亲），可大臣们觉得，英宗是过继给仁宗的，应该称仁宗为“皇考”，称濮王为“皇伯”，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曹太后也反对英宗的做法，还下了道诏书，批评英宗。英宗很生气，跟大臣们闹僵了，朝政又没法处理了。
又是韩琦站了出来，他先去找曹太后：“太后，陛下追封生父，是尽孝道，没什么错。您要是反对，陛下会心里不舒服，将来也会影响您和陛下的关系。”曹太后说：“可这不符合礼制啊。”韩琦说：“礼制是死的，人是活的。陛下尽孝道，也是符合情理的。”
然后韩琦又去找英宗：“陛下，追封生父可以，但不能跟仁宗皇帝争‘皇考’的称号。您可以称濮王为‘皇考’，但也要尊仁宗皇帝为‘皇考’，这样既尽了孝道，又不违背礼制。”
英宗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曹太后也不再反对，“濮议之争”就这么解决了。
英宗在位四年就去世了，神宗继位。神宗想搞改革，重用王安石，搞“王安石变法”。韩琦觉得王安石的变法太急了，会伤害老百姓的利益，就跟神宗说：“陛下，变法可以，但要慢慢来，不能太急。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想帮老百姓，可现在被贪官污吏利用，变成了搜刮老百姓的工具，您得管管啊。”
王安石听了，很不高兴，跟韩琦吵了起来：“韩宰相，你不懂变法，别瞎掺和！”韩琦说：“我在地方待了十几年，老百姓的情况我比你清楚。变法要是伤害了老百姓，就算能增加朝廷的收入，也不是好变法！”
神宗虽然信任王安石，但也知道韩琦是为了国家好，就说：“老韩，我知道你是为了国家，变法我会让王安石改改的。”
可王安石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搞变法，韩琦一看，知道自己劝不动了，就主动辞职，回了老家安阳。
临走前，神宗问他：“老韩，你走了，谁能帮我治理国家啊？”韩琦说：“陛下，王安石有才华，但太急了，您要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要是有什么事，您还可以找我，我就算在老家，也会为陛下出主意的。”
韩琦就是这样，不管是仁宗、英宗还是神宗，只要朝廷有难，他都会站出来，像“定海神针”一样稳住宋朝江山。难怪神宗皇帝说：“韩琦是三朝元老，是宋朝的栋梁啊！”
第六章 退休老干部的“操心事”：活到老，为百姓忙到老
韩琦退休后，回到了老家安阳，本想好好享享清福，可他还是改不了“操心”的毛病——只要老家有麻烦，他还是会站出来，活脱脱一个“退休不褪色”的老干部。
安阳当时有个“洹水”，每年夏天都会发洪水，把老百姓的庄稼淹了。韩琦一看，就自己掏钱，组织老百姓修了条“韩公渠”，把洹水引到田里，既解决了洪水问题，又能灌溉庄稼。老百姓都夸他：“韩大人都退休了，还想着我们，真是个好官！”
韩琦还在安阳建了座“昼锦堂”，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了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活动的地方。他经常在昼锦堂里举办“诗词大会”，让老百姓家的孩子来参加，表现好的还能领奖品；有时候还会请医生来昼锦堂，免费给老百姓看病。
有次安阳闹旱灾，粮食歉收，老百姓没饭吃。韩琦立马开了自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还跟当地官员说：“你们也赶紧开仓放粮，要是再不管老百姓，我就去京城找陛下告状！”当地官员不敢不听，赶紧开仓放粮，缓解了旱灾。
韩琦退休后，神宗皇帝还经常派人去安阳问他的意见，比如变法遇到问题了，就问韩琦该怎么办；边境有战事了，就问韩琦该派谁去。韩琦每次都认真回复，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让使者带给神宗。
有次神宗想派一个叫李宪的宦官去西北带兵，韩琦知道后，赶紧写了封信给神宗：“陛下，李宪是宦官，不懂军事，让他去带兵，肯定会打败仗的。您还是派个有经验的将领去吧。”神宗听了，就没派李宪去，避免了一场败仗。
韩琦的身体越来越差，到了熙宁八年（1075年），已经卧床不起了。神宗皇帝派了最好的医生去安阳给韩琦看病，还亲自写了封信，让使者带给韩琦：“老韩，你一定要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国家大事呢。”
韩琦看完信，哭了，他对儿子韩忠彦说：“我这辈子，能遇到仁宗、英宗、神宗三位好皇帝，能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些事，已经很满足了。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好好做人，别给我丢脸。”
这年六月二十四日，韩琦在安阳去世，享年68岁。神宗皇帝得知消息后，哭了一整天，还亲自去韩琦的灵堂悼念，追赠韩琦为“尚书令”，谥号“忠献”——“忠献”是宋朝最高的谥号之一，只有对国家有大功的人才能得到。
韩琦的灵柩从安阳运回开封的时候，老百姓都出来送行，有的哭，有的烧纸，还有的跟着灵柩走了几十里。从安阳到开封，一路上都是送行的老百姓，场面特别感人。
韩琦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事迹却一直流传了下来：他修的韩公渠，还在灌溉着安阳的农田；他建的昼锦堂，成了安阳的名胜古迹；他的“先为国，后为己”的精神，成了宋朝官员的榜样。
现在提起韩琦，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个好官，是个忠臣，是个能办事的人。”其实韩琦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读书时好好读书，当官时好好当官，退休了还想着老百姓。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志向，就是想为国家和老百姓多做点事，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没白活。”
韩琦的一生，就像宋朝的一面镜子——有过辉煌，有过挫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国家的忠诚，对老百姓的关爱。这种精神，不管过多少年，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