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纷至沓来的取经者和上级的高期望，伊拉意识到，必须有一种更高效、更系统的方式来传播技术和经验，减少重复劳动，也能引导大家抓住关键。单纯的《手册》侧重于操作步骤，而缺乏对常见误区和管理精髓的提炼。
她决定编写一份更精炼、更聚焦问题解决的补充材料——《农村沼气技术应用十问十答》。
这个想法得到了郑卫国的大力支持。两人利用晚上的时间，将过去一年多遇到的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梳理出来：
●一问：为什么我家池子建好了却不产气？（重点讲解接种、温度、酸碱度的重要性）
●二问：为什么产气量越来越低？（分析沉渣积累、菌群老化、管理松懈等原因）
●三问：如何判断发酵是否正常？（从气味、料液颜色、泡沫状态等方面传授经验）
●四问：投料比例如何灵活掌握？（提供大致范围，强调观察调整，给出碳氮比概念的通俗解释）
●五问：冬天产气不足怎么办？（总结保温措施、太阳能辅助、调整投料等综合方案）
●六问：沼气点不着火或火焰不稳怎么办？（故障排查流程图：从压力、管路、灶具一步步排除）
●七问：沼渣沼液怎么用效果最好？（不同作物、不同时期的施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八问：管理沼气池到底需要投入多少人力？（以红星队为例，说明责任制和工分补贴的可行性）
●九问：建设沼气池的成本多久能收回？（提供红星队的粗略核算模型，强调长期综合效益）
●十问：我们队条件差，能搞沼气吗？（分析最低条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小做起）
每一个问题，伊拉都力求用最浅显直白的语言，结合红星队的正反经验，给出切实可行的答案。郑卫国则负责文字润色和排版，还配上了简单的示意图。
这份《十问十答》虽然只有薄薄的几页纸，却凝聚了伊拉和整个红星生产队大量的实践心血和智慧结晶。它不像《手册》那样全面，却像一把钥匙，试图直接打开困扰着许多初学者的“锁”。
《十问十答》编写完成后，首先在来访的“取经”队伍中试行。伊拉不再急于带他们去看池子，而是先让他们阅读这份材料，然后针对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效果立竿见影。一些带着具体问题来的队伍，看完《十问十答》后，很多疑问自行消解，交流起来更加顺畅高效。伊拉可以集中精力解答那些材料覆盖不到的、更具特殊性的问题。
然而，这份材料也像一个分水岭，将来访者无形中区分开来。
有的生产队干部如获至宝，仔细阅读，认真提问，回去后结合本队情况，踏踏实实地开始了尝试。他们遇到问题，会再来信或托人带话咨询，与红星队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比如，有一个山区生产队，根据伊拉关于“因地制宜”的提示，利用当地丰富的竹资源，创新了输气管道的铺设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另一些队伍，则仍然期望“一招鲜”、“包教包会”。他们草草翻完《十问十答》，还是追着要“标准图纸”、“固定配方”，对于需要长期坚持的管理细节则不以为然。这些人回去后，往往要么迟迟不动工，要么仓促上马后问题百出，最后归于失败，反而抱怨“红星模式”不灵。
这种现象让伊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技术推广，绝不仅仅是技术的转移，更是人的观念和能力的提升。她无法保证每一个学习者的成功，只能尽力提供最好的工具和方法。
与此同时，面对“联村沼气站”这个宏大课题，伊拉选择了沉下心来学习。她通过郑卫国的关系，设法借阅了一些关于市政沼气工程、管道输配的书籍（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翻译本或内部资料），虽然内容陈旧且与农村实际相差甚远，但至少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和思路。
【宿主，大规模系统与户用系统在发酵动力学、传热传质、系统控制等方面存在量级差异。建议先从中小型集中供气系统开始技术预研。】系统也调整了辅助方向，开始提供更偏向工程设计的知识。
伊拉知道，这将是一场更加漫长和艰苦的攀登。但她也明白，这是“红星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方向。她就像一位谨慎的探路者，在赞誉与期待的目光中，一边巩固着已有的阵地，一边将目光投向了远方更险峻的山峰。她的脚步，沉稳而坚定。
《十问十答》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不同生产队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和能力，也无形中缓解了伊拉的一部分接待压力。然而，另一股暗流却随着“红星模式”名声日盛而逐渐涌动。
公社大院角落里，供销社老李的抱怨声渐渐有了附和者。一些与老李有着类似利益关联，或者单纯因循守旧、对新生事物本能排斥的干部，开始在非正式场合嘀咕。
“为了那点蓝火苗，又是水泥又是砖，还搭上那么多人工工分，划算吗？”
“红星队那是条件好，瞎猫碰上死耗子！别的队跟着学，非把家底折腾光不可！”
“我看哪，就是上面搞花架子，劳民伤财！”
这些风言风语，起初只是零星议论，但随着一些学习红星模式的生产队在初期遇到挫折（尤其是那些期望“包教包会”的队伍），开始有了市场，甚至隐约传到了县里某些领导的耳中。
一天，公社书记神色凝重地找到张书记和伊拉，关起门来谈话。
“老张，拉拉，最近听到一些反映啊。”公社书记敲着桌子，“说咱们搞沼气投入太大，见效慢，普通队学不起，也学不会。甚至有人说……这是‘得不偿失’。”
张书记一听就火了：“放他娘的……谁在背后嚼舌根子？咱队里的账目清清楚楚，省下的柴火煤钱、增产的粮食，明摆着的！”
伊拉却相对平静，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任何触及原有利益格局和认知习惯的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书记，空口无凭。”伊拉冷静地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份更扎实、更经得起推敲的‘效益分析报告’。不能只算我们队自己的账，要尝试建立一个能供其他队参考的、更普适的成本效益测算模型。”
“测算模型？”公社书记和张书记都看向她。
“对，”伊拉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比如，建一个标准池（比如8立方米）需要多少砖、水泥、沙子、人工？这些都可以折算成钱和工分。然后，估算这个池子每年能替代多少柴火（折算成砍柴工分和卖柴收入）和煤炭（按计划价格算）。再加上沼渣沼液带来的预估增产效益。最后，扣除日常管理的人工成本。这样，就能大致算出一个池子的‘投资回收期’和‘年净收益’。”
她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只是经济账。还可以加上解放砍柴劳力（尤其是妇女）用于其他生产、改善环境卫生、减少水土流失这些不好用数字衡量，但实实在在的‘生态账’和‘社会账’。”
公社书记眼睛亮了：“好！拉拉，你这个想法好！有理有据，看谁还能胡说八道！这事就交给你和郑卫国同志，需要什么数据，公社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