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列车的车轮，铿锵有力地撞击着铁轨，仿佛在叩响一扇陌生世界的大门。窗外的景色，如同缓缓展开的画卷，从江南的婉约秀美，逐渐过渡到华北平原的辽阔苍茫，再到山海关外那扑面而来的、带着寒意的雄浑。
车厢里拥挤而嘈杂。硬座车厢的木板座椅硌得人生疼，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草味和各地口音。李振邦对面，是一位带着孩子的东北大嫂，孩子哭闹不休，大嫂一边哄着，一边用浓重的关东口音抱怨着世道艰难。斜对面，几个穿着旧军装、沉默寡言的汉子，眼神里带着战场归来的疲惫与警惕。还有一个像他一样被抽调的南方干部，不适应北方的干燥，不停地咳嗽。
李振邦裹紧了身上单薄的秋衣，还是觉得有冷风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他拿出林淑娴织的那条灰色毛线围巾，围在脖子上，柔软的触感和淡淡的皂角香，带来一丝熟悉的暖意。他翻开笔记本，却无心记录，目光更多地投向窗外。
过了山海关，景象陡然一变。 天空变得高远，土地是深沉的黑褐色，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秸秆垛像一个个巨大的蘑菇。村庄的房屋大多低矮，屋顶坡度很陡，是为了抵御冬季厚重的积雪。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与上海截然不同的、干燥而冷冽的气息。这就是关外，这就是即将要战斗和生活的地方。
列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月台上满是穿着臃肿棉衣、面色被风霜刻划得粗糙的东北老乡。他们大声吆喝着，扛着沉重的行李。几个半大的孩子追着火车叫卖着煮鸡蛋和烤土豆，脸蛋冻得通红。李振邦买了一个烤土豆，滚烫，掰开来，冒着白气，吃在嘴里，有一种朴实而饱腹的甘甜。这种强烈的、粗粝的生活气息，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地域的差异和此行的遥远。
旅途是漫长的，也是充满思考的。
他反复咀嚼着张所长的临别赠言，思考着“支援”、“锻炼”背后的深意。东北，不仅是抗美援朝的大后方，更是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敌特分子的破坏，目标很可能就是这里的工厂、铁路和能源设施。这里的斗争，或许不像上海那样隐藏在弄堂深处，而是更加直接、更加尖锐。自己这个来自南方大都市的片警，能否适应这里的环境？能否胜任即将面临的挑战？
他看着车厢里形形色色的人，试图从他们身上读懂这片土地。那位东北大嫂的坚韧，那些退伍军人的沉默，那个南方干部的不适……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汇聚成这片黑土地上复杂而真实的图景。
几天后，列车终于喘着粗气，缓缓驶入了此行终点——东北某重工业城市的火车站。
站台远比上海北站显得简陋和粗犷，高大的穹顶下，回荡着更加硬朗的东北口音广播。空气中除了煤烟味，还夹杂着一股钢铁和机油特有的气息。李振邦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下火车，一股凛冽的寒风立刻扑面而来，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这才是初秋，寒意已然刺骨。
他按照调令指示，找到了设在车站出口处的“专项工作接待处”。一个穿着厚棉警服、脸膛红扑扑的东北中年民警，核对了他的介绍信和证件，热情地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嗓门洪亮：“上海来的李振邦同志？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啦！我叫王大山，局里派我来接你！走，先上车，这旮沓贼拉冷！”
王大山开来的是一辆美式旧吉普，车身上满是泥点。车子驶出车站，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这里的建筑风格与上海迥异，多是俄式或日式风格的楼房，厚重结实。街道宽阔，但行人神色匆匆，脸上带着一种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巨大的工厂烟囱林立，冒着滚滚浓烟，墙上刷着“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提高警惕，保卫工厂”的巨幅标语。一种热火朝天又紧张肃穆的工业基地氛围，扑面而来。
“咱这疙瘩，不比你们上海繁华，但任务重啊！”王大山一边开车，一边大声介绍着，“厂子多，铁路枢纽，敌特分子盯着呢！你们南方来的同志，脑子活，正好帮我们加强一下内部清查和防范！”
车子最终停在一栋灰色的三层办公楼前，门口挂着“xx市公安局xx分局”的牌子。这里的条件显然比上海艰苦，办公室没有暖气，靠烧煤炉取暖，墙壁上能看到冻裂的痕迹。
分局的领导是一位姓高的副局长，身材高大，眼神锐利，带着一股军人般的硬朗作风。他简要地向李振邦介绍了情况：专项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公安，对几家重点军工和机械厂进行内部人员梳理和安全隐患排查，同时配合社会面的反特镇反工作。
“李振邦同志，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在上海表现很突出，特别是心思细，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高副局长目光如炬地看着他，“希望你把南方的经验带过来，同时也尽快适应北方的环境。这里情况复杂，斗争是残酷的，要有心理准备。”
“是！副局长，我一定尽快熟悉情况，投入工作！”李振邦立正回答。
他被安排住在分局后面的集体宿舍，一间屋子住四个人，都是来自各地抽调的同志。宿舍里没有自来水，得到院子里的公用水井打水，晚上靠一盏昏暗的电灯照明。
晚上，李振邦躺在冰冷的板铺上，盖着厚厚的但依然能感到寒意的棉被。窗外北风呼啸，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声隐约可闻。他再次围上林淑娴织的围巾，拿出笔记本，就着昏黄的灯光，写下北上的第一行字：
“已抵关东，寒气袭人，然斗志更炽。新战场，新挑战，唯全力以赴，不负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