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前两日的上海，晨雾还没散透，李振邦是被婴儿细弱的啼哭声惊醒的，哭声像根细针，轻轻扎在他心上——安安提前半个月出生，体重只有五斤二两，医生说要多喂奶粉，可家里的奶粉罐已经见了底。
他披衣起身，脚步放得极轻。里屋的煤油灯还亮着，岳母抱着安安在屋里踱步，蓝布围裙蹭过床沿，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吵着你了？”岳母压低声音，嘴里哼着苏北小调，调子软乎乎的，“小的夜里闹了三回，吐奶吐了两次，淑娴刚睡着，我没敢叫她。”
李振邦伸手接过孩子。襁褓是林淑娴用旧棉袄改的，棉花洗得发松，裹着孩子细弱的身子。安安闭着眼睛，小脸皱巴巴的，脸色还有些发黄——早产儿都这样，医生说要养到七斤才算安稳。他用指腹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颊，皮肤软得像豆腐，小家伙突然抓住他的手指，力道不大，却攥得很紧。
“奶粉还有吗？”李振邦的声音也放轻，目光落在五斗橱上——那里放着半罐“荷兰乳牛”奶粉，是街道给产妇的补助，按1952年的政策，早产儿家庭能领两罐，这是最后半罐了。
岳母叹了口气，把空奶瓶递给他：“刮了罐底，就这么点了。下个月的奶粉票要十五号才发，听说华侨商店有卖议价的，要五块钱一罐，你那点工资...”
李振邦没接话，把奶瓶放在桌上。他现在每月工资八十四元，要付三块五的房租，还要买煤球、菜籽油，林淑娴产后需要补营养，鸡蛋要八分钱一个，瘦肉一斤四毛二，算下来根本没余钱买议价奶粉。他想起昨天在局里听老吴说，侨务商店能用侨汇券换奶粉，不用票，可侨汇券只有华侨家属才有，他根本没处弄。
六点整，他推着自行车出门。车后座绑着个竹篮，里面放着林淑娴要洗的衣服——昨天孩子吐奶弄湿了两件，得去河边的洗衣台洗。弄堂里飘着煤烟和晨露混杂的气味，3号门的张阿婆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攥着封信，见他路过，突然站起来，膝盖磕到马扎，发出“咚”的一声。
“李科长！李科长！”张阿婆的声音发颤，手里的信纸抖个不停，“我儿子...我儿子有消息了！”
李振邦赶紧停下车。张阿婆的儿子去年冬天随部队去了朝鲜，三个月前传来“失踪”的消息，街道办的人都劝她别等了，可她每天都坐在门口盼信。此刻老人的眼睛通红，眼角还挂着泪，却笑得合不拢嘴：“部队来的信，你看！说是受伤被俘，上个月交换战俘回来了，现在在东北的陆军医院养伤呢！”
信纸是部队专用的稿纸，抬头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字迹工整，末尾盖着红色的公章。李振邦凑过去看，上面写着“张强同志右小腿骨折，已手术，恢复良好”，心里也替老人高兴。他扶着张阿婆坐下，帮她把信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阿婆，这下放心了，等他伤好就能回家了。”
张阿婆点点头，抹着眼泪说：“是啊，能回家就好...不像有些人家，孩子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话让李振邦想起了李德明。同样是为人子女、为人长辈，有人为了家国守护和平，有人却被敌特思想裹挟，走上破坏之路。他推着自行车继续走，车铃“叮铃”响过，惊飞了墙角的麻雀——阳光已经穿透晨雾，洒在青砖墙上，暖融融的。
到局里时，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抽出新叶。十几个新分来的警校毕业生站得笔直，蓝布制服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听老吴站在台阶上训话。老吴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声音洪亮，震得槐树叶都在晃：“现在台湾保密局换路子了！不盯着粮票了，改做侨汇券、工业券！你们知道侨汇券能换什么吗？进口奶粉、瑞士罗马表、英国毛料！这些东西老百姓买不到，敌特就想靠假券骗钱，还想搅乱市场！”
见李振邦进来，老吴赶紧把喇叭递给旁边的干事，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手里还攥着个红头文件：“振邦，市委的表彰批下来了！专案组集体三等功，你个人二等功，证书下周发！下周一开表彰大会，你得发言，我都帮你拟好稿子了。”
李振邦接过文件，扫了眼标题——《关于表彰上海市公安局“4·15”敌特案专案组的决定》，下面盖着中共上海市委的红色印章。他把文件放在自行车篮里，没心思看：“李德明怎么样了？昨天让你问的事，有消息吗？”
“转到监狱医院了。”老吴的声音压低，凑到他耳边，“医生说最多还有三天。他昨天让狱警带话，说一定要见你一面，说有重要的事要交代。”
监狱医院在郊外的江湾镇，是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原本是日军占领时期的医务室，1949年后改成了监狱医院。李振邦骑着自行车过去，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田里的麦子刚抽穗，绿油油的，几个农民戴着草帽在锄草。
病房在二楼最里面，窗外是片菜地，两个戴着手铐的犯人正在浇水，狱警拿着步枪站在旁边。李德明躺在铁架床上，身上盖着洗得发白的薄被，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只有眼睛还透着点光亮。听见脚步声，他慢慢转过头，嘴角动了动，想笑，却没力气。
“李科长...你来了。”李德明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坐...床前有凳子。”
李振邦搬过木凳坐下，凳面是凉的，透着股潮气。他从包里掏出个苹果——昨天林淑娴让他带的，说病人需要补充维生素，他用衣角擦了擦，放在床头柜上：“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吃硬的，等会儿让护士帮你刮成泥。”
李德明点点头，目光落在苹果上，看了几秒，又转向李振邦：“我知道...我没几天了。今天找你，是有两件事要交代。”他抬起手，手腕上的镣铐已经取了，只剩下个铁环，皮肤磨得发红，“第一件事，关于侨汇券。台湾那边...上个月派了人来，说要仿制侨汇券，用的是新的技术，比假粮票难分辨。他们找的是第三印刷厂的人，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的印版...藏在十六铺码头的4号仓库，堆在橡胶下面。”
李振邦立刻掏出笔记本，铅笔在纸上写得飞快——按审讯规程，重要线索要当场记录，还要让提供人确认。“4号仓库？橡胶堆？有没有具体的标记？”
“有个红色的油漆点...在橡胶堆的侧面。”李德明咳嗽起来，咳得身子发抖，手捂着嘴，指缝里渗出点血，“第二件事...这个。”他侧身从枕头下摸出个小布包，布是蓝印花布，边角已经磨破，里面包着个东西，硬邦邦的。
李振邦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枚寿山石印章，约摸两寸见方，上面刻着“诚信为本”四个篆字，边角磨得圆润，看得出是经常把玩的。“这是我父亲的遗物。”李德明的声音软下来，带着点哽咽，“我父亲是清末的雕版师傅，专刻私章和商号印。1937年日本人来的时候，让他刻假的通行证，他不肯，被日本人打断了右手...临终前他说，李家世代靠手艺吃饭，手艺可以丢，良心不能丢。”
他看着印章，眼睛里泛起水光：“可我...我不仅丢了良心，还靠刻假票害人。这印章...我带在身上几十年了，现在交给你，算是我最后一点悔意。你把它交给政府，告诉他们...我李德明，到死才明白，我错得有多离谱。”
李振邦握紧印章，石头温润，还带着李德明的体温。他想起之前审讯时，李德明说过1947年女儿死于霍乱的事，突然问：“你养女赵秀英，现在在哪？你有没有安排她做什么？”
李德明的身体僵了一下，闭上眼睛，过了几秒才睁开：“秀英...是我在1947年霍乱时捡的，她父母都死了，我把她带大。我没让她做坏事...就是让她帮我收过几次信。她还小，不懂事，你们...别为难她。”
离开医院时，护士送来了苹果泥，李德明坐在床上，一勺一勺慢慢吃，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竟透着点平和。李振邦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病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轻微的咀嚼声——这个刻了一辈子假票、害了无数人的敌特分子，最后也不过是个渴望救赎的老人。
回到市区，李振邦直接去了侨务办公室。侨务办在淮海中路的一栋老洋房里，原本是法国商人的住宅，1950年后改成了侨务办，木质楼梯踩上去“咯吱”响，墙上挂着“欢迎华侨归国”的标语。办公室主任陈启明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穿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说话带着南洋口音：“李科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呢！”
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个铁盒，打开里面全是侨汇券样本，有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三种面额，纸张是进口的道林纸，透着淡淡的米黄色，上面印着“中国人民银行侨汇券”的字样，还有水印——侧光一看，是个小小的五角星。“你看这五十元的，”陈启明指着券面，“上面有根金属线，是嵌入式的，从左到右贯穿，假券一般是画上去的，用指甲刮会掉色。”
李振邦拿起一张十元的侨汇券，对着光看：“最近有没有发现假券？”
“有！”陈启明从抽屉里拿出张皱巴巴的侨汇券，“上周华侨商店的售货员发现的，你对比一下——真券的水印要侧光45度才看得见，假券的水印是印上去的，平光就能看见；还有油墨，真券用的是进口快干油墨，擦不掉，假券用的是普通油墨，用酒精一擦就花。”
他又拿出本登记册，上面记录着最近兑换侨汇券的人员信息：“大部分是真侨眷，但有几个可疑的，比如这个叫‘王建国’的，上个月兑换了五百元的侨汇券，说是他舅舅从新加坡寄来的，但我们查了侨汇记录，根本没有这笔汇款。”
李振邦把假券和登记册都复印了一份，塞进包里：“陈主任，麻烦你让华侨商店、友谊商店的人留意一下，要是有人用这种假券，立刻跟我们联系。”
接下来的三天，李振邦带着专案组的人跑遍了上海的涉外场所。华侨商店在南京东路，门口挂着“侨汇商品供应点”的牌子，里面的货架上摆着进口奶粉、瑞士手表、英国毛料，都是凭侨汇券购买的，普通市民就算有钱也买不到。李振邦穿着便装，假装成想买手表的顾客，跟售货员聊了起来。
“同志，这罗马表怎么卖？”李振邦指着柜台里的手表，表盘是黑色的，表带是皮质的。
“要五十元侨汇券，再加十五元现金。”售货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说话很客气，“最近有几个人来问，说是有券，可拿出来一看，都是假的，我们都拒收了。”
“什么样的人？”李振邦追问。
“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二十多岁，穿件卡其布工装，说话文绉绉的，说是印刷厂的，券是他表哥寄来的。”售货员回忆道，“还有个女的，三十岁左右，梳着齐耳短发，每次都在下午三点来，问有没有奶粉，说要给孩子买。”
李振邦让技术科根据描述画了模拟像，一张是戴眼镜的年轻人，一张是齐耳短发的女人。他拿着模拟像去第三印刷厂，找到厂长：“你们厂有没有个二十多岁、戴眼镜、穿卡其布工装的技术员？”
厂长想了想，立刻说：“有！叫王建军，去年从上海印刷学校毕业的，分配到技术科，还是团支部副书记呢！平时表现挺好的，怎么了？”
李振邦心里一沉——没想到敌特分子竟然是厂里的积极分子。他让厂长把王建军的档案拿来，档案里写着：王建军，23岁，江苏南通人，父亲是农民，母亲生病在家，1951年入党，擅长凹版印刷技术。“他最近有没有异常？比如经常加班，或者跟陌生人接触？”
“加班倒是经常，说要研究新的印刷技术。”厂长皱着眉，“跟陌生人接触...没注意，不过上个月他母亲住院，要三百块住院费，他到处借钱，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凑够了。”
李振邦立刻让人盯着王建军，同时调查那个齐耳短发的女人。两天后，小孙带来了消息：“那个女人叫赵秀英，是赵永明的侄女，也是李德明的养女！她现在在一家夜校当老师，教扫盲班，平时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弄堂里。”
五月八日，立夏。天气突然热起来，最高温度到了二十八度，弄堂里的梧桐树叶长得郁郁葱葱，遮住了阳光。李振邦早上出门时，林淑娴把安安抱了出来，小家伙醒着，眼睛睁得圆圆的，盯着他看。“晚上早点回来，”林淑娴叮嘱道，“妈说要包粽子，让你帮着洗粽叶。”
“知道了。”李振邦在安安的脸上亲了一下，小家伙突然笑了，嘴角咧开个小缝，没牙的样子很可爱。
到局里时，老吴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王建军有动静了！他跟一个黄牛约好，今天晚上七点在十六铺码头4号仓库交易，要卖五十张假侨汇券。”
专案组立刻制定了抓捕计划：一组由小孙带队，扮成搬运工，在仓库周围埋伏；二组由老吴带队，守在码头的出入口，防止嫌疑人逃跑；李振邦负责现场指挥，盯着王建军的动向。
傍晚六点半，李振邦和老吴提前到了十六铺码头。4号仓库在码头的最里面，周围堆着很多橡胶，都是从南洋进口的，用帆布盖着。李振邦躲在一个废弃的集装箱后面，手里拿着望远镜，能清楚地看见仓库门口的动静。
七点整，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过来，正是王建军。他穿着卡其布工装，手里提着个黑色的公文包，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跟踪，才走进仓库。几分钟后，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骑着三轮车过来，车斗里装着个木箱，停在仓库门口，喊了一声：“老杨让我来的。”
王建军从仓库里出来，手里的公文包打开，露出里面的假侨汇券。“券都在这，五十张，十元的。”他把公文包递给男人，“钱呢？”
男人从木箱里拿出一沓现金，正要递过去，老吴突然喊了一声：“不许动！公安！”
王建军吓得转身就跑，想往江里跳，李振邦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两人扭打在一起。王建军的眼镜掉在地上，摔碎了镜片，他挣扎着从口袋里掏出个打火机，想点燃公文包——他想销毁证据。李振邦一脚踢掉他手里的打火机，把他按在地上，手铐“咔嚓”一声铐上了。
那个黄牛想骑着三轮车跑，被小孙的人拦住，从他的木箱里搜出了二十张假侨汇券，还有一本联络册，上面记着十几个黄牛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审讯室里，王建军低着头，双手放在桌上，手指绞在一起。“为什么要印假侨汇券？”李振邦问，桌上放着从他公文包里搜出的假券，还有一本账本，上面记着印假券的成本和收入。
王建军的肩膀抖了抖，声音带着哭腔：“我妈...我妈得了肺结核，住院要三百块，我工资每月才三十七块，根本不够。上个月，一个叫‘李叔’的人找到我，说只要我帮他印点东西，就给我五百块...我一开始不同意，可我妈病情加重，医生说再不手术就来不及了，我没办法...”
“‘李叔’是谁？”
“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左手小指少了一截，说话带广东口音。”王建军抬起头，眼睛通红，“他教我怎么调机器，怎么刻版，还给了我一张印版的图纸，让我在夜班的时候印...每次印完，他都会派人来取，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
李振邦心里清楚，这个“李叔”就是李德明。他让技术科把王建军的口供和李德明之前的交代比对，确认无误后，又提审了那个黄牛。黄牛交代，他的假券都是从一个叫“赵老师”的女人手里拿的，那个女人就是赵秀英。
五月九日晚上，李振邦带着人去了夜校。夜校在一栋老房子里，一楼是教室，里面坐着十几个学员，都是工厂的工人，在跟着老师学认字。赵秀英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粉笔，正在写“中国人民”四个字，字迹工整。
见李振邦进来，赵秀英愣了一下，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摔成了两截。她没跑，也没反抗，只是平静地对学员们说：“抱歉，各位学员，今天的课先到这，明天再补。”
审讯室里，赵秀英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很端正。“我知道你们会来。”她说，声音很平静，“自从养父被抓，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为什么要帮李德明卖假侨汇券？”李振邦问，把从她住处搜出的日记放在桌上——日记本是红色的塑料封面，里面写满了字，从1947年开始，一直记到现在。
赵秀英看着日记本，眼神软下来：“1947年霍乱，我父母都死了，我在路边饿了三天，是养父救了我。他给我买糖粥，带我回家，教我读书写字，还送我去学校。在我心里，他就是我亲爹。”
她顿了顿，继续说：“去年冬天，养父跟我说，现政府腐败，老百姓日子过得苦，只有推翻现政府，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他让我帮他收信、联系黄牛，说这是在‘做大事’。我一开始不信，可我看到邻居张婶因为没粮票饿肚子，看到我学生的弟弟因为没奶粉营养不良，我就觉得养父说的是对的...直到养父被抓，我才知道，他印假券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台湾的敌特组织。”
李振邦翻开她的日记，里面有一页写着：“1952年4月15日，今天帮养父送了封信，看到街角的公安同志在巡逻，他的衣服上沾着灰，手里拿着个馒头，边走边吃。我突然觉得，养父说的可能是错的...如果政府真的腐败，为什么还有人这么辛苦地工作？”
“你知道李德明已经去世了吗？”李振邦问。
赵秀英的身体僵了一下，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日记本上，晕开了墨迹：“他...走的时候痛苦吗？”
“不痛苦，很平静。”李振邦说，“他让我转告你，不要学他，要好好改造，以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赵秀英趴在桌上，哭得肩膀发抖，声音哽咽：“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那些被假券骗的人...小时候他教我‘诚信’，可我却帮他做骗人的事...”
五月十日，案子结了。王建军因“参与伪造国家有价证券”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赵秀英因“协助敌特分子破坏经济秩序”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一年，允许她继续在夜校教书，戴罪立功；从4号仓库搜出的假侨汇券印版，被送到了技术科，作为敌特犯罪的证据保存。
晚上，李振邦回到家时，岳母正在包粽子，粽叶泡在盆里，散发着清香。林淑娴抱着安安坐在旁边，小家伙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笑。“回来了？”林淑娴抬起头，眼里带着笑意，“妈包了肉粽和豆沙粽，你爱吃的肉粽多包了几个。”
李振邦走过去，坐在林淑娴旁边，伸手抱住她和安安。安安的呼吸很轻，林淑娴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很温暖。窗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弄堂里传来邻居们的说话声，还有孩子的笑声，很热闹。
“安安今天又长重了，”林淑娴轻声说，“医生说下次体检要是能到六斤，就不用再担心了。”
“会的。”李振邦看着安安的小脸，心里很踏实，“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会有足够的奶粉，足够的鸡蛋，安安会健康长大，我们也会一直在一起。”
岳母把包好的粽子放进锅里，加水的时候说：“是啊，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你看张阿婆，儿子就要回来了；我们安安，也越来越壮实了。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