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大道”的成功，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块巨石，其涟漪迅速扩散至全国。
随着“九纵九横”路网规划的其他路段相继招标动工，电报线路开始向各省府延伸，三大工业区进入紧锣密鼓的建设阶段，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清漓和整个朝廷面前——人才！
尤其是懂技术、会管理、能核算的基层技术和管理人才，严重匮乏！
工部的老技师们，熟悉的是传统土木营造，对水泥配比、大规模施工管理、路基承重计算等新知识，往往力不从心；户部派去监督核算的官员，面对复杂的物料清单和工时核算，也常常一头雾水；各地征调或招募的吏员，更是大多只通文墨，不晓术数，更别提格物之理。
一时间，“人才难得”的呼声，从各个工地、各个衙门汇聚到中枢。
以往靠着读圣贤书、作八股文选拔出来的官员，在具体而微的工程建设面前，显露出了明显的短板。
清漓对此并不意外，甚至可以说，这正是她所期待的“倒逼”效果。
她深知，若不能从根基上改变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模式，任何宏大的蓝图都将是空中楼阁。
基建，是强国的筋骨；而新式教育与人才，才是让筋骨灵活运动、不断生长的血肉与灵魂。
一场比基建更加深远、触及帝国千年文教根本的变革，在清漓的推动下，悄然拉开了序幕。
首先，她在一次小范围的御前会议上，提出了设立“格物院”的构想。
“诸位爱卿，眼下各处工程、各司衙门，皆感人才难用。读圣贤书，明理知义，自是根本。然，治国安邦，亦需通晓世间万物之理，明算学，知稼穑，懂营造，识矿冶。朕意，于京师设立‘格物院’，专司培养此类实用之才。”
“格物院？”几位阁老面面相觑，这个词取自《大学》“致知在格物”，但专门成立一个学院，与国子监、翰林院并列，却是闻所未闻。
“不错。”清漓肯定道，“此院不同于国子监，不专攻经义策论。朕初步设想，其下可分设算学、格物（探究万物之理，如力、热、声、光等）、农学、矿冶、营造（工程） 等科。聘精通此道者为师，授之以实用之学。”
为了让这个听起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学院显得不那么突兀，清漓甚至搬出了几位“金字招牌”：“朕已去信，邀南疆科技研究院，墨家炬子公输毅，可为格物院院士，率领墨家诸贤主持格物院教学。另外司天监唐婉茹，不日也将从海外归来，唐司监精通星象历法、算学几何，可为名誉院士，讲授算学与天文。”
墨家炬子公输毅是墨家领袖，唐婉茹是观测星象的“技术专家”，由他们带领格物院，无疑能增加格物院的权威性和吸引力，也堵住一部分“奇技淫巧”的非议。
尽管仍有保守派私下嘀咕“不与士子争途，乃朝廷体统”，但在清漓的坚持和现实需求的压力下，设立格物院的议案，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
院址就选在了京西，与正在建设的京郊工业区毗邻，方便理论与实践结合。
紧接着，清漓又将改革的利剑，指向了维系帝国文官体系数百年的根本——科举制度。
当然，她不会选择激进地废除科举，那无异于与天下读书人为敌。并且，科举一直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并没有废除的必要。所以采取更加巧妙、更具渗透性的“改良”方为上策。
她下旨，自下一科（恩科）起，科举考试，除传统的经义、诗赋、策论外，增加两门选考科目：
一为“策论（时务）” ，要求考生必须结合当下朝廷推行之新政（如基建、开海、农桑等）发表见解，考察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避免空谈。
二为“算学” ，考察基本的数学运算、田亩测量、粮谷核算等实用数学知识。
选考科目可作为会试加分项，并计入考生最终成绩里面。
同时，旨意中明确宣布：“格物院”之优秀毕业生，经考核，可视同科举出身，直接授予相关官职，如工部主事、户部照磨、各州府技术佐贰官等！
这道旨意，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又一枚深水炸弹！
天下读书人顿时哗然！
增加“时务策论”还好说，毕竟策论本就有之，只是更强调实务。
但增加“算学”？许多埋头于“之乎者也”的秀才、举人顿时傻了眼，让他们打算盘、算田亩？这简直是……有辱斯文！
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那个什么“格物院”的毕业生，居然不用经过十年寒窗、层层科举，就能直接做官？！这岂不是坏了祖宗成法，开了幸进之门？
抗议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传统的士林清流和尚未踏入仕途的年轻学子。
他们在各地学宫、文会上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写下激扬文字，抨击此举“重术轻道”，“恐使工匠之流窃居庙堂”。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反对的声音并未形成压倒性的浪潮。
一方面，清漓登基以来的赫赫武功（平定边患）和显赫政绩（京津大道）让她拥有了极高的威望和说服力。
许多务实的官员和地方大员，亲眼看到了懂技术、会算学的人才在当下的急迫需求，内心是支持这种改革的。
另一方面，清漓给出的“格物院授官”通道，虽然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也为许多擅长实务、却苦于科举无门的寒门子弟、乃至工匠世家出身的人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吸引力是巨大的。
《皇家日报》再次发挥了舆论引导的关键作用。
苏清欢亲自撰文，论述“道器并用，方能强国”的道理，强调圣人之道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具体的“器”（技术、算学）来支撑，道便是空中楼阁。
文章还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因精通水利、算学、营造而造福一方的名臣，巧妙地将新学与“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结合起来，化解了不少阻力。
就在朝野上下为科举改革和格物院争论不休之时，清漓的第三项，也是最具有长远眼光的举措，悄然颁布——下旨各州县，兴办“蒙学堂”。
这道旨意相对温和，却影响更为深远。
旨意要求，天下各州县，务必在一年之内，利用地方公帑或劝募乡绅，至少设立一所官立蒙学堂。
招收八至十二岁幼童入学，不分贫富（贫寒者可由地方酌情减免束修）。
所学内容，并非直接应对科举的经义，而是基础识字与基础算学。
清漓明确指出：“朕非欲童子尽弃圣贤书，然，治国之基，在于教化；教化之始，在于蒙学。 使天下幼童，无论将来为士、为农、为工、为商，皆能识文断字，明数算之理，则民智可开，国基永固。”
更厉害的是，清漓宣布，所有蒙学堂所用启蒙教材，如《新编三字经》、《百家姓（增补版）》、《基础算学启蒙》等，皆由朝廷组织专人统一编纂，刊印下发！
这些新编教材，在传统道德教化之外，巧妙地融入了简单的自然常识、地理概略、甚至是对朝廷新政（如修路好处）的浅显介绍。
这意味着，朝廷开始从最基础的层面，掌控教育的核心内容，潜移默化地塑造下一代的思想和认知。
这步棋，看似不起眼，却是从根本上动摇千年以来由地方宗族、私塾先生垄断启蒙教育的局面，将“王化”与“教化”更紧密地结合，为未来输送更多符合新式国家要求的人才，打下了最广阔的基础。
一时间，帝国的肌体仿佛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京师的格物院开始破土动工，招聘教习的告示贴满了各大城门；各地的读书人，无论情愿与否，都开始翻出落满灰尘的《九章算术》，或者寻找西席恶补算学；而无数州县的官员，则开始为筹建蒙学堂、接收朝廷下发的“统编教材”而忙碌起来。
一股“格物维新”的风气，伴随着基建工地的尘土和电报线的延伸，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弥漫。
虽然前路必然还有荆棘与争论，但变革的种子已经播下，只待时光孕育，破土成林。
清漓站在更高的维度，布局着帝国的现在与未来，她知道，真正的竞争，在于人才，在于开启的民智。
这，才是强国最根本的、无法被夺走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