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壳青的天被江雾揉得发灰，太阳像只没煎透的鸡蛋，贴在江面慢慢升温。舢板窄得只容三人并坐，老鬼把橹摇得吱呀响，水声“哗啦——哗啦——”像给世界打拍子。我摊开那件湿透的布囊，天青釉胆瓶安稳躺着，釉面凝一层水汽，像美人刚哭过。小孔雀用衣角蘸江水，轻轻擦瓶身，擦一下，血沁纹便显一分，活像旧疤被重新揭开。
我摸出蜡封账纸，火漆早被江泡烂，展开却还算完整。洋文字迹密密麻麻，落款处一枚朱砂私章——“贝嘉禾印”，正是贝润生老子留下的老印。老鬼眯眼瞅：“凭这单子，能把贝家钉死在海关木桩上。”我点头，却心知上海是洋人的上海，想钉贝，得先让舆论炸锅。我把账纸重新用油布裹了，塞进空煤油罐——罐口用蜡封死，外头再包一层破帆，成了简易浮包，万一有变，扔江里也沉不了。
日上三竿，舢板靠岸，是一大片芦苇荡。苇叶早被春风吹得尖利，划脸就是一道血线。远处散落几间泥墙茅屋，炊烟斜歪，像病汉的炕。我们踩着淤泥上岸，脚底“咕唧”作响，一群水鸟扑棱棱飞起，掠过初升的太阳。
老鬼说，这里属宝山地界，离吴淞炮台二十里，官兵懒得来，是“跑单帮”的转运窝。我们钻进最深一间茅屋，屋顶塌了半边，炕洞里却冷灶犹温，显是昨夜有人。小孔雀捡把干柴，煤油灯油剩半壶，她泼在柴上，火苗“轰”地窜起，把我们三人影子投在泥墙，晃得像鬼戏。
我脱下湿褂，在火上烤，肩头枪伤被江水泡得发白，一烤才又渗血。小孔雀从包袱里掏出针线包，竟要给我缝伤口。我咧嘴：“方大小姐，你缝瓷我信，缝人肉也成？”她眼都不抬：“瓷要接缝，肉更要接缝，闭上鸟嘴。”针尖穿过皮，我疼得直抽，却闻见她发间水汽，带着江风的盐味，心里一荡，疼也轻了。
伤口缝罢，她把绳线缠在蜡丸外，与我商量后路：“张纸不能放身边，得先送出去。”老鬼插话：“我在镇江府有旧友，开报馆，专骂洋人，把这单子给他，明天就能见报。”他说的是《江河日报》主笔顾执中，笔名“顾大刀”，专砍官场丑事。我点头，却担心路上关卡：“贝家一定封江搜船。”老鬼笑，从怀里摸出一只“浮包”——橡木芯外裹桐油布，塞账纸后封口，再抹融蜡，可浮水三日不沉。“我走内河小划子，夜行晓宿，三日夜到镇江，保准把信送到。”
我掏出仅剩的三块大洋塞给他，老头也不推辞，把掌心雷压箱底弹留一颗给我：“关键时，给自己留条路。”说罢，他扛着浮包，叼着半截雪茄，钻进芦苇深处，背影瘦成一把老铡刀，却仍能劈风斩浪。
午后，我们补觉，却被一阵“咚咚”敲门声惊醒。门外是个十三四岁的放羊娃，赤脚踩泥，手里举张破报纸：“哥哥姐姐，可有‘大上海’邮票？村里先生收集，一张给五个铜板。”我瞄去，报纸是前两天的《申报》，头版大标题——“贝府火灾飞贼疑云，燕子李三成焦尸？”旁边配了张模糊照片，一具烧得蜷曲的黑影，身高与我相仿。小孔雀抿嘴笑：“贝家替你发丧呢。”我心里暗骂：老子命硬，偏不让你们如愿！
我掏出怀里那片“血沁瓷片”，用石头在背面刻了个歪歪斜斜的“三”字，又向放羊娃买张新发行的“民国船舶”邮票，贴在瓷片背面，拿火漆封了，交给娃子：“送给村里先生，就说是江上漂来的，谁问都别认。”娃子欢天喜地跑了。小孔雀挑眉：“一片碎瓷，能起什么浪？”我笑：“瓷片虽小，能割喉。等着看。”
黄昏，芦苇荡起风，茅屋门被“哗啦”撞开，一条黑影扑进来——竟是个浑身湿透的年轻学生，剪西式分头，怀里抱着蓝布包。他抬头，目光灼灼：“两位，是报上说的‘燕子’？”我警惕，小孔雀袖中匕首已拔出。学生忙道：“我叫周永年，奉贤师范的学生，村里先生叫我找你！”原来放羊娃把瓷片给老师，老师认出“血沁纹”是官窑特征，又听学生读过“燕子李三”传说，便差他来问真假。
我盯他两秒，忽笑：“想不想看更大的官窑？”他眼睛顿时亮成火把。我带他到江边，把空煤油罐从水里捞起，打开油布，露出天青釉胆瓶。周永年双膝一软，差点跪地：“这……这是汝窑？！”我竖起指在唇：“想活命，别嚷。”
学生毕竟血性，当场从怀里掏出本《新青年》递我：“若两位真与贝家作对，让我们帮忙！奉贤师范有油印机，可以翻印蜡封账纸！”我与小孔雀对视，均看到对方眼里的火——舆论的火种，终于找到了干柴。
当夜，我们随周永年潜到奉贤镇外一座废弃祠堂。里面竟藏着台手摇油印机，墨辊、蜡纸、白纸，一应俱全。学生们点煤油灯，灯罩擦得雪亮。我把账纸铺平，由“印刷能手”周永年操刀，一笔一划刻写蜡纸。小孔雀手稳，负责摇机，白纸“沙沙”送进，墨辊“吱呀”压下，一行行黑字便像白蝶破茧飞出：
“……贝嘉禾堂于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私运宋瓷一十七件，暗渡神户，价高者得，回扣三成；其款半入英商麦加利，半入法租界工部局某洋董私账……”
每印一张，我胸口便轻一分。到天蒙蒙亮，三百份传单已整齐叠好。周永年抹着满脸油墨，笑出一口白牙：“明天，上海、南京、杭州，同时贴！”
印完传单，我却做出一个更疯的决定：回上海。学生们哗然，小孔雀也蹙眉。我解释：“账纸在外，贝家必全力封报馆、压口岸；我们若反其道，当众亮瓶，让洋人想看也看不成，舆论才会炸。”老鬼曾教我一招“灯下黑”——最危险处，反而最安全；况且，师父十周年忌日就在后天，我要让贝润生跪在坟前。
周永年主动请缨：“我带同学去南京路、外滩贴传单，闹大些，吸引巡捕！”小孔雀沉吟片刻，也点头：“我陪你回沪，但先找‘码头大佬’杜月生借道，得有人保我们进城。”她说出“杜”字时，眼底闪过复杂光——原来她与杜月生的门下有些旧交情，是她爹当年走瓷留下的善缘。
次日黎明，我们分头行动。学生们背传单，像背着三百只白鸽，扑啦啦飞进上海。我与小孔雀乘小划子，顺潮暗潜南市码头。船离岸那刻，我回望祠堂——周永年正点燃祠堂外一堆枯苇，火舌“轰”地窜起黑烟，像给天空写一个大大的“冤”字。火光映在他年轻的脸上，没有惧，只有热。
小雀低语：“火会引来巡捕，也会引来看热闹的百姓；百姓会读传单，巡捕却扑不灭三百只白鸽。”我握紧她的手，掌心雷在腰间冰冷，心里却滚烫——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逃命的贼，而是放火的种。
午后，上海天际重现蟹壳青，像十天前江面那抹冷色。码头汽笛此起彼伏，报童挥着新鲜油墨的《申报》号外，头版大标题——
“贝氏私运国宝铁证曝光，华洋各界震怒，工部局急查！”
我压低帽檐，与小孔雀挤在人群，听他们读报、骂娘、喊口号。有人高举传单，白蝶终于成群飞起。我望向远处贝家洋楼的方向，轻声道：
“贝润生，你发给我的丧，我回敬你一场更大的——咱们师父坟前见。”
火，已从江北芦苇荡，一路烧回黄浦滩；而我，燕子李三，将带着真瓶、带着账、带着三百只白蝶，在民国二十六年四月的天空下，正式拉开审判的幕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