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片旷野中，乌云低垂，四周空荡荡的。没有山，没有树，甚至没有鸟飞的迹象；没有人声，也没有鸟啼，静寂得让我的耳膜收缩。我努力地瞪大眼睛，似乎想让自己看得更远一些。但极目的远处，依旧是空荡荡的一片。我不认识这个地方，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更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仰头看天，低垂着的乌云正在翻腾；一会儿聚拢，浓起一团；一会儿又像波涛一般地汹涌着朝前。但是，汹涌着朝前的乌云又像是碰到了阻力，又聚拢了起来。颜色渐渐地变黑。我像是怕天下雨，下意识地将手掌遮上头顶。却触摸到一团凉凉滑滑的东西，正盘在我的头上。我吓得惊叫了起来，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的工作，没有因为她的离去而改变。但是，我却感觉自己渐渐地变得躁动起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办公室工作已将近两年，原来让我新奇的东西，已让我驾轻就熟。因熟悉而让我滋生慵懒；另一方面，可能在我的性格中，一直有着寻求刺激的那一份冲动。没有了那一份能寻求的刺激，让我感到枯燥乏味。再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当初区委组织部长将我调来这里之前曾经许下的承诺，一直迟迟没有兑现，让我心中倍感失落。
但是，官场上的那一套规则我却不懂。尽管我知道，总不能自己开口去提要求。坦诚地说，经过近两年的办公室工作经历，我已感觉这个工作的索然寡味。尤其是看到前主任的那一份怅然和副主任的那一份逆来顺受。我真切地感觉到，这样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我。我在副主任的身上已经看到了前主任的影子。难道我将去重蹈这样的覆辙吗？
有许多次，我去临北的卫生间，站在临窗的小便长槽前，俯首朝窗外的楼下望去，我总有产生一种想飞驰而下的冲动。这份冲动是如此地清晰，让我不寒而栗！也不知是不是那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出现了忧郁的前兆。那个时候，我为了摆脱这样的精神状况，曾经全身心地将精力放在了武侠小说的阅读上。希望能在书中寻找到那一份刺激；通过阅读感受到这种刺激。
但是，在阅读这一类的小说中，我又很挑剔。挑剔得几乎不近情理。我只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情节的铺排和人物的刻画上最接近传统的小说。而其他的那几位，几乎与他齐名的小说家写的武侠小说，虽然情节上也很有跌宕，甚至是过分地追求了这一份跌宕而忽视了人物的刻画。让人感觉干巴巴不丰满和不耐人咀嚼，读书就索然寡味多了。
读武侠小说，我会产生一种幻觉，书中人物的一招一式，仿佛都是我自己在亲力亲为。在读到这些招式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也正朝施出招式的手脚奔腾而去。深夜读书兴浓时，我的脚会突然一蹬一踢的，常把被中睡得正酣的妻子踢醒。沉浸在阅读中其实也是一种很享受的事！这样的愉悦，只有阅读者自知。岂是旁人所能理解得了的。通宵达旦的阅读，肯定会影响枕边人的休息，好在妻子从不埋怨，这让我心安理得，安之若素。
办公室里，也还是有激情的。政府办公室的那位编辑《政务动态》的女秘书常来我这儿。有时是送来几篇她认为可以上《情况反映》的稿件，有时是她写的稿件请我帮她修改。在我跟她讲文章应该怎么写，怎么修改时，我常能看见她镜片后的眼中闪出激越的火花。可能是我并不在意这样的火花；也可能是我认真而专注的神情让这些闪出的火花一闪即没。尽管这激越的火花一闪即没，但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我知道，在那件事情上，我得寻找机会主动出击。假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我确实将会像副主任曾说过的那样，陷入“慢慢耗吧！”这样的僵局。好在机会总会出现在时刻准备着的人面前。在经常下乡镇调研中，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我的直觉，让我感觉到，这个信息大有文章可做。
那是区辖西北片的一个乡镇，在前几年的大办乡镇企业中，不顾本地缺少资源，能源，技术和资金等等实际困难，凭一时头脑发热，上了一个平板玻璃生产项目。在我印象中，平板玻璃生产厂，一直属于大型项目。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技术和原材料支撑。能源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上这个项目之前，这个乡镇也不知是怎么论证的。在诸多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还是头脑发热地上了。
在那个年代，发展乡村企业，是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有需求，便会有市场；有激励，便会有盲动。在这种盲动驱使下，企业仓促上马了：建起了适应生产玻璃的厂房和塔楼；安装了生产线。没有资金，向银行贷款，反正有政府出面向银行协调。银行尽管并不看好这个项目，但在当地政府的行政压力下，银行也只能闭着眼睛吞下这只苍蝇。在放贷时，银行总算守住了它的底线。投入了二分之一的资金后，不肯再放贷了。理由是，放贷之前商定的，50%的资金商请银行贷款；另50%，由举办方自筹解决。银行也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只要另50%的资金由你举办方自筹解决。这艘船如果沉没的话，你政府必定也会跟着沉没。
上级政府是不会眼看着下级政府沉没而不出手相救的！如果不救，很有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出手相救是必然的。这样，银行的风险便会随之降低；再说，银行毕竟每年都有一个坏账核销率。只要操作得好，与当地政府捆绑在一起。不愁投出去的钱会打了水漂。乡镇底下毕竟还有其他的集体企业，风险还可以转嫁。
按照银行的放贷规则，一般情况下，乡镇政府上项目，自筹的资金到位后，银行才会放贷。但是，在上这个项目时，银行居然先放贷。待到工程上了一半时，银行的贷款用完了，逼着乡镇急着筹措接下来的资金。乡镇没有了办法，已经上了一半的工程，总不能让它变成了半拉子工程。只得硬着头皮在民间扩大集资。在农村，农民谁会懂得投资风险？几十年来，听政府的话是不会错的，跟共产党走更是硬道理。
结果乡镇、村一级一级发动。发动时，自然讲得天花乱坠，将工厂的前景描绘得灿烂无比。被动员集资的农民唯恐掏腰包不及而被拒之门外。一时间去信用社提取存款的人，得排很长的队才能提出存款。而且，大部分的存款都是提前提取的。有这么好的前景，谁还会在乎这鸡毛蒜皮的银行利息呢！没有多长时间，集资的计划便提前完成了。
照例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个项目的上马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厂房建好，设备安装好，该投料生产了。却发现原材料的来源成了问题，燃料的来源成了问题。在论证时，什么都不成问题，现在都成了问题。建成后没有能溶成一锅玻璃，原本热气腾腾的场面便戛然而止了。厂房高高的耸在那儿，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设备堆在那儿，成了一连串无奈的休止符。
在希望中等待的集资人，天天盼望着热火朝天的景象出现，但是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却一直是鸟雀嬉闹，人迹全无的情景。从莺飞草长的春天，等到树木萧条、北风凛冽的冬天。年复一年，原本簇新的厂房，雪白的外墙渐渐变黄，渐渐变得斑驳。那里的生气，依旧没有出现。从紧锁着的厂院大门铁栅栏上望进去，厂区内的杂草倒是长得生机勃勃，一年比一年茂盛。长得一年比一年高。
开始几年，集资人的心中依然揣着希望。知道办一家这么大的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碰到一些挫折也很正常。而且，村里的干部也一直在给他们打气，当初描绘得这么好的前景，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变成肥皂泡了呢？村里办的企业，开开关关倒是很正常，村里毕竟缺少能人。乡镇就不同了。光是干部们能说会道的那副架式，谁也不用担心，天还真能塌下来！而且，当初那些村干部也带头兴高采烈的集资来着，集资的钱比一般人还多了许多。如今，他们的脸上也没有能看出丝毫着急的神情。想来，集资的钱是不会打水漂的。毕竟，是政府办的事嘛，难道政府的大门还真的能关上了不成？干部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寂静的工厂依旧那么死沉沉的静止着。
我去那个乡镇调研时，乡镇干部谈起此事，口气很是平静，一副事不关心的神情。据说，当初主持此事的乡镇领导，在项目被搁置后没多久，便被一纸任命调去了别的乡镇工作。后来，亲自顾问此项目的区领导也调去了异地工作。此事在区、乡两级便不再有人问津。一直到我去调研的那个时候，集资人的不耐烦才开始渐渐露头。想来是，那些村干部换的换，被换下来的村干部自然不会再顺着领导的意图做工作。他们自己为集资担心的神情也溢于言表了。集资人才醒悟了过来。
我虽然没有跟集资人面对面地接触过。但是却依然能感觉到底下汹涌着的愤怒。这件事情如果不抓紧妥善处理，将引发社会矛盾是显然易见的。好在原来的区领导已经调离，现任的这位领导与这个项目的盲目投资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我得设法通过这件事，让领导更进一步地加深对我的印象。能通过反映这件事和建议如何处置这件事，让领导看到我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要将这件事的反映，成为我不动声色的自我推荐。
好在我手中有一个《情况反映》刊物。这个刊物的编辑、审查、签发由我一个人负责。在初办伊始，我便将刊物设计成特刊和普刊。普刊的发放范围，对上级是市委办、市政府办，对下是各乡镇党委和机关各部门的党组。特刊的发放范围比较少。一般仅限于区委常委和正副区长，区人大正副主任。俗称为几套班子的正副职。我认为，是特别紧要的事情，甚至小范围的发放也不必的话，可以专送区委书记一个人阅览。我将这件事情的反映和建议处理意见，连续编了七期特刊，每天一期专送给区委书记。
特别是后来几期的处理意见，为了增加保密性，我没有书写成文稿交付打印。而是打好腹稿后，我站在打字机前口述，让打字员根据我的口述打印。并且，再三告诫她，注意保密，口述的内容，一丁点也不得外传，弄得打字员神经兮兮地分外紧张。打好字后，由她负责油印。且只印一份。印成后，打了字的蜡纸，当我的面销毁。在这七期的《情况反映》特刊中，我先是纯客观地反映了这个项目的投资和搁浅情况。在讲述这件事时，我努力不着褒贬色彩。
我觉得，虽然前任的领导已经调走。但是，如果讲这件事，因为投资失败而词语中带有贬低的色彩的话，是不合适的。容易让人产生人走茶凉的想法。这应该是领导们最忌讳的事。任何一个领导的心里都很清楚，不可能在一个位置上无休止地一直呆着不动。除非年龄即将到岗了，打算在这个位置上退休。退休之后，也还是要离开这个位置的。谁都在心中祈盼着，希望现在的位置只是下一次升迁的过渡。谁愿意离开之后被人戳背脊呢！物伤其类，心中难免会有想法。
就算我说得言之凿凿，也肯定不会有预想的好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然后，讲述了潜伏的危机。集资人的想法，村干部的态度，乡镇干部的顾虑和无所适从。分析了出现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思路是主动出击。不等矛盾激化时才处理，化被动为主动，是解决这场潜在的危机的最好办法。对已投入的资金，原则上采取只还本不再付息的办法。
关于银行贷款的处理，我认为，这个项目的放贷，银行是有责任的。在地方自筹资金没有足额到位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匆忙到位，银行违背了一贯遵循的放贷原则。不管这个违背是否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这个责任银行是不能推诿的；银行的第二个责任是，对资金项目的监管不力。在项目论证及开始实施阶段，其实，这个项目的前景堪忧，还是露出了许多端倪的。但是，银行对此熟视无睹。从银行的角度看，揽储进来的资金，总得依靠项目贷出去，以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息差，提高自身的效益，这原本没有错。
但是，在这个项目上，银行是有私心的。银行的私心在于：投资这个项目的乡镇有其他几家效益较好的企业，如果这个项目失败，可以逼迫乡镇将这些贷款转嫁给那几家效益好的企业。银行是一只手拿着如意，另一只手拿着算盘。这如意算盘十三档悉数朝自家有利的方向拨拉。如果项目失败，这个乡镇的其他企业，也必将会因被贷项目的失败，而连带着帮助清偿银行的债务所拖垮。所以，解决银行的坏账是解决这个潜在的危机的基础。办法是：一、由政府出面，协调银行，对这个已失败的项目贷款不能复利计息；二、贷款的本金部分，先请银行作为呆帐挂着。一俟农村集资的解决，再回过头来处理银行的贷款。
对于集资问题的处理：集资问题的圆满处理，是解决这次潜在危机的关键。依靠乡、村干部做好工作，仍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要教育乡镇、村干部，不把矛盾上交。一是明确项目已经失败，要正视现实。按照集资的风险原则。该承担的风险，每个集资人理所当然都应当承担，这是毋庸置疑的。二是由乡镇政府明确，政府将解决集资款列为解决遗留问题的重点。先不处理银行的还贷问题。三是集资人的利息将不再支付，全部的集资款只归还本金，调集乡镇企业每年积存的利润，列出归还集资人本金的时间表，逐步按比例归还。当然，调集其他企业每年积存的利润，应以不影响该企业的下年度生产为前提。
待集资款的处理大局已定之后，再处理银行的贷款：一是转嫁一部分；二是请银行在每年的坏账核销中消化掉一部分。三是将此项目的固定资产抵押银行贷款。如果，该乡镇日后有新的项目上马，这些厂房可作新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银行只需在账面上处理一下便可以了。
在处理集资款的问题上，要采用传统的方法，“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抓住党员和干部这个牛鼻子。大部分集资人的精神便能被安抚。“纲举则目张”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小，将潜在的这场危机消弭于无形。
每天一期的《情况反映》特刊，如期呈送到区委书记的办公桌上。我身为办公室的综合科长，又是区委书记的秘书，做如期送达的文章自然不费吹灰之力。这一步既然已经跨出，紧随着的第二步，“以退为进”，我已是不得不实施了。我专门找了区委组织部长。就是那位两番来找我，将我调来办公室的那一位。我找他不谈工作，也不谈什么困难。我只跟他提要求：我要求调回原单位去。他问我：
“办公室工作不好吗？”
我回答说：“挺好的。”
“挺好的，为什么要调回原单位？”他问。
“我觉得，我还是回原单位也许更能发挥作用。”我答道。
这一句回答虽然不能说是顾左右而言它。但他显然已听出了我的话音。他顿了一顿，随即笑道：
“看我，光顾着忙。你来办公室快两年了吧？”我朝他笑着点了点头。
他思忖着说：“我知道了。你别着急。确实得商量一下了！”
一听他的口气，我便知道，我找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如果，区委书记看了我的《情况反映》特刊之后，思想上有所触动，那么，区委组织部长，正好有关于对我的使用的建议，不是正好顺理成章了嘛！在通常程序下，对一名区管干部的提拔使用，一般都会由组织部长与区委书记通气，区委书记认为可行，便会召集书记办公室会议，先行商议。没有反对意见后，才会正式提交常委会讨论。
提交常委会讨论的人事任命。如果没有原则问题，比如，纪委书记有异议，或有举报信，且证据翔实；或涉及违纪尚未查清。一般都不会产生反复。如果区委书记事先向组织部长打招呼，让他提出某某人作为拟任人选。组织部长自然也会秉承书记的意见。我几乎是双管齐下，当然想一举奏效。
官场说神秘，确实很神秘。似乎随机性很大，官帽落在那个人的头上，完全是那个人的造化，那个人的命天生比旁人的好！其实不然。如果熟悉官场的这一套程序，官场其实并不神秘。只要抓住时机，懂得造势，善于运筹，能够串联各方有利因素为己所用，要上一个台阶，应该也不算很难。
从我那时的扮演角色来说，我希望自己能跨上的这一个台阶，也仅仅是整个领导层序列当中的一个起级，是一个比较传统意义上的芝麻官小得多的职级。按中国古代的说法，是吏，而不是官。如果，所出生的家庭是官家而非平头百姓，这样的职级，只需凭人一声招呼就能登上去的。而我出生的家庭，是后者而非前者。我没有这样的根基，自然不会有人帮我出面打招呼。谋事只能凭自己了。就像是四年前我谋取的那个脱产读书的机会一样。
如果当时的那个新组建的局，不是之前的两个局，各出一半人马合并而成的；没有另外那个局合并过来的那个年轻人提要求并获得同意在先。我能顺利地达成所愿吗？说“机遇属于每一个有准备的人”，这话不假。但是，怎样才算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呢？是整天钻在书本中孜孜以求？是整天仰望着天空等待着机遇？还是每天张开双臂等待天上掉下馅饼来？不要以为书中真得有黄金屋，书中真能得到颜如玉；不要以为自己真的是天将降大任的那个人；更不要以为天上真的能掉下馅饼来，而且这个掉下来的馅饼会正巧落在自己张开了的双臂中。
其实机遇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这个创造的基础，便是自己审时度势的能力，便是自己能融合各方对自己的有利因素的能力；便是自己能将不利的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的能力。
就我来说，以我的家庭出身背景，要想在官场上登堂入室，可以说，是先天不足的。而且，以我的性格来说，喜欢琢磨事，而不太喜欢琢磨人。这应该是后天不足了。面临着困难，能激发我内心的斗志，我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将事情处理得尽可能的完美；面对着人，我却似乎天生缺少这方面的智商。不太愿意相信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甚至能将善与恶，美与丑融合在一起。同一个人可以既是大奸大恶之人，又是至善至仁之人。
我总是相信自己第一眼看人时的判断，那人给我的第一眼是良善的，我会自始至终地认为此人能够交往；而且，不会对他有防范之心；这人给我的第一眼是阴险的，我会一直对他心存戒备。我知道，这种仅凭一眼直觉就判断人的善恶是冒失的，对人也是不公允的。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积习难改。在官场上，做的便是琢磨人的工作。在古代有所谓的帝王之术。帝王之术说到底，便是如何驭人，如何恩威并施。所有这些，都是以琢磨人为基础的。
虽然说，事与人是不能绝然分开的。事在人为，虽然事在人前。但人为却是根本，这是无可辩驳的。一件事情琢磨得再透彻，也得找适合的人去做。如果不先把人琢磨透，事情琢磨得再完美也是枉然。这个道理我懂。但是，真要让我从喜欢琢磨事，转到琢磨人上面来；或者，让我事情和人同时琢磨，对于我却是一种挑战。看来，要进入官场，先得从我的性格开始改变，才能见风使舵；才能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才能让自己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但是，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不禁有些忧郁起来。
十天之后，那个男机要秘书来偷偷地告诉我，说组织部来复印了一份拟任干部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拟任职务是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复印机还很稀少。整个机关大院就这么一台复印机，所以，被藏在机要室中。来复印这份拟任名单时，正让机要秘书瞧了个正着。
宣传部副部长？我的心情陡然变得沉重起来。这个角色我可不喜欢。在我的印象中，做宣传工作的人，天生就是夸夸其谈的人。而我却是一个不善于言谈的人。我能扮演好这个角色吗？希特勒时期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过：“造谣一千次便是真理。”这样得来的真理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能摇舌鼓唇为这样的真理费尽心机吗？当宣传部的副部长不就得充当这样的角色吗？虽然，现在的时代不能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代相比。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几十年间，哪一次运动，不是宣传部门首当其冲？哪一次运动的最后，又不是宣传部门的头头深受其害？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应该是宣传部长的拿手好戏。脑袋指挥嘴巴是不错的。错就错在指挥嘴巴的不是自己的脑袋。宣传是宣传部长的事，脑袋却长在别人的头上。充当这个角色的，必须天生有着演员的特质，谎话要能当成真话说，而且，还能说的脸不红心不跳。将谎话说得跟真话一模一样。要有连自己也相信所说的谎话是真话的本领。有能骗得了自己也相信的本领，是我能学得会的吗？而最后，有哪个宣传部长是善终的？尤其是那些生前风光无限的部长们。
我的心突然慌乱了起来。甚至有些懊悔。我是不是太急于求成了？急急地将自己弄得骑虎难下。那么，我理想的岗位又是什么呢？我不禁暗暗地问自己。直到此时，我才认真的想起了这个问题。哦，天哪，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目的地不明确，我居然就仓促地双管齐下地出手了！现在，自己反倒被弄了个措手不及！可是我又不能去打听，不然，人家会反问我：“你怎么知道的？”“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不是会弄巧成拙么！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