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新年，是在重庆永无休止的冬雨中到来的。潮湿的寒气如同腐骨之蛆，钻进参谋本部作战室的每一个角落。我，韩夏，站在这幅悬挂了整整五年的巨型作战地图前，感觉自己已经与这片被血色和墨色浸染的江山融为一体。我的少将军衔领章，在这阴郁的炭火光芒下，显得有些黯淡。作为参谋次长，实际上，我就是这盘棋的唯一棋手。
一九四二年，我们几乎是在绝望的边缘行走。缅甸的惨败，滇缅公路的彻底断绝，让这片孤岛的最后一条陆地动脉被切断。如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驼峰航线那脆弱而昂贵的铝制翅膀上。而我，必须用这涓滴一样的物资，去喂养数百万嗷嗷待哺的军队，去抵御日军在中国本土那头饥饿的巨兽。
一月第一周：新年的死寂与北方的惊雷
新年的第一天，没有任何庆祝。我只是在办公室里，听着雨水敲打玻璃，批阅了积压的防务报告。第六战区（鄂西）司令官孙连仲将军的电报摆在最上面，他的言辞一如既往的恳切而焦虑。日军第十一军，那支由悍将横山勇指挥的“华中派遣军”精锐，正在宜昌、沙市一线频繁调动。孙将军认为，这是春季攻势的明确信号。
我没有立刻回复他。我走到地图前，目光锁定在宜昌那个深入我方防线的尖锐楔子上。横山勇，这个名字我默念了无数遍。此人（我从截获的情报中分析他的性格）坚忍、残忍，且极富进攻精神。他在一九四二年的“浙赣会战”中，将第三战区的防线撕扯得千疮百孔。现在，他把目光投向了第六战区，投向了我们赖以屏护重庆的最后一道山地屏障——鄂西群山。
“总座，”我的作战处长老胡（胡靖安）轻手轻脚地走进来，递上一杯滚烫的苦茶，“这是刚从昆明‘中美联合指挥部’（我坚持的称谓）转来的欧洲战情简报。”
我接过茶杯，暖意很短暂。简报的内容却让我精神一振。在苏联，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德军第六集团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的“战神”保卢斯，正面临着灭顶之 ry。苏军的“天王星”行动已经完成了合围，德军的空中补给彻底失败。
我的心跳微微加速。斯大林格勒！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这是轴心国神话的破灭。我立刻意识到，这股寒流将跨越西伯利亚，吹到远东。日本，这个德国的盟友，将第一次感受到战略上的孤立和恐惧。
“立刻评估，”我转向老胡，声音因为压抑的兴奋而有些沙哑，“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对日本‘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的心理和部署，会产生何种连锁反应？”
老胡点头：“明白。我立刻让情报处（第二处）进行推演。”
但我心中已有答案。日本不敢再轻易北进苏联了。他们将被更牢固地钉死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而中国战场，将是他们流血最快、消耗最大的伤口。
我的目光回到鄂西地图。既然北进无望，太平洋又因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绞肉机而停滞不前（我们刚收到情报，日军在瓜岛的‘总攻’已经失败），那么，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会不会为了打通长江航线、掠夺江汉平原的粮食，或者仅仅是为了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而孤注一掷？
很有可能。
“回复孙连仲将军，”我沉声道，“批准他的A号防御预案。命令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向西后撤三十公里，脱离沙市的河防一线。命令第十集团军（王敬久）和江防军（吴奇伟）固守荆门、当阳、宜昌一线的山地要隘。”
老胡大吃一惊：“总座，主动放弃沙市？那可是江汉平原的门户，而且……”
“而且是平原。”我打断他，“我们没有制空权，没有足够的重炮，更没有一寸装甲。在平原上和横山勇对攻，是用我们的血肉去填他们的钢铁。我不要在平原上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我要横山勇把他的精锐，带进鄂西的山里。”
我的手指重重地戳在地图上那片绵延的绿色山脉上：“这里，石牌、长阳、五峰。这才是第六战区的决战之地。让孙将军把最精锐的部队（如陈诚系的第十八军）配置在二线，准备反击。至于沙市……给横山勇一座空城，让他为几袋大米付出足够的鲜血。”
这是我为一九四三年定下的基调：诱敌深入，山地决战。用空间换取日军的消耗，用山地抵消他们的火力优势。
第一周，就在这种对斯大林格勒的遥远期盼和对鄂西的紧张部署中度过。重庆的雨，似乎更冷了。
一月第二周：卡萨布兰卡与“Y部队”的焦灼
第二周，一份来自北非的电报，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格勒。
一月十一日，我们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署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胜利，意味着百年屈辱的终结。然而，我深知，真正的尊重，不是靠条约签署的，而是靠战场上打出来的。
紧接着，一月十四日，绝密情报抵达——罗斯福与丘吉尔正在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
整个参谋本部的高层（都是我的下属）都异常兴奋，认为这是盟军将向我们倾斜资源的信号。
我却在作战室里独自枯坐了一夜。
“德国优先”——这是英美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就定下的总战略，我从未怀疑过它的坚定性。卡萨布兰卡会议，只会加固这一战略，而不是动摇它。
我的担忧是：在中国战区内部，他们会优先谁？
美国的援助，现在分裂成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派以驻印度的史迪威将军（我称之为“史顾问”）为代表，他坚信必须首先重新武装和训练中国的地面部队（即驻印度的“x部队”和在云南的“Y部队”），然后发动反攻，夺回缅甸，打通陆地补给线。
另一派，则是以陈纳德将军（我称之为“陈顾问”）为代表的“飞虎队”残余（现已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驻华特遣队），他疯狂地向我、也向华盛顿游说，声称只要给他一百零五架战斗机和四十二架轰炸机，他就能凭借空中力量瘫痪日本在华的基地，甚至轰炸日本本土，从而赢得战争。
两条路线，截然对立。史顾问要的是陆军，要的是时间、耐心和庞大的训练资源；陈顾问要的是空军，要的是眼前的、辉煌的战果。
而我，韩夏，作为全权指挥者，我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说，我必须在美国人做出选择之前，引导他们做出我想要的那个选择。
这周，我顶住了所有要求“加强空军”的压力，将驼峰航线运力中那可怜的、属于我们自己调配的百分之三十，几乎全部倾斜给了云南的“Y部队”。
“Y部队”，这是我以滇西和黔东的三十个师为基础，要求美方顾问协助整训的嫡系力量。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反攻缅甸。
一月十五日，我接到了“Y部队”总指挥（我任命的陈辞修将军，即陈诚）的电报。辞修将军在电报中充满了抱怨。美方顾问要求他的部队进行高强度的美式训练，但配套的武器——尤其是炮弹、反坦克武器和医疗用品——却迟迟不到位。士兵们穿着草鞋，用着老旧的中正式步枪，却在学习如何指挥m4谢尔曼坦克（他们连模型都见不到）。
“士气可用，然器械匮乏，美方顾问骄横，常有冲突。”陈辞修的电报总结道。
我能想象到他的愤怒。辞修是个刚烈、自尊心极强的人。
我立刻致电昆明，电话接通了陈辞修。
“辞修兄，”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我理解你的难处。但‘Y部队’是我们未来反攻的唯一希望。告诉弟兄们，忍耐。武器的问题，我正在和美国人交涉。至于顾问……”
我停顿了一下，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告诉他们，学习。把他们所有的战术、所有的协同方法、所有的后勤理念，都给我学过来。哪怕是忍受着屈辱学。我们要的不是他们的施舍，我们要的是他们战胜德国人的那套‘方法’。”
“总座，”辞修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闷，“我怕的是，武器还没到，人心就散了。这边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驻腾冲、龙陵）又在边境袭扰，弟兄们憋着火。”
“那就打。”我冷冷地说。
“打？”辞修愣住了。
“小规模的打。以营连为单位，主动出击。不要怕伤亡，就当是实战演练。用我们现有的装备，去实践美国人教的战术。打给他们看。”我说道，“我要让史顾问知道，他的训练有用。我更要让他知道，没有武器，再好的训练也只是屠杀。用小规模的战斗，去‘提醒’他，驼峰航线的运力，必须优先给‘Y’部队，而不是陈顾问的飞机。”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倒逼”美国人履行承诺的办法。
挂断电话，我感到一阵疲惫。指挥战争，有时不仅仅是调动部队，更是（甚至主要是）在盟友之间搞政治平衡。陈顾问的“空中制胜论”很有诱惑力，但我深知，没有强大的陆军去占领和守卫机场，他的飞机在中国的土地上，连起飞的地方都找不到。浙赣会战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我们收复了机场，却发现机场早已被日军彻底破坏，而我们自己，却因为要守卫这些无用的机场，被日军反复制肘。
不，陆军优先。必须优先整训“Y部队”。这是我的底线。
一月第三周：瓜岛撤退与横山勇的试探
一月下旬，两份情报几乎同时摆在了我的桌面上。
第一份，来自太平洋。美国海军情报显示，日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集结舰船，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不是要增援，而是要撤退（即日军的“ケ号作战”）。
第二份，来自第六战区。孙连仲的加急电报：日军第十一军主力（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共计五万余人，于一月二十日，自宜昌、荆门、沙市一线，突然向我方防线发动全线试探性进攻！
该来的，终于来了。
我立刻在作战室召集了紧急会议。巨型沙盘上，鄂西的地形纤毫毕现。红色的箭头（日军）正从三个方向，刺向我们新构筑的二线阵地。
“总座，”老胡指着沙盘，“日军这次进攻很奇怪。火力凶猛，但突进不深。在当阳、远安一线，与我军稍一接触，即刻后撤。唯有荆门方向，日军第三师团攻势最猛，似乎想切断我第十集团军与第二十九集团军的联系。”
我盯着沙盘，没有说话。
瓜岛撤退。鄂西试探。
这两件事之间，必有关联。
如果瓜岛（以及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是日本的战略性挫败；那么横山勇在鄂西的进攻，就绝不仅仅是为了“抢粮食”那么简单。
“横山勇在试探。”我终于开口。
“试探？”
“他在试探两件事。第一，试探第六战区的防御纵深和抵抗意志。他想知道，我们后撤，是真的诱敌深入，还是真的不堪一击。”
“第二，”我看向情报处的刘处长，“他在试探我们的反应速度。尤其是，我们是否会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增援鄂西。”
刘处长（刘子清，我的情报主管）会意：“总座是说，横山勇的最终目的，可能不是鄂西？”
“不。他的目的就是鄂西。”我摇头，“但他要确保，在他全力进攻鄂西时，第九战区（湖南）、第五战区（豫南）不会在他背后捅刀子。他更要确保，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比如从云南调兵）可以迅速投入战场。”
我走到地图前，目光扫过整个中国战场。
“命令：”
“一、第六战区，孙连仲部，坚决执行A号预案。正面部队节节抵抗，消耗敌军，但绝不恋战。主力在山地要隘集结待命。告诉孙将军，沉住气，不要怕丢一两个县城。”
“二、第九战区（薛岳，我称之为‘薛伯陵’）和第五战区（李宗仁，我称之为‘李德邻’），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所有一线部队，向日军防线佯动，制造大举进攻的假象，牵制日军第十三军（驻上海）和第一军（驻山西）。”
“三、严令‘Y部队’（昆明）和‘x部队’（印度），继续埋头训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调动他们增援鄂西。Y部队按原计划，继续对滇西日军进行袭扰。”
“四、命令陈顾问（陈纳德）的航空队，将一半的出动架次，转向鄂西，重点轰炸日军在宜昌和荆门的后勤集结点和渡口。我不管他愿不愿意，这是命令。”
我的意图很明确：对横山勇，我要示弱（正面后撤），也要示强（两翼威胁、空中打击）。我要让他产生误判，让他以为第六战区是块“硬骨头”，但又不是“啃不动”的铁板；让他以为我们“外强中干”，主力都在两翼，而鄂西内部空虚。
我要他放心地、大胆地，一头扎进我为他准备好的群山迷宫里。
“总座，”老胡有些担忧，“这样一来，第六战区的正面压力会非常大。孙将军……怕是顶不住。”
“孙连仲久经战阵，他知道该怎么做。”我看着沙盘上的宜昌，“真正的关键，不在孙，不在王敬久，也不在吴奇伟。而在一个人。”
“谁？”
“第十八军，方天。”（方天，我虚构的第十八军军长，代表陈诚系的土木工程系核心战力）
我将代表第十八军的蓝色小旗，插在了沙盘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石牌。
“这里是长江三峡的咽喉。如果石牌失守，日军舰队可以溯江而上，直达重庆。横山勇的最终目标，一定是这里。”我说道，“命令方天，他的第十八军，就是钉死在石牌的棺材钉。他可以战死，但石牌不能丢。”
这一周，整个参谋本部都在高速运转。鄂西前线的炮声，仿佛已经传到了重庆的江风之中。
一月第四周：残冬的余威与“无条件投降”
一月的最后一周，鄂西的日军在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试探后，突然全线撤回了出发阵地。第六战区恢复了短暂的平静，只留下一片片被炮火蹂躏的焦土。
孙连仲发来电报，称“敌寇胆怯，被我击退”。
我却在孙的电报上批了两个字：“胡说。”
横山勇不是胆怯，他是满载而归。他已经试探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第六战区的防御决心（不强，因为我们主动后撤了），以及我们的预备队情况（没有发现主力增援）。
我几乎可以想象，横山勇此刻正在他宜昌的指挥部里，得意地制定着真正的进攻计划。他会认为，我的“山地决战”不过是故作玄虚。
这正是我想要的。
战争，归根结底是欺骗。在我有能力在平原上与他对决之前，我只能用这种近乎“示弱”的方式，来换取最终的胜利。
而在这最后一周，另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
一月二十六日，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会议的宣言，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我的案头。
我逐字逐句地阅读着。当读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这一句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无条件投降。”
这五个字，比给我一百个师的装备，还要重要。
这意味着，英美（尤其是丘吉尔那个老狐狸）再也不可能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前提下，与日本单独媾和。这意味着，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血战到底，而盟友，也必须陪伴到底。
虽然，在宣言的附件中，我看到了我最担心的那句话——“一九四三年，盟军的重心仍在欧洲，目标是夺取西西里，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
“德国优先”被再次确认。给予中国战场的，依然是“维持（holding）”策略。
老胡和辞修他们（从后来的通信中得知）都对此感到失望。
我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维持”，很好。这意味着，他们至少不会逼迫我立刻发动一场没有准备的、自杀式的反攻（比如史顾问一直要求的“强渡怒江”）。“维持”意味着，我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
我需要时间，去训练“Y部队”； 我需要时间，去武装“x部队”； 我需要时间，去让驼峰航线的运力慢慢爬升； 我需要时间，去消耗横山勇的第十一军，让他在即将到来的鄂西会战中，流干最后一滴血。
一月三十一日，一九四三年的第一个月即将结束。重庆的冬雨终于停了，久违的、淡薄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在作战室的地图上。
我的目光，从鄂西，转向了云南，再转向了印度。
斯大林格勒的残雪尚未消融，瓜达尔卡纳尔的血战即将落幕。而在中国，横山勇正在磨刀霍霍，一场恶战即将在（历史上的）五月爆发。
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刺骨的江风灌了进来，但也带来了一丝新鲜的、泥土的气息。
“老胡。” “总座。” “通知下去。春节休沐三日。作战室轮值。” “……是！”老胡有些惊讶，这是抗战以来，我第一次下令“休假”。 “另外，”我转过身，看着他，“给第六战区、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和昆明的‘Y部队’，传我的私人电令。”
“总座请讲。”
“电文：寒雪压孤城，残冬望远春。诸君勉力，夏与诸君同在。”
这不仅仅是安慰。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命令。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将从鄂西的血战中，正式开始。
（钩子：一封来自情报处刘子清的密报被悄悄放在我的桌角。封面是红色的，代表“绝密”和“紧急”。我打开它，只有一行字：“‘S机关’（我方打入日军高层的卧底）密报：横山勇已确定‘江北歼灭战’（即鄂西会战）作战纲要，代号‘コ号作战’。 d日初定于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