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重庆，终于显露出它作为“雾都”的本色。太阳，成了最奢侈的稀客。连绵的阴雨，夹杂着从两江上蒸腾起来的、化不开的浓雾，将整座山城包裹在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寒冷之中。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干脆利落的冰冻，而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浸入骨髓的湿寒，如同这个国家此刻的心情，压抑、沉重，看不清前路。
随着国民政府的正式迁入，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城市，被时代的大潮，猛烈地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人口，在短短数月内，从几十万暴涨至数百万。狭窄的石板路上，永远是拥挤的人潮。穿着长袍的本地居民，扛着行李的下江人，穿着各式军装的士兵，金发碧眼的外国记者……各种口音，各种面孔，汇聚在这座依山而建的巨大迷宫里，共同呼吸着混杂了煤烟、饭菜香、汗水和消毒水味道的、属于战时首都的独特空气。
然而，在表面的喧嚣之下，一股无形的暗流，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涌动。武汉会战的失利和文夕大火的国耻，像两块沉重的乌云，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万家岭大捷带来的短暂兴奋，早已被严酷的现实所冲淡。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这个词，听起来充满了坚韧和希望，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更漫长的煎熬，更困苦的生活，和更渺茫的胜利曙光。失败主义的病毒，开始在这种湿冷而压抑的空气中，悄然滋生、蔓延。
我的参谋本部，已经搬迁到了渝中区上清寺的一处院落，这里曾经是四川军阀的官邸。条件，比初到时，好了许多。至少，我们有了一间可以悬挂完整作战地图的会议室，电话线路也经过了重整，不再那么频繁地中断。但是，我的心情，却比在武汉时，更加沉重。我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不再仅仅是战场上的拼杀，更是一场围绕着“战”与“降”的、意志与人心的殊死较量。而这场无形战争的第一个引爆点，就在这个阴冷的十二月，以一种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轰然炸响。
一、第一周（12月1日-12月7日）：寒雾中的暗流
十二月的第一天，我签发了自迁都重庆以来的第一份，关于全军冬季整训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是我在长沙之火的痛苦反思后，联合军政部、军训部的同僚，耗费了近半个月心血的结晶。
其核心，不再是单纯强调军事技术，而是将“军民关系”和“持久战思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我明文规定，所有部队，在整训期间，必须派出官兵，帮助驻地民众，修复水利，开垦荒地。我要求，从军长到士兵，都必须参加由政工干部组织的、关于“论持久战”的学习。我要让每一个人，都从骨子里明白，我们打的，是一场全民的、长期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民众的支持，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坚韧的意志，是我们最强的武器。
这份文件，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许多习惯了传统治军方式的将领，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士兵的天职，就是打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是“不务正业”。
“韩次长，恕我直言。”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一位从北方战区来的集团军总司令，带着几分酒气，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道，“您让弟兄们去学习延安那边‘泥腿子’的做法，又是帮老百姓种地，又是学习什么‘持久战’，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们是中央军，是正规军！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补充装备，如何反攻，如何收复失地！而不是在这里，跟日本人比谁更能熬！”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声。他们，依然沉浸在“决战”的幻想之中，渴望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洗刷之前的耻辱。
我看着他，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问道：“王总司令，我问你，武汉会战，我们投入了百万大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万家岭，我们全歼了日军一个师团，可我们自己，伤亡了多少？反攻，拿什么去反攻？拿弟兄们的血肉之躯，去填敌人的钢铁火网吗？”
我的反问，让他哑口无言。
“时代，已经变了。”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那从北到南，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漫长的战线，“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所有重要的工业区和交通枢纽。我们，已经被彻底地封锁在了这片贫瘠的西部山区。在这种情况下，跟敌人拼消耗，拼装备，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比他们更能忍，更能熬。我们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有四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谁能把这种优势，真正地发挥出来，谁，才能笑到最后。所以，我搞的这些，不是‘花里胡哨’，而是我们现在，唯一能走的路。”
我的这番话，虽然暂时压制住了反对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思想的转变，远比战场的胜利，更加艰难。一种弥漫在国府高层的、看不见的暗流，正在顽固地，与我的“持久战”战略，进行着抵抗。
这股暗流，不仅仅是军事思想上的分歧。更可怕的，是它背后，那股失败主义的、渴望“和平”的思潮。
十二月六日，军统的戴笠，深夜秘密求见。
他带来了一份绝密的情报。情报显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先生，最近，与他的一些心腹，如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人，往来异常频繁。并且，他们谈论的核心，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如何应对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十一月三日发表的，“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近卫的这份声明，抛出了一个看似诱人的“和平”方案。他声称，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为了侵占中国领土，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日满华”三国合作、共同繁荣的“东亚新秩序”，共同“防共”。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包藏祸心的谎言。所谓的“合作”，就是附庸。所谓的“繁荣”，就是掠夺。但是，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信心和勇气的人来说，这番话，却像一根救命的稻草。
“根据我们的线人报告，”戴笠的表情，异常凝重，“汪先生他们认为，近卫的声明，是日本政府释放出的‘善意’，是一个可以实现‘体-面和平’的契机。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无力再战，如果能以此为基础，与日本进行和谈，或许可以保住国家的半壁江山，免于彻底的毁灭。”
“放屁！”我听完，忍不住爆了粗口，“这是‘体面和平’吗？这是与虎谋皮！这是引狼入室！这是要我们，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华北的特殊利益，承认他们所谓的‘共同防共’！这和亡国，有什么区别？！”
“次长息怒。”戴笠低声说道，“但是，这种想法，在高层，很有市场。许多人，都觉得，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够了。再打下去，整个国家，就要被打烂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我的想象。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败主义了。这，是在为投降，寻找理论依据。
“给我盯紧他们！”我对着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汪先生，以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给我派人盯着。他们的每一次会面，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知道。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戴笠走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枯坐了一夜。窗外，是重庆的万家灯火。但我的心中，却是一片冰冷的黑暗。我有一种预感，一场比武汉失守，比长沙大火，更具破坏性的巨大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二、第二周（12月8日-12月14日）：蛛丝马迹，密云渐浓
进入十二月的第二周，重庆的政坛，表面上，风平浪静。新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开始正式运作。各项关于后方生产、军队整训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湘北、鄂中、豫南的前线，经过了初期的混乱之后，新的防线，也已经基本稳定下来。薛岳、李宗仁等战区司令，都发回了电报，报告说当面日军，并无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双方，都进入了对峙和“屯田”的状态。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我所规划的，“持久战”的轨道上，慢慢地运行。
但是，只有我知道，在这份平静之下，隐藏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戴笠的军统，像一部高效的机器，开始全力运转。关于汪先生集团的各种情报，如同一条条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我的案头。
“报告：周佛海，于昨晚，秘密拜会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话内容，不详。但据分析，可能与请求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有关。”
“报告：梅思平，通过秘密渠道，与潜伏在香港的、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取得了联系。具体联系人，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驻华南的特务头子，影佐祯昭。”
“报告：汪先生本人，近日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些言辞暧昧的讲话。他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抗战到底’的国策，但却反复强调，‘和平，是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
……
每一份情报，都像一块拼图。当这些拼图，被一块一块地，摆在我的面前时，一个可怕的、完整的阴谋轮廓，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他们在行动。他们在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本人，进行着秘密的接触和谈判。他们在为某种形式的“和平”，做着最后的准备。
我拿着这份汇总了所有情报的绝密档案，再次求见了委员长。
这一次，他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犹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可怕的平静。
他默默地，看完了所有的文件。然后，将档案，重重地，合在了桌上。
“季鸣（汪先生的字），”他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痛楚，“他，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我知道，他和汪先生之间，有着几十年的、复杂的情感纠葛。他们既是政敌，也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国民党内，汪先生的资历和声望，甚至一度，在他之上。要对这样一位“党国元老”，采取断然措施，其政治风险和后果，不堪设想。
“委员长，”我沉声说道，“现在，已经不是犹豫的时候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足以动摇国本的阴谋。我们必须，在他们图穷匕见之前，采取行动！”
“如何行动？”他看着我，“把他抓起来吗？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这些捕风捉影的情报，就抓捕一位党的副总裁？那会引起多大的震动？党内，会分裂。前线的将士，会怎么想？日本人，只会拍手称快。”
他的顾虑，是对的。我知道，对付汪先生，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我们，不能抓他。但是，我们可以，限制他。”我说道，“我建议，第一，立刻以‘加强战时安保’为由，增派卫队，进驻汪先生的官邸。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非正常联系。”
“第二，对于他身边的那些核心人员，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立刻以‘调任’、‘考察’等名义，将他们，分派到不同的、远离重庆的地方去。分散他们的力量，打乱他们的部署。”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委员长，您必须，亲自找汪先生，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晓以民族大义，陈说利害关系。也许……也许，他只是一时糊涂，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的这番话，其实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但，我知道，这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最后的努力了。
委员长沉默了许久，然后，疲惫地，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道，“就按你说的办。我……我会找个时间，和他谈谈。”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谈谈”的时间。
我们都低估了汪先生的决心，和他背后，那股力量的狡猾与果断。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张开一张大网，试图将这股暗流，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时。这条暗流，却突然，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冲破了所有的堤坝。
三、第三周（12月15日-12月21日）：惊闻叛逃，国府震动
十二月十八日，一个看似再也普通不过的星期日。
这一天，汪先生，以要去昆明，向云南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为由，向中央政府，申请了一架专机。
由于他副总裁的身份，这个申请，很正常。没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
然而，就在这一天，一个致命的疏忽，发生了。我之前下令的，增派卫队，“保护”汪先生官邸的命令，因为种种官僚主义的拖沓，竟然，还没有完全执行到位。
而戴笠的军统，虽然已经察觉到了汪先生即将外出的动向，但他们也只是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公务出行。他们，虽然派了特工，跟随汪先生，一同前往昆明。但是，他们的任务，也仅仅是监视，而不是阻止。
一张本来已经开始收紧的网，就这样，因为一个又一个的“正常”和“疏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致命的漏洞。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上午，我还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处理着来自各个战区的军务。
中午，侍从室主任林蔚，突然，神色慌张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次长！出大事了！”他的声音，都在发抖。
“什么事？这么慌张？”我放下手中的文件。
“汪……汪副总裁，他……他失踪了！”
“什么？！”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你说清楚！什么叫失踪了？！他不是去昆明演讲了吗？！”
“他……他昨天确实是到了昆明。但是，今天一早，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报告，说汪副总裁，和他的一家，以及随行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都……都从下榻的宾馆，消失了！我们派去跟随的特工，也被他们用计，给甩掉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击中。
完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不是失踪，他是叛逃！
“立刻封锁消息！”我对着已经吓傻了的林蔚，发出了第一道命令，“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绝对不能让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是！”
“立刻给我接通戴笠！让他动用所有在西南地区的力量，给我查！查他去了哪里！是上了火车，还是汽车，还是……又上了别的飞机！”
“立刻通知昆明行营，封锁所有通往边境的道路！尤其是，通往越南和缅甸的！”
一道道命令，从我的口中，发出。整个参谋本部，瞬间，像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高速地运转起来。
但是，我知道，这一切，可能都已经太晚了。
汪先生，既然敢做出这样的举动，必然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他，绝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轻易追寻的线索。
那一整天，重庆的决策层，都笼罩在一片末日般的恐慌之中。委员长在得知消息后，气得当场，就摔碎了他最心爱的一只汝窑茶杯。他将所有相关的负责人员，从侍从室主任，到军统的具体负责人，都叫到办公室，骂了个狗血淋头。
但是，愤怒和咆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人，已经跑了。
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着。等待着他下一步的行动，等待着那把悬在我们头顶的、名为“背叛”的利剑，最终落下的那一刻。
十二月二十一日，经过军统人员两天两夜的不懈追踪，一个确切的消息，终于传了回来。
汪先生一行，在离开昆-明后，乘坐着一架由龙云（这位云南的“土皇帝”，在此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暗中协助的角色）秘密安排的飞机，已经越过了中越边境，抵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首府——河内。
消息传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绝望。
河内。那，是法国人的地盘。我们，已经鞭长莫及。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进那个为他自己，也为这个国家，掘好的坟墓。
四、第四周（12月22日-12月31日）：艳电惊世，凛冬已至
就在汪先生叛逃至河内的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东京。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华政策声明。
这份声明，通过广播，传遍了全世界。
当天晚上，我组织了参谋本部最顶尖的几位战略分析员和日本问题专家，逐字逐句地，对这份声明，进行了解读。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
“……帝国政府，重申，无意要求中国之领土，亦无意要求其赔款……日本不但不要求损害中华民国之主权，且准备给予积极之扶助，俾使其能完全独立自由……”
“……帝国政府，所要求于中国者，即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分担，其实际内容，为：第一，中日两国之善邻友好；第二，中日两国为共同防共而缔结协定；第三，中日两国之经济提携……”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者，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协作，以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
听着翻译官，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念完这份声明。会议室里，一位老资格的参议，气得浑身发抖，将手中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无耻！卑鄙！这是我听过的，最无耻的谎言！”他怒吼道，“什么‘善邻友好’？就是让我们，承认伪满洲国！什么‘共同防共’？就是让他们的军队，驻扎在我们的华北和内蒙！什么‘经济提携’？就是让他们的资本，控制我们的经济命脉！这和要我们亡国，有什么两样？！这哪里是和平声明，这分明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而我，则从这份看似“温和”的声明背后，嗅到了一股更加阴险、更加致命的味道。
“各位，”我开口说道，声音沙哑，“你们看，这份声明，和之前的几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不再提‘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说明什么？”
众人，都陷入了沉思。
“这说明，”我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份声明，就是说给我们国民政府听的。更准确地说，是说给国民政府里的，某些人听的。这是日本人，在政治诱降的总攻势。他们，在军事上，无法迅速地消灭我们。于是，他们就想从我们内部，来瓦解我们。他们，在寻找一个代理人，一个愿意接受这份‘和平’条件的、有足够声望的代理人。”
我的话音刚落，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惨白。
他们，都想到了同一个人。
汪先生。
这份声明，就像是为汪先生的叛逃，量身定做的一个剧本。或者说，这，就是他们之间，早已商量好的，一个双簧。
果然，仅仅几天之后，那个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还是上演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内。
汪先生，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一份通电。因为二十九日的电报代码，是“艳”字。所以，这份通电，在历史上，被称为“艳电”。
在这份电报里，汪先生，公开响应了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他声称，近卫声明里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实为和平之具体方案”，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图穷匕见！
当这份电报的内容，传到重庆时，整个山城，都为之震动，继而，是滔天的愤怒。
“汉奸！国贼！”
“杀掉汪先生！”
愤怒的民众，涌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汪先生的画像，被一遍又一遍地，踩在脚下，焚烧。
而在参谋本部，我召开了自抗战以来，气氛最凝重的一次会议。
“他，终于还是走出了这一步。”我看着窗外，游行的人群，缓缓说道。
“次长，我们必须，立刻，以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痛斥汪逆的无耻行径！揭露日本人的阴谋！以正视听！”一位年轻的参谋，激动地说道。
“当然。”我点了点头，“声明，是一定要发的。而且，要用最严厉的措辞。从今天起，汪先生，这个名字，将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我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无比深邃，“仅仅是痛斥，是不够的。各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汪先生的叛逃，和‘艳电’的发表，对我们的抗战，将造成何等深远而恶劣的影响。”
“第一，它将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它会让我们那些本来就犹豫不决的‘朋友’，更加怀疑我们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第二，它将在沦陷区，给日本人，提供一个建立伪政权的、最好的借口和工具。一个由‘国民党副总裁’领导的‘和平政府’，其欺骗性和危害性，将远远超过之前任何一个伪组织。”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它将在我们的内部，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和分裂。它会给那些本就动摇、悲观的人，一个投降的理由。从今天起，我们不仅要和日本人打，还要和我们自己队伍里的‘汪先生思想’，进行斗争。”
我的话，让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沉寂。
凛冬，已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1938年的最后一天。
国民党中央，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通过了决议，永远开除汪先生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
当天晚上，重庆，下起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那纷纷扬扬的雪花，慢慢地，将这座山城，覆盖成一片白色。
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肃杀。
我知道，1938年，这个充满了悲壮、耻辱、牺牲和希望的年份，终于要结束了。而即将到来的1939年，将是更加艰难、更加黑暗的一年。
前方的敌人，依然强大。身后的叛徒，已经亮出了獠牙。
但是，我看着窗外，那在风雪中，依然倔强地亮着的、星星点点的灯火，我的心中，却又燃起了一股不灭的火焰。
我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像这片土地上的青松翠柏，任凭风吹雪打，也绝不会，弯下自己的脊梁。
只要，我们还在战斗，希望，就永远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