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城内的枪炮声已由密集爆豆般的激烈交火，逐渐演变为零星、沉闷的射击，最终，在五月一日拂晓前，彻底归于沉寂。一种诡异的、令人心悸的宁静，笼罩了这座被战火蹂躏了半个多月的城市。楚云飞纵队的前沿观察所里，炮队镜的视野中，除了袅袅升起的余烬黑烟和断壁残垣，再也看不到大规模部队运动的迹象。只有偶尔几声冷枪，不知是溃兵的绝望挣扎，还是胜利者的肃清行动。
“报告纵队座！城东、城北方向，已无成建制敌军抵抗！我先头部队已控制预定外围阵地，未遇有力阻击！”
“监听站报告：共军主要电台信号已于昨夜陆续消失，通讯静默！”
“空中侦察（有限）发现，有大队人马向东北、西北方向移动的痕迹！”
一条条情报汇聚到楚云飞指挥部，最终拼凑出一个确凿的结论：林的主力部队，已完成了战略转移，主动撤出了四平。 这座付出惨重代价争夺的血城，此刻已成一座空城，或者说，是一座布满死亡和废墟的、烫手的“战利品”。
楚云飞站在指挥所外，他望着远处四平城残缺的轮廓，脸上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只有一片冰冷的凝重和深深的疲惫。他知道，这场被杜聿明和重庆方面寄予厚望的“决战”，以一种极其惨烈和讽刺的方式“胜利”了。国民党军“收复”了四平，但收复的，是一片焦土，是一座几乎被打烂的空壳。而林的主力，犹如受伤但利齿犹存的猛虎，已悄然遁入北满的茫茫山林，随时可能回身反扑。
“给孙立人军长发电，并转杜长官部，”楚云飞的声音沙哑而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经我部奋勇攻击，并协同正面友军作战，顽敌不支，于昨夜向东北、北两个方向溃退。我部现已控制四平城东、城北外围要点，并派先遣部队入城搜索。四平，已告光复。”
电文措辞严谨，符合捷报格式，但刻意淡化了己方在最后阶段“策应”而非“主攻”的角色，也回避了敌军是“有序转移”而非“溃退”的实质。这是一份必须发出的、政治正确的“捷报”。
命令随即下达：“孙大勇支队，立即派出精锐连队，小心进入四平城区，占领原共军核心指挥部、电台、银行等重要目标，张贴安民告示，维持秩序。其余部队，沿城外要点布防，构筑工事，严密警戒东北、北方向，防敌反击或渗透。工兵连、卫生队随进城部队行动，负责清理战场，收容救治双方伤员，掩埋尸体，防止瘟疫。”
楚云飞本人，并没有急于进城。他先是在警卫排的护卫下，巡视了城外刚刚被“收复”的阵地。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被炮火反复犁过的焦黑土地，炸塌的碉堡，散落的武器零件，以及来不及运走、用白布或草席覆盖的阵亡士兵遗体（既有共军的，也有国民党军的），无声地诉说着战斗的残酷。士兵们脸上没有笑容，只有劫后余生的麻木和深入骨髓的疲惫。
下午，楚云飞才在严密护卫下，乘车进入四平城区。吉普车在布满弹坑和瓦砾的街道上颠簸前行，昔日还算繁华的街市，如今已是一片废墟。烧焦的房梁兀自矗立，墙壁上布满了蜂窝般的弹孔，空气中混杂着尸臭和硝烟的味道，令人作呕。零星幸存的百姓，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或充满恐惧地从残破的门窗后窥视着这支“胜利之师”。偶尔能看到一些国民党士兵正在从废墟中抬出同伴或敌人的尸体，也有士兵在军官呵斥下，懒洋洋地设立路障和哨卡。
楚云飞来到了原共军指挥部所在地——一座几乎被炸平的小学校园。孙大勇迎了上来，脸上带着复杂的神情：“纵队座，城里……基本空了。共军撤得很干净，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物资和伤员，留下的工事大多被破坏。老百姓……吓坏了，躲着不敢出来。”
“找到他们的指挥所遗迹了吗？”楚云飞问。
“找到了，在地下掩体里。收拾得很干净，文件基本烧毁，电台拆走，只留下一些无法带走的破烂。”赵铁柱汇报，“看样子，是计划好的撤退，不是溃逃。”
楚云飞默默地点了点头。这印证了他的判断。林的撤退，从容而果断，这是一次成功的“战略转移”，而非“败退”。
“我们伤亡情况如何？”楚云飞最关心这个。
“进城过程中，遭遇零星冷枪和诡雷，伤亡了十几个弟兄。”孙大勇叹了口气，“主要是……主要是清理战场时，看到那么多……心里堵得慌。” 他指的是双方阵亡将士的惨状。
楚云飞拍了拍孙大勇的肩膀，没有说什么。他走到一处相对完整的断墙边，举目四望。满目疮痍，死气沉沉。这就是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这就是杜聿明和重庆方面想要的“辉煌战果”？
“以我的名义，给杜长官再发一份详细战报。除了报捷，要重点强调几点：一、四平城破坏严重，急需大量粮食、药品救援百姓，恢复秩序。二、我军经此血战，伤亡颇重，亟需休整补充。三、林主力未受重创，已向北满转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建议主力暂驻四平一线，巩固防务，消化战果，不宜立即北进。四、请速派行政接收人员，安抚地方。”
这份战报，既是实际情况汇报，也包含了楚云飞对下一步战略的隐晦建议——停止冒进，巩固战线。他深知，以目前国民党军的状态和后勤能力，贸然渡过松花江追击林，无异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