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让清廷始料不及的是这支新建北洋水师，虽然不再招录福建籍水兵，改以山东籍、江苏籍水兵为主，但是还是被人民复兴党渗透进去了。
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人民复兴党割据东北，极大刺激了清廷上下，不少没有举人、进士功名的清廷知识分子开始运用各种途径前往辽东投奔辽东特区，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清廷官僚，面对陈兵山海关的人民革命军十数万精兵，也是人心惶惶，这使得原来已经崭露头角呼唤维新变法的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这场宣传维新变法运动的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其中康、梁两人皆为粤籍维新人士。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1895年科举考试中得进士。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他虽未中进士，但17岁便中举，名声远播。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湖南浏阳人，虽未中举，但其父谭继洵为湖广总督。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谭嗣同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提出变法主张，在清廷湖南籍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力。
1895年，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于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1895年6月，康有为在北京先创办《万国公报》，“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开始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此时，由于受到内外交困，使得清廷帝党集团开始注意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开始派人有意识地跟维新派接触。
到1895年8月，辽东的中华人民革命军大胜辽东日军，定鼎辽东，极大刺激了清廷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于是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
到9月初，光绪帝决定借维新变法从慈禧太后手中夺权的同时，实现富国强兵，兵不血刃夺回辽东，以实现自己光绪中兴的政治抱负，于是密令自己老师翁同龢联络并支持强学会，并从中拉拢维新派知识分子为己用。
到了10月份，参加强学会的便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人，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为光绪帝推动变法活动服务。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得到了帝师翁同龢等人的支持，顿感信心爆棚，便于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12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
随着维新派与帝党结合并取得迅速的发展，引起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警觉。1895年12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维新派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虽然，受到后党的百般阻扰，但是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在帝党支持下，开始在清廷内部广泛传播，由于中华人民复兴党的迅速崛起的压力，使得清廷大量年轻士子开始转向学习西方治国之道，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后党自不甘被夺权，与守旧官员自成一派，这些官员有徐桐、刚毅、倭仁、赵舒翘、李鸿藻等人。这些人是地主阶级中最为保守的一派。他们坚决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和现代化尝试。此派主张坚持传统农业社会的模式，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担心变革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他们倾向于闭关锁国，隔绝与外界的联系，以保持现有制度的稳定。
由此清廷两个政治派别开始在舆论场上进行激烈的论战，批判对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逐渐将斗争转向朝堂上的政治斗争，清廷帝党和后党矛盾也不断激化。
正在此时，因为在辽东特区没争取到更多权益，而差一点被撤职查办的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于1896年1月15日，秘密会见了闲赋在家的李鸿章。此时李鸿章失去了赖以支撑权威的北洋海军，加上主和辱国，受到群议指责，因而奉旨入阁办事，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从辽东回京之后便闲散在家，虽然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但仍然筹划再次复出。
在去年，俄国会同法、德成功进行“三国干涉日本强租朝鲜三港口”，让清廷上下见识了俄国的实力。因此，在对付中华复兴党这一问题上，清廷视俄国为救星，李鸿章及奕?、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于是，为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华人民复兴党造成的威胁，清政府想利用俄国对东北的贪婪，联合俄国来牵制中华人民复兴党。
在包括清政府向俄国借款等一系列外交活动之后，俄国认为愿意接受贿赂的李鸿章是自己拉拢的对象。1894年10月20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亚历山大三世的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但是迟迟未举行加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