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醒来时，窗外天光已经铺满半边楼体。手机屏幕亮着，三条未接来电来自周正言，最后一条短信停在对话框里：“别推，这是你该站的位置。”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几秒，起身走到衣柜前，取出那套深灰色西装。衣服挂在衣架上，袖口的别针泛着旧金属的光泽，像是被反复擦拭过许多次。
他没多看镜子，只是把衬衫领子翻好，扣上最上面那颗扣子。桌上还留着昨夜的水杯，杯底一圈浅痕印在木面上，像某种无声的见证。
陈小雨一早发来消息：“典礼九点开始，我们七点四十在楼下等。”他回了个“好”，放下手机，顺手把桌角那张作业纸复印件塞进公文包夹层。纸边有些卷曲，但他没再展开看。
车子停在酒店门口时，老陈已经在等了。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领口扣得严实，见到林远点了点头，没说话。周正言站在车旁，手里拎着一个文件袋。“节目组刚通知，你要上台发言。”他说，“别只说谢谢。”
林远嗯了一声，目光扫过前排座位。陈小雨正帮李薇整理肩上的披肩，陈默坐在角落，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张票根。没人说话，空气里有种少见的安静。
会场灯光渐暗，主持人走上台。背景大屏缓缓亮起，画面定格在再审法庭外——林远扶着一位老人的手臂，两人站在法院台阶上，身后是拥挤的记者群。照片里的他低着头，像是在确认对方是否站稳。
“他是林远，今年三十四岁，执业律师。”主持人声音平稳，“过去十年，他参与推动十九起再审案件，七起成功改判。而他真正被公众记住的，是那起张建国案——一张写满‘救我’的作业纸，让一场尘封十年的冤案重回视线。”
台下响起掌声。林远坐在座位上，手指轻轻压住公文包边缘。
“有人说，他以一己之力撼动司法沉疴。”主持人继续说，“但在我们采访的二十一位当事人中，他们说的却是另一句话——‘他让我们相信，还有人愿意听’。”
灯光转向观众席。镜头扫过老陈，他手放在膝盖上，指节微微发白。李薇低下头，睫毛颤了颤。陈默始终没抬头，只是把那张票根折成一个小方块。
林远起身时，掌声更响了些。他走上台，接过奖杯，金属底座冰凉。主持人递过话筒：“林律师，这一刻，你想说什么？”
他握紧话筒，目光落在第一排。“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他说，“如果没有陈德海先生五年前坚持递来那份监控录像，没有周正言主任在律所最困难的时候守住办公区，没有陈默先生冒着风险交出关键证据，没有每一个当事人十年如一日地等下去……我什么都不是。”
台下有人开始鼓掌，节奏缓慢，却越来越齐。
“我们做的从来不是赢一场官司。”他声音不高，但清晰传到场内每个角落，“而是让那些被忽略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法律不该是强者的工具，也不该是弱者的奢望。它该是所有人走进法庭时，能挺直腰杆的东西。”
李薇抬起了头，眼角有光。周正言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陈默把那个折好的票根放进衣兜，轻轻点了点头。
主持人试图接过话头：“林律师，这样的坚持，是否也曾让你怀疑过意义？”
林远沉默了一下。“怀疑过。”他说，“但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件事——十年前，有人在一张作业纸上写下‘救我’，然后被人擦掉。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因为赢了，是因为那张纸，终于没被彻底抹去。”
台下安静了几秒，随后掌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久。
他走下台时，陈小雨递来一瓶水。她眼睛有些红，但笑了。“你说得比我写的稿子好多了。”她小声说。
林远接过水，拧开喝了一口。水温偏凉，顺着喉咙滑下去，压住了胸口那股说不清的情绪。
典礼结束后，团队几人站在会场外的台阶上等车。夜风从街口吹来，带着城市夜晚特有的温度。老陈站在最边上，忽然开口：“我儿子昨天打电话，说他考上了法学院。”
林远转头看他。
“他说，想当个能听人说话的律师。”老陈笑了笑，“我说，那你得找个像你这样的师父。”
林远没接话，只是把手里的奖杯换到左手，轻轻拍了拍老陈的肩膀。
周正言站在一旁，忽然说：“司法厅刚发通知，下个月要开一场关于再审程序的听证会，点名邀请你列席。”
“我？”林远问。
“名单上就你一个执业律师。”周正言看着他，“他们说，想听听‘一线的声音’。”
林远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奖杯，金属表面映出模糊的灯火。他想起昨夜发送的那封邮件，附件里那份建议书的第一条写着：建立全国再审案件数据库，强制录入每一起申请及驳回理由，接受公众查询。
车灯由远及近，照亮了台阶上的几个人影。
李薇抱着文件，轻声问：“接下来怎么办？”
林远抬头看了眼夜空。城市光污染让星星几乎看不见，但天幕依旧深邃。
他刚开口，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新消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林律师，我是王振东的儿子。我爸今天第一次主动出门散步，走到居委会门口站了十分钟，说想看看当年签字的那几个人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