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过后，并非满目疮痍，而是雨过天青般的澄澈与死寂。
崇祯皇帝组合拳的威力，远超东南旧势力的想象。
那场来势汹汹的“龙元风暴”，并未能撼动新币制的根基，反而在皇帝铁腕铸就的堤坝前撞得粉身碎骨，其能量被巧妙转化，成为了滋养新金融体系的养料。
《货币法定诏》的颁布，不再是简单的一纸公文，而是伴随着三山街口的血迹和众多豪门一夜崩塌的惨剧，拥有了刀剑般的锋芒。
诏书的内容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传、告示乃至说书人的嘴，传遍了大江南北。
最初是恐惧下的服从。商贾们战战兢兢地收起“只收白银”的牌子，换上“龙元通行，童叟无欺”的标识。
农户们被告知，今年秋赋，衙门口只认龙元，杂银需先去银行兑换。
曾经门可罗雀的日月银行各分行，再次排起了长队，但氛围已截然不同。
先前是喧嚣的挤兑与挑衅，如今是沉默的兑换与存储。
人们将藏在家中的杂银、甚至前朝铜钱取出，换回制作精良、叮当作响的龙元。
很快，服从变成了认同，认同又升华为信任。
人们发现，使用龙元交易，再也无需携带笨重的秤砣和剪银的夹剪，省去了鉴别成色、争论耗损的麻烦，便捷无比。
朝廷的税收、官员的俸禄、军队的饷银，如血液循环般通过龙元高效运转，使得这种货币的流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重要的是，朝廷用抄没逆产得来的巨额真金白银作为储备金，公开承诺龙元可随时按固定比价兑换足色银料（尽管绝大多数人已不再需要这么做），这份底气彻底打消了民众最后的疑虑。
龙元的信用，不再仅仅基于其本身的银含量，更是由绝对的皇权、高效的国家机器和残酷的法律惩戒共同铸就。
它从一种“优质的银币”，蜕变成了真正的“国家信用货币”，其价值符号的意义，开始超越其材质价值。
经此一役，旧有的、盘根错节的金融士绅集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日月皇家银行借此良机，不仅在各大城市站稳脚跟，更将分行迅速铺设到府、县一级，一张由皇权直接控制的金融大网覆盖全国。
银行的库房里，堆满了从抄家中获得的金银、土地契证和各类实物资产，资本空前雄厚。
这条崭新的经济动脉，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将帝国的财富泵向最关键的方向——军事改革与基础设施建设。
军工爆发， 徐光启领导的工部，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拨款。
南海子、山东、江南的军工作坊日夜不息，标准化生产的燧发枪、新型火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装备部队。
宋应星主导的科技研发，也因资金充足而加速推进，开花弹、简易瞄准镜等新式装备开始从图纸走向实战测试。
军队强化，秦良玉的京营、孙传庭的秦军、卢象升的天雄军、孙元化的鲁军，乃至郑芝龙的水师，都开始按计划、分批次地换装新式火器，领取足额、及时的龙元军饷。
士兵士气高涨，战斗力飙升。
基础建设，陕西的打井工程得以延续和扩大，北方的红薯、玉米推广更加顺畅。
由朝廷直接投资、以龙元结算的官道修缮、水利兴修项目也陆续上马，这些工程不仅改善了民生，更在客观上为未来的大规模军事调动铺平了道路。
崇祯通过这场不见硝烟却同样残酷的金融战争，不仅一举扫清了内部最大的经济反对势力，更重要的是，他将整个帝国的财政和资源动员能力，牢牢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如今，他可以调动举国之力，去实现他更大的战略目标——犁庭扫穴，北定辽东。
朝堂之上，曾经那些拐弯抹角抨击“新政扰民”的奏疏戛然而止。
幸存的官员们变得异常恭顺，在财政事务上，再无人敢质疑皇帝的决策。
每一次朝会，当崇祯的目光扫过，不少人都感到脊背发凉，仿佛那目光能穿透官袍，看透他们是否与东南的“逆案”有丝毫牵连。
绝对的权威，在沉默中确立。
然而，风暴的平息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终结。
旧的利益集团虽被击溃，但仇恨的种子已深埋地下。
一些幸存者变得更加谨慎，将活动转入更深的地下，或试图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腐蚀新的体系。
同时，随着“帝党”军官团的崛起和工商业集团的壮大，新的利益阶层开始形成，他们与传统的科举文官集团之间，必然会产生新的摩擦和平衡需求。
紫禁城的暖阁内，崇祯听着王承恩和张彝宪关于龙元流通量、税收增长、银行储备激增的汇报，脸上并无太多喜色。
他深知，这场胜利只是阶段性的。
经济基础的改造，必然会引发上层建筑的动荡。
他现在既是龙椅上的裁决者，也是阴影中的清道夫。
他看了一眼肃立一旁的“暗刃”首领李伟军，淡淡地问道：“那些逃过一劫、却心怀怨望的名字，都记下了吗？”
“回陛下，影卫已悉数记录在案，严密监控。”
“嗯。”崇祯点了点头，目光重新投向巨大的地图，落在了关外那片叫做“辽东”的土地上。
内部的经济命脉已然握紧，是时候，将这股新生的、强大的力量，指向外部的敌人了。
帝国的战车，在完成了金融引擎的升级换代后，即将加足马力，驶向它命定的战场。
而驱动这一切的，既是皇帝的雄才大略，也是那位深藏于九重宫阙之内的“杀手”那颗冰冷而决绝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