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的沈阳，寒冬来得特别早。十一月初，第一场雪便覆盖了铁西区那些老旧的厂房和职工楼。阿哲揣着仅有的两千块钱，在重型文化广场附近租了间不到四十平的房子。这地方前身是沈阳重型机械厂的老宿舍，墙皮剥落，水管生锈，但租金便宜，而且离哪都近——对他这样的自由音乐人来说，再合适不过。
搬家那天，房东眯着眼睛提醒：“小伙子，这楼老，隔音不好，晚上听见啥动静别大惊小怪。”
阿哲当时没在意，他戴着耳机，正听着自己刚编完的曲子。
起初的几周平静无波。阿哲白天睡觉，晚上创作，偶尔接些商业编曲的活糊口。直到十二月初的那个深夜，他第一次听见了那声音。
凌晨三点十七分，阿哲刚结束一段编曲，摘下耳机休息。就在这时，墙壁那头传来了规律的敲击声——咚，咚咚，咚，像是用指节叩击木板，又像是锤子轻敲水泥。那节奏怪异却富有规律，三短一长，间隔精确，仿佛某种古老的鼓点。
阿哲本能地抓起录音笔，这是他职业的习惯，任何有趣的声音都值得记录。敲击声持续了约莫十五分钟，然后戛然而止。
接下来的几晚，声音准时出现。阿哲尝试辨认它的来源，应该是隔壁那户。可当他白天特意观察时，发现隔壁的窗户积着厚厚的灰尘，窗台上有几片枯叶，显然很久没人住过。
“是不是哪家暖气管道的声音？”阿哲自问，但那敲击太有韵律，太像人为的。
一周后的周五晚上，声音变得不同。除了敲击，还夹杂着细微的摩擦声，像是有人在地板上拖拽重物。阿哲睡不着了，他敲响了楼下住户的门。
开门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姓周，是这里的原住户。
“你说304啊？”周老爷子摇头，“空了大半年了。上次租客是个怪人，整天不出门，就爱敲敲打打，后来不知咋的就搬走了，东西都没收拾利索。”
“可我每天晚上都听见那里有声音...”
老爷子脸色微变，压低声音：“这楼老，有点邪门事儿正常。你听说过‘叫魂梆子’吗？早些年东北农村有的习俗，人死在外面，家里人找不着尸体，就敲特定节奏的梆子，盼魂归来。”
阿哲不太信这些，第二天就去物业投诉。物业人员当着他的面打开304房门——屋内积满灰尘，家具寥寥，地上散落着一些杂物，确实没有人居住的痕迹。
“你看，没人吧？可能是风声或者水管声，老楼都这样。”物业人员说。
无奈之下，阿哲只能继续忍受。他买了耳塞，但奇怪的是，那声音似乎能穿透物理隔绝，直往他脑仁里钻。更诡异的是，他开始在白天也能隐约听见那节奏，即使在喧闹的街头，那三短一长的敲击声也如影随形。
一天深夜，阿哲在失眠中突然坐起。他拿出所有录音设备，将麦克风紧贴墙壁，完整录下了那晚的敲击声。第二天回放时，他发现这段节奏有着惊人的音乐性，如果配上合适的旋律...
接下来的三天，阿哲几乎没合眼。他将敲击声作为节奏基底，加入了自己创作的电子音效和东北民间乐器的采样——唢呐、腰铃、太平鼓。成品出来那天，他自己都震惊了。这首名为《归》的曲子有一种诡异的魅力，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他把曲子发到网上，没抱多大期望。没想到一周后，这首歌在独立音乐圈火了。乐评人称赞它“将现代电子与萨满文化完美融合”，“有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
阿哲的生活突然忙碌起来。采访、合作邀约、演出邀请纷至沓来。他搬离了那间出租屋，在市中心租了套公寓。他以为一切都好转了。
直到那个雨夜。
阿哲在新家剪辑下一首作品，窗外雨声淅沥。突然，他分明听见了那熟悉的敲击声——咚，咚咚，咚。清晰得就像在耳边。
他惊恐地环顾四周，公寓里只有他一人。
从那天起，幻听越来越频繁。不论他在哪里，那声音总会在夜深人静时出现。更可怕的是，他开始在梦中看见影像——一个穿着厚重棉袄的男人背对着他，有节奏地敲击着一块木板，而背景是一片茫茫雪原。
阿哲的精神状态急剧下滑。他咨询心理医生，吃了安眠药，却无济于事。一次采访中，他偶然提到自己灵感来源于一段真实的录音，并简单讲述了那段经历。
节目播出后第二天，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是民俗研究所的研究员，姓吴。”电话那头是个苍老的声音，“你描述的敲击节奏，是不是三短一长，每七组停顿一次？”
阿哲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那是‘引魂调’，满族萨满教中引导迷途亡魂的古老节奏，已经失传很久了。”吴研究员语气严肃，“你在哪听到的？”
两人约在阿哲的公寓见面。吴研究员带来几本泛黄的资料，里面记载着东北各地招魂、引魂的习俗。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迷信活动基本绝迹了。”吴研究员翻到一页，“你说的那个出租屋，以前是不是沈阳重型机械厂的宿舍？”
阿哲点头。
“我查过资料，1958年冬天，厂里有位老师傅在暴风雪夜失踪。他徒弟连续七天在宿舍楼敲击师傅教他的独特节奏，希望引导师傅回来。第八天，人们发现徒弟在房间里用同一块木板敲碎了自己的头骨。”
吴研究员指着资料上的一张老照片：“这就是那位徒弟，他叫陈国栋。”
阿哲盯着照片上那张朴实的面孔，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这张脸，与他梦中的男人一模一样。
“他...他为什么要自杀？”
“没人知道。但传说中，引魂调不能连续敲击七天以上，否则会打开阴阳之间的通道，敲击者的魂魄也会被一同带走。”
那天晚上，阿哲再次梦见陈国栋。这一次，对方转过身来，脸上不是恐怖，而是深深的悲伤。他开口说话，声音与敲击声节奏一致：“帮我...找到回家的路...”
阿哲惊醒，浑身冷汗。他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突然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眼角流血——不，那不是血，是他无意识中用手指抓挠的伤痕。自残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听到那声音时，他会不自觉地抓挠自己的手臂和脸颊，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要破皮而出。
第二天，阿哲决定回到那间出租屋。已是深冬，楼道比记忆中更加阴冷。他用之前保留的钥匙打开304房门，灰尘扑面而来。
房间布局与他梦里一模一样。阿哲走到墙角，那里有一块松动的地板。掀开后，下面藏着一本泛黄的日记本和一块巴掌大小的木鱼。
日记的主人是陈国栋。最后一页写着：
“第十夜。师傅还没回来，但别的什么东西来了。它们喜欢这节奏，要求更多。我停不下来了，一闭眼就听见它们在墙里敲。小赵说我疯了，也许他是对的。但今晚我要敲最后一次，如果师傅回不来，我就去见他。”
日记本里还夹着一张黑白全家福，背面写着“辽宁宽甸，1956年春”。
阿哲带着日记和木鱼找到了吴研究员。两人决定一起去宽甸，寻找陈国栋的家乡。
在宽甸一个偏僻村庄，他们找到了陈国栋年近九旬的妹妹陈玉珍。老人看到照片，浑浊的眼睛湿润了。
“我哥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他师傅对他恩重如山。”陈玉珍颤声说，“那年大雪，他师傅为了抢救厂里物资，独自一人回仓库，再也没回来。我哥自责了一辈子，觉得是他没拦住师傅。”
她拿出一枚已经生锈的劳动模范奖章：“政府后来给发的，可惜我哥没看到...他走得太突然。”
阿哲站在那片被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忽然明白了什么。当晚，他带着那面木鱼，回到沈阳那间出租屋。
午夜时分，敲击声准时响起。这一次，阿哲没有抗拒，而是拿出木鱼，轻轻敲击出相反的节奏——三长一短，那是萨满教中“送魂”的调子。
墙壁里的敲击声变得急促，然后慢慢缓和，最终与他的节奏同步。阿哲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平静，那些纠缠他数月的幻听和自残冲动，如潮水般退去。
凌晨时分，一切归于寂静。
阿哲没有完全明白那晚发生了什么，但他终于能安然入睡。一个月后，他将《归》的所有收入捐出，在陈国栋家乡修了一座小小的纪念馆，纪念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默默奉献却被人遗忘的普通工人。
最后一晚在出租屋里，阿哲在陈国栋的日记本最后一页添上了一行字：
“魂归处，即家乡。”
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真的安抚了什么，但对他来说，这成了一种解脱与和解。每当寒冬来临，雪花飘落时，他仍会偶尔听见远处传来的隐约敲击声，但不再恐惧，只是静静地聆听，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