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答案谋杀案
詹姆斯·米勒胸口堵着一团火，烧得他喉咙发紧。那张被揉皱又勉强抚平的试卷就摊在光可鉴人的红木餐桌上，正中央那个用红笔圈出的、刺眼的“58”分，像个咧开嘲讽大嘴的怪物。空气里还残留着糖醋里脊的甜腻气味，但晚餐的温馨早已被撕得粉碎。
他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重重地戳在那分数上。
“艾米丽·米勒，”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是风暴前的死寂，“解释。我要一个解释。你，在美国出生长大，呼吸的第一口空气都带着英语单词，你现在每天晚上做梦说的还是英语！全班最后一名？这怎么可能？！”
艾米丽垂着小脑袋，金黄色的头发丝软软地搭在额前，肩膀缩着。她不敢看爸爸那双湛蓝色的、此刻盛满怒火和难以置信的眼睛。她的手指绞着衣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书啊…”
“什么书？！”詹姆斯几乎是在咆哮，一把抓过旁边那本色彩鲜艳的《小学英语（人教版）》。书页在他手里哗啦啦地响，像是被惊吓到的鸟雀。他胡乱翻到一页，上面画着卡通人物对话，句式工整得像列队的士兵。“看！‘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有什么没见过？！你告诉我！你牙牙学语的时候就会了！”
他的怒火里掺杂着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根基被动摇的惶惑。他是带着创业成功的荣光和让女儿拥抱她文化根脉的憧憬来到中国的，不是来接受这种荒谬的羞辱的。
艾米丽被他吼得浑身一颤，眼圈瞬间红了。她猛地从书包里又掏出一本习题册，翻到一页，推到爸爸面前，小手指着一道被打了好大一个红叉的选择题，带着哭腔喊：“那爸爸你做！你做做看！”
詹姆斯气得发笑，一把夺过习题册。“做就做！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英语！”
题目是完形填空，讲述一个“男孩tom”和“女孩Lucy”在“阳光明媚的公园”里极其乏味的对话。空格等着填入“恰当”的词语。詹姆斯嘴角撇着，不屑地扫视，铅笔飞快勾画。这太简单了，幼稚得可笑。他几乎不假思索。
五分钟后，他把习题册拍回女儿面前，“喏！全对！怎么可能错！”
艾米丽抽噎着，拿出老师的标准答案，小手颤巍巍地一个个指过去。第一个，詹姆斯选的“happy”，答案却是“glad”；第二个，他自然填的“a little tired”，答案却是官方唯一的“fine”；第三个，他写了“whats up?”，答案框里冰冷地印着“how do you do?”。
红叉，红叉，全是红叉。
詹姆斯脸上的愤怒和自信一点点冻结、碎裂、剥落。他一把抢过答案，眼睛瞪得溜圆，逐字逐句地对，仿佛那些印刷体英文是来自外星文明的密码。
“这…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Glad’？这里明明用‘happy’更自然！‘A little tired’才是真实回答！谁整天没事就是‘fine’？！还有这个‘how do you do?’，老天，上一个世纪的人才这么说话！”
他突然噤声，一股冰冷的荒谬感顺着脊椎爬上来。客厅里只剩下艾米丽压抑的抽泣声和挂钟单调的滴答声。他这位土生土长、受过顶尖教育的美国人，在他自己的母语考试里，一败涂地。
第二天，詹姆斯请了假，带着两套试卷杀气腾腾地去了学校。王老师办公室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粉笔灰的味道，整洁，却让人莫名紧张。他尽量保持礼貌，但语气硬得像块石头，他把自己的答卷和艾米丽的试卷并排放在老师办公桌上。
“王老师，我想我需要一个解释。我认为我和艾米丽的答案，在真实的英语语境里完全正确。”
王老师推了推金丝眼镜，脸上是那种见惯了此类质疑的、耐心的微笑。她拿起詹姆斯的答卷，轻轻叹了口气，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米勒先生，我理解您的困惑。但是，”她拿起红笔，在詹姆斯那些“自然”的答案上一个个圈点，“考试，尤其是我们的考试，它考查的是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是规范性。比如这里，这个句型我们本学期重点学的就是‘Im glad to...’，所以填‘happy’就不能给分，即使意思对。这里，回答‘how are you?’的标准反应就是‘Fine, thank you’，这是套路，要牢记。还有这里，‘how do you do?’是正式场合初次见面的固定用语，必须用这个，不能用‘whats up?’那种太随意的表达……”
詹姆斯听着，感觉像是在听天书。每一个“知识点”、“规范性”、“固定用语”都像一把小锤子，敲打在他对“语言”最基本的认知上。语言难道不是用来沟通和表达真实情感的吗？
“……所以，您看，”王老师最后总结道，笑容依旧温和，“考试有考试的规则。艾米丽可能很会‘说’英语，但她还需要学会如何‘考’英语。这需要练习和适应。”
詹姆斯张了张嘴，却发现所有辩驳的语言在那套坚不可摧的“考试规则”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喉咙发干，一股巨大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原来想的据理力争，全都哑火了。
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格外沉闷。艾米丽默默地把两张试卷并排铺在地板上——左边是她那张满是红叉的中国期中试卷，右边是一张从美国学校网站上下载打印的、同龄孩子的语言能力评估卷。美国的试卷上画着表情各异的脸谱，问题是“你今天感觉如何？”，留了大片的空白让学生自己写画。
詹姆斯走过去，沉重地在地板对面坐下，目光在两份试卷间来回移动，沉默像巨石一样压着。
良久，艾米丽抬起头，碧蓝的眼睛里没有了委屈，只剩下一种让詹姆斯心碎的、过早到来的清醒。她的小手指先点向中国的试卷：
“爸爸，这里的英语，”她顿了顿，似乎在搜寻最准确的词语，“它只想要一个答案。”
手指缓缓移到美国的试卷上：“而这里的英语，它想知道……我。”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锋利的锥子，刺破了詹姆斯所有的困惑和愤怒，直抵核心。他忽然全明白了。那感觉并不豁然开朗，反而像坠入一个更冰冷的深渊。
他望着女儿，望着那双映照着两个世界冲突的眼睛，一股深切的悲哀涌上来，堵住了他的喉咙。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已发不出任何声音。窗外，城市的霓虹闪烁，映照进这个寂静的客厅，照亮地板上那两道泾渭分明的、关于“英语”的答案。
语言还活着，但在某些地方，它似乎已经被精心地制作成了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