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的探视时间像从指缝里漏下的沙子，短暂得令人心碎。隔着厚厚的玻璃，公公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周身插满管子，连接着各种闪烁着冰冷光芒的仪器。氧气面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紧闭的双眼和花白稀疏的头发。胸膛随着呼吸机的节奏，规律却又无比脆弱地起伏着。曾经那个腰板挺直、脾气倔强的老人消失了，只剩下一具被病魔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在机器的维持下，艰难地维系着一线微弱的生机。每一次看到这一幕，心就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紧，揉搓得血肉模糊。
张海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凹陷下去，眼下的乌青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机械厂车间里巨大的噪音和油污似乎已经浸透了他的骨髓，每天下班回来，他都带着一身洗不掉的疲惫和机油味。那点微薄的工资，在IcU每天如同流水般划走的巨额费用面前，渺小得像投入大海的石子，连个涟漪都看不见。他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对着缴费单上触目惊心的数字发很久的呆，烟抽得越来越凶，阳台上的烟蒂堆成了小山。生活的重担，像一座无形的山，沉甸甸地压弯了他的脊梁，也压灭了他眼中最后一点光亮。他看向病房里父亲的眼神，充满了深不见底的无力感和一种近乎麻木的痛苦。
张洋像一具游魂。他不再提工钱的事，也不再提那桩夭折的婚事。大部分时间，他都蜷缩在IcU走廊冰冷的塑料椅上，胡子拉碴，头发油腻地打着绺，身上那件沾满污渍的工装仿佛焊在了身上。只有在短暂的探视时间，他才会猛地站起来，扒在玻璃上，贪婪地、绝望地看着病床上毫无知觉的父亲，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翻涌着巨大的、能将人溺毙的悔恨和痛苦。他不敢看张海，更不敢看我，仿佛我们是他的审判官。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像个最廉价的护工一样，在我们分身乏术时，笨拙地、小心翼翼地在护士的指导下，用棉签沾水湿润公公干裂的嘴唇，或者用温热的毛巾擦拭老人枯瘦如柴的手脚。每一次触碰那冰冷僵硬的皮肤，他的手都抖得厉害。
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经济的天平瞬间倾覆。公公那本深红色的存折，在缴纳了最初几天的天价费用后，很快就见了底，只剩下一个可怜巴巴的零头。医院催缴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每一张都带着冰冷的、不容置疑的判决意味。那点零头，连一天的呼吸机费用都支撑不了。公公每个月那笔丰厚的退休金，在扣除他个人的基本开销后，剩下的部分，如同杯水车薪，投入IcU这个无底洞，连个响动都没有。张海那四千块的工资，更是连塞牙缝都不够。绝望，如同冰冷的藤蔓，缠绕着每个人的脖颈，越收越紧。
那天傍晚，从医院回来，壮壮已经睡下了。客厅里只开着一盏昏暗的壁灯，张海瘫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最新一张催缴单，指节捏得发白。他面前的烟灰缸里，烟蒂堆得冒了尖。张洋则像个影子一样，蜷缩在角落的小板凳上，头埋得很低。
空气凝滞得能拧出水来。催缴单上那个鲜红的、仿佛滴着血的数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胸口。
“钱……”张海的声音嘶哑得厉害，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疲惫，“……快撑不住了。”
角落里的张洋身体剧烈地一颤，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缩进膝盖里。他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骨节突出，青筋暴起，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个发白的月牙痕。巨大的愧疚和无力感，几乎要将他吞噬。
我默默走进卧室，关上门。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路灯光，我走到床头柜前，打开那个旧饼干盒。里面，一叠皱巴巴的纸币，带着保洁工作中沾染的灰尘和洗涤剂气味，安静地躺着。我一张张拿出来，仔细地、缓慢地数了一遍。一百，两百……加起来，两千三百五十块。这是我每天在灰尘和消毒水里打滚，用腰背酸痛和磨破的手指换来的全部家当。这点钱，在医院那庞大的催缴数字面前，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指尖抚过那些带着污渍和汗渍的纸币，它们粗糙的触感却带来一种奇异的、微弱的踏实感。这钱，每一分都带着我的力气，干干净净，是我在这绝望深渊里，唯一能抓住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比平时更早地来到了那家家政公司。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廉价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领班老王还是那副睡眼惺忪、叼着廉价香烟的模样，见我推门进来，抬了抬眼皮。
“哟，这么早？今天没排你的活。” 他吐出一口烟圈，慢悠悠地说。
“王哥，” 我走到他面前，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坚定，“我想……签长期合同。全职的。”
老王愣了一下，眯起眼睛打量着我，目光里带着一丝审视和不易察觉的轻视：“全职？想好了？这活可不轻松，时间又长，钱嘛……也就那样。” 他弹了弹烟灰，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
“想好了。”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心底的羞耻感如同藤蔓缠绕，但更强烈的是一种被逼到悬崖边、只能纵身一跃的决绝。“家里……需要钱。” 最后几个字，声音有些发涩。
老王沉默了几秒，又狠狠吸了一口烟，把烟屁股摁灭在满是污渍的烟灰缸里。“行吧。” 他拉开抽屉，翻找着，抽出一份皱巴巴的、边缘卷起的合同纸，又摸出一盒劣质印泥，“喏，填表，按手印。按天算，干满一个月不迟到早退，有三百块全勤。接单多，提成另算。” 他把合同和印泥推到我面前。
我拿起那份薄薄的合同纸，纸张粗糙发黄，油墨印的字迹有些模糊。条款很简单，也很苛刻，几乎没有任何保障。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目光在“工作时间听从公司安排，不得无故拒绝”、“工作中出现意外伤害自行负责”等冷冰冰的字句上停留片刻。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随即又被一种冰冷的麻木覆盖。尊严？保障？在生存面前，都是奢侈品。
我拿起桌上那支笔尖已经劈叉的圆珠笔，在乙方签名处，一笔一划，用力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拧开那盒劣质的红色印泥，伸出右手拇指，狠狠摁了下去。鲜红的印泥黏腻冰凉，像一滴凝固的血。我用力地、清晰地，将那个红色的指印，按在了自己名字的旁边。那抹鲜红，在粗糙泛黄的合同纸上，刺目得如同一个烙印，宣告着某种彻底的妥协，也标记着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老王拿起合同，随意瞥了一眼，塞进抽屉：“行了，明天早上六点，准时到公司集合派活。迟到一次扣五十。” 语气依旧平淡，仿佛只是处理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走出那间充斥着烟味和压抑气息的小办公室，冬日的冷风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拢了拢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口袋里，那张签好的合同薄得像一片纸，却仿佛有千斤重，沉甸甸地坠着。指腹上残留的印泥红色，像一块洗不掉的伤疤。
傍晚，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回到医院。刚走到IcU外的走廊，就看到张洋佝偻着背，独自一人坐在冰冷的塑料椅上。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压抑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充满了绝望的悲怆。
“……爸……你醒醒……看看我……爸……” 他声音嘶哑破碎，像砂纸摩擦着生锈的铁皮，“……钱……钱没了……家也没了……都是我没用……是我害了你……” 他把头深深埋进膝盖里，身体蜷缩成一团，仿佛要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藏匿起来。那无助的背影，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和凄凉。
我默默地看着他，没有上前。口袋里那张签好的合同纸，硌得皮肤生疼。目光越过张洋颤抖的肩膀，投向那扇厚重的、隔绝生死的IcU大门。门内，是靠着机器维生、不知能否醒来的公公。门外，是濒临崩溃的小儿子，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大儿子，还有一个刚刚把自己典当给生活的我。
这个家，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破船，在冰冷的现实之海上，挣扎着，沉浮着。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试图堵住不断涌入的海水，哪怕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前路茫茫，看不到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