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0章 中枢经纬 - 盛世基石
当帝国的旌旗在四方海疆与陆疆猎猎作响，当万国来朝的颂歌还在紫禁城的金殿梁柱间萦绕未绝，大明帝国的中枢心脏——北京城，却已悄然将注意力从对外征伐的炫目辉煌，转向了更为繁复艰巨的内部构建。真正的盛世，绝非仅靠赫赫武功便能铸就，更需要坚实绵密的制度经纬与高效运转的行政肌体来支撑。一场深刻而静默的变革，正在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内部酝酿并加速推进。
仲夏的北京，蝉鸣聒噪，暑气蒸人。然而，位于皇城东南隅的文渊阁及其毗邻新设的“帝国综合统计署”衙门内，却弥漫着一种与炎热天气截然不同的、近乎冷冽的专注气氛。
统计署大堂，由一座旧王府库房改造而成，高阔阴凉。与寻常衙门案牍堆积、人声嘈杂的景象不同，此处异常整洁安静，却自有一种迫人的张力。巨大的案几被拼凑成长条，上面铺满了来自各省布政使司、都司、市舶司以及海外拓殖点的报表文书。数十名身着青色或绿色官袍的吏员——他们大多年轻，眼神锐利，带着一股格物院特有的严谨气质——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卷宗之中，手中的毛笔飞速记录，算盘珠拨动的噼啪声密集如雨。墙壁上，悬挂着巨幅的《大明坤舆全图》，图上已用不同颜色的细小旗帜和线条，标注出最新的疆域变化、驻军地点、商路航线及主要物产分布。
署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大堂中央一座巨大的、由木架支撑的沙盘。沙盘上山川河流、城池关隘依稀可辨，正是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微缩地貌。此刻，几名吏员正根据刚刚核验的数据，小心翼翼地将代表人口、粮储、银库、军械的小巧模型（木牌、陶粒等）放置在相应的行省区域上。这使得帝国的国力虚实、资源分布，得以一目了然地呈现。
统计署主事、原户部云南清吏司郎中、现以“精于勾稽”被破格提拔的张文渊，正拿着一份刚由南方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吕宋、旧港等地丁口、田亩、赋税初查汇总表》，眉头紧锁，与身旁从格物院借调来的算学博士低声商讨着。
“博士请看，吕宋岛华民数目，据西班牙人所报与此番我等派员核查，竟相差三成有余！田亩数更是模糊不清，多以‘部落属地’、‘未垦荒地’搪塞。若以此等模糊数据为据，制定税赋、安排流官，岂非空中楼阁？”张文渊指着报表上一处明显的出入，语气带着焦虑。
算学博士推了推鼻梁上用水晶打磨的简易眼镜（格物院新制），冷静答道：“张主事所言极是。数理之精，在于毫厘之差，谬以千里。 海外新附之地，情势复杂，非经实地勘测、逐户登记，难获确数。在下建议，立即行文南洋都督府，请沈廷扬大人加派熟悉地理、通晓土语的吏员，会同驻军，采用网格分区、标准丈杆之法，重新清丈。同时，仿效北疆‘北安城’之例，推行户籍木牌制度，编订保甲，方能使隐户无所遁形，税基得以夯实。”
“只是……如此一来，耗费时日人力甚巨，且恐引起土着及西夷疑虑……”张文渊面露难色。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众人抬头，只见内阁次辅、掌管户部与工部的李邦华，在几名随从的簇拥下，缓步走了进来。他虽年过五旬，鬓角已染霜华，但目光锐利如鹰，扫过堂内景象，微微颔首表示满意。
“下官参见部堂！”张文渊等人连忙躬身施礼。
李邦华摆了摆手，径直走到沙盘前，目光掠过代表江南鱼米之乡的丰盈模型，又扫过西北、西南那些仍显稀疏的区域，最后定格在海外那几个刚刚插上崭新小旗的岛屿模型上。“张主事，尔等所虑，老夫尽知。然，治国如烹小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陛下常言，‘数据是决策的眼睛，真实是统计的生命’。昔日朝廷对辽东、对西南土司，乃至对国内田亩丁口，屡屡失察，以致税源枯竭，叛乱蜂起，根源之一，便是这‘心中无数’！”
他拿起一枚代表十万石粮食的红色陶粒，轻轻放在辽东区域，沉声道：“譬如辽东，经孙元化督师数年经营，军屯、民垦已有小成，今年秋粮预计可增收几何？需供养新迁入流民多少？能否部分自给？若不知此数，中枢如何调配漕粮？是继续全赖江南输血，还是可逐步减轻腹地压力？此乃经国之大事，岂能凭臆测决断？”
他又指向海外：“再如南洋，吕宋、旧港之地，究竟能安置多少移民？每年可产稻米、香料、木材几何？可征商税多少？需驻军几何？岁耗粮饷多少？若不能精确测算，则开拓非但无益，反成朝廷沉重负担，徒有开疆拓土之名，而无富国强兵之实！这与隋炀帝虚耗国力征高丽何异？”
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说得张文渊等人汗颜不已。
“部堂教诲，振聋发聩！下官等知错了！”张文渊肃然道，“定当秉持实事求是之精神，宁可进度稍缓，也必求数据之精准可靠！”
“嗯。”李邦华脸色稍霁，“陛下已准予所奏，将从今岁起，试行《大明各省及海外领地年度统计报告制度》。尔等统计署，便是这帝国运转的枢纽，陛下洞察天下的耳目！责任重大，切莫辜负圣望。”他顿了顿，低声道，“此外，陛下还有一道密旨。”
众人神色一凛，凝神静听。
李邦华压低了声音：“着尔等统计署，会同格物院算学、地理两科，秘密绘制一套《大明资源潜力及百年发展预察图册》。不仅要摸清现有家底，更要基于现有数据，运用格物推演之法，对未来五十年、一百年，我大明在人口增长、粮食需求、矿产消耗、军工发展、乃至应对小冰河期气候变迁等方面，进行趋势推演与风险评估！”
“百年预察？”张文渊和算学博士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已远超传统户部钱粮审计的范畴，近乎于“推演天机”了！
“不必惊慌。”李邦华眼中闪过一丝对那位深不可测的年轻皇帝的敬畏，“此非道家卜算，而是陛下所说的‘基于数据的科学规划’。譬如，据格物院观测，未来数十年，北地严寒干旱或更甚。那么，北方边镇军屯作物选择、水利兴修重点，便需提前规划。又譬如，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流入，银价若持续下跌，对民生、税制有何影响？朝廷又当如何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陛下高瞻远瞩，实乃千古未有之明君！”
交代完毕，李邦华并未久留，又匆匆赶往文渊阁。那里，另一场关乎帝国人才根基的会议正在等待他。
文渊阁内，气氛同样热烈而严肃。首辅成基命、分管教育与科技的阁老徐光启、礼部尚书以及国子监祭酒等重臣齐聚一堂。桌案上摊开的，不再是地图报表，而是厚厚几大摞书稿——正是历时数年、由徐光启主持、汇聚了格物院精英与部分开明儒士心血编撰而成的《新学基础教本》终审稿。书稿分为《格物启蒙》、《几何原本（简明版）》、《泰西算学精要》、《坤舆志略》、《经世济民策》等数册。
“诸位，”徐光启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新学教本编纂已毕，今日请诸公前来，是为最后审定。此乃陛下革新科举、培育新才之基石，关乎国运，不可不慎！”
礼部尚书，一位较为开明的老臣，抚须沉吟道：“徐阁老，新学之重，老夫深知。然，科举取士，千年来皆以四书五经、朱子注疏为本。如今骤然加入如此多‘格物’、‘算学’、‘地理’内容，且占比几近四成，是否……过于激进？恐天下士子一时难以适应，滋生事端啊。”他瞥了一眼旁边坐着的、面色不太好看的几位翰林院清流代表。
一位翰林学士立即接口：“尚书大人所言极是！君子不器，圣贤之道，在于修齐治平，岂能沦为工匠之术？若科举专重奇技淫巧，岂非本末倒置，使天下读书人竞逐末利，而忘仁义根本？”
“荒谬！”徐光启闻言，怫然不悦，他拿起那本《经世济民策》，“请问，若不晓农工，不知天文地理，不明钱谷兵刑，如何修齐治平？空谈仁义道德，可能让地里多产一石粮食？可能让边关将士抵御虏寇火器？可能算出黄河汛期，提前疏导？圣人曰‘仁者爱人’，若连黎民百姓饥寒困苦的根源都摸不清，解决不了，空谈何益？ 陛下常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乃实学，非奇技淫巧！”
首辅成基命轻轻敲了敲桌面，缓和气氛：“二位不必争执。陛下之意，并非废弃经义，乃是经义与实学并重。取士之道，当德才兼备，文武兼通，知行合一。如今国事艰难，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多艰，正需通晓实务、能办实事之才。若只知背诵章句，不通时务，于国何益？”
他翻开教本，指着一处：“譬如这《坤舆志略》，使我大明士子知天下之大，不再坐井观天，于开拓海疆、经营四方大有裨益。再如这《几何算学》，乃筑城、治水、理财、制器之基础。此乃与时俱进之举。至于天下士子，可令国子监及各省府州县学，逐步增设实学课程，给予十年缓冲之期。同时，对在实学上有突出造诣者，可设恩科或特荐之途，广纳贤才。”
李邦华此时步入阁内，恰好听到最后几句，接口道：“成首辅高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革新，急不得，也缓不得。可仿效帝国统计署之制，在各省设立‘学政统计分司’，不仅管科举，更要统计蒙童入学数目、实学师资、学堂建设等，确保新政能落到实处，而非一纸空文。”
最终，在经过一番激烈而务实的辩论后，新学教本的原则性框架得以确定。尽管保守势力的阻力依然存在，但在崇祯皇帝的强力支持和“经世致用”思潮逐渐成为主流的大势下，教育改革的巨轮，已然不可逆转地开始转动。
当夕阳的余晖再次洒满北京城的琉璃瓦时，帝国统计署内的算盘声渐渐稀疏，文渊阁内的争论也暂告段落。然而，一场旨在为庞大帝国构建精密“神经网络”和“人才摇篮”的宏大工程，却在这看似平常的夏日里，扎下了深根。它们与远方海域的舰船、边疆的烽燧、工坊的机械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共同奏响了一曲更为深沉、也更为坚实的盛世基石乐章。帝国的獠牙，不仅需要锋锐，更需要一副能够支撑其持续撕咬、消化猎物的强健筋骨。而这副筋骨的锻造，正始于这中枢之地的精微筹算与远见卓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