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下旬的香港九龙火车站，绿皮火车的汽笛在晨雾中回荡，带着金属的厚重感。陈玄扶着车窗的木框，指腹轻轻蹭过磨得发亮的漆皮，看着站台边前来送行的同志们挥动着小旗。皮箱里那坛1938年的桂花干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摇曳，坛口渗出的淡香混着车厢里的煤烟味，竟让近乡情怯的暖意漫上心头。这是他们归国的第二程——从旧金山乘船抵港后，有关方面的同志就递来了车票，叮嘱他们先到北京见一面，再回上海安家。
火车向北穿越大庾岭时，窗外的景致渐渐换了模样。过了广州，田埂里的早稻秧苗绿油油地铺到天边，村口的土路上，拖拉机“突突”地碾过泥地，车斗里坐着扛锄头的农民，见了火车就笑着挥手，草帽沿下的脸晒得通红。朱成碧趴在窗边，手指划过玻璃上凝结的水汽，想起多年前收到的信中“国内每建一厂，便为归舟多备一锚”的字句，眼眶突然热了：“你看，咱们在海外盼的日子，真的来了。”陈玄从皮箱里翻出一封信，指着其中“北京秋凉，盼君等归”的话：“到了北京，说不定还能赶上中山公园的晚春海棠。”
两日后的清晨，火车驶进北京站。站台上的红砖墙爬着绿藤，前来迎接的同志早已等候多时，身后跟着两位穿着整洁制服的同志。“一路辛苦了！”接站的同志接过沉甸甸的皮箱，指尖触到坛底的桂花香，笑了，“组织上特意交代，先送你们去饭店休息，明天上午去见几位关心你们归国事宜的同志。”
饭店的房间朝南，阳光透过白纱窗洒在木地板上，拼成细碎的光斑。桌上摆着刚沏好的茉莉花茶，茶盘边压着张报纸，头版报道着国内建设的进展，旁边还印着“上海机床厂本月产出精密车床五十台”的小字。朱成碧捏着报纸边角，指腹反复蹭过“上海”二字，转头对陈玄说：“江南造船厂肯定更热闹，小石头说不定早拿着图纸在车间里跑了。”
次日清晨，轿车驶过长安街。陈玄看着路边正在建设中的工地，钢筋钢架在晨光里支起庞大的轮廓，守卫的战士站得笔直，路边的行人背着帆布包，手里攥着刚买的早点，脸上的笑意比朝阳还暖——这是他在海外时从未见过的安稳与生机。车过新华门，沿着垂柳依依的小径往里走，最终停在一间青砖灰瓦的会议室门前。
推开门的瞬间，陈玄和朱成碧的呼吸都顿了半秒。几位领导同志亲切地接待了他们。“陈玄同志，朱成碧同志，欢迎回家啊！”一位领导握着他们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另一位领导站在身侧，眼神温和：“在海外辛苦了五年，护着那么多学子回来，不容易。”旁边立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穿着整洁的军装，接站的同志轻声介绍：“这位同志一直关心工业建设，江南造船厂的规划，他当年还提过意见呢。”
“坐，都坐。”领导抬手示意他们坐下，服务员端来热茶，水汽袅袅中，领导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带着审视，更带着亲厚：“听说你们在海外，想方设法帮助学子回国，还绕道其他国家，很有当年同志们工作的劲头嘛。”
陈玄握着茶杯的手微微发颤，轻声说：“都是该做的。当年在上海时，就盼着有一天能安安稳稳为国家做事，现在终于盼到了。”
“当年沪上的情况，我们知道。”领导点点头，“那时的工作者最难，既要躲避敌人的岗哨，又要把物资送往前线，你们当年送的药品、物资，救了不少同志。现在和平了，建设国家，照样需要这种不怕难、能扛事的劲头。”
另一位领导接过话头，手里拿着份叠得整齐的名单——正是他们五年间护送归国学子的名册：“这些孩子，现在大多在各大工厂、研究所工作，都是骨干。你们回来，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好缺懂远洋航运的人，陈玄同志负责货轮航线规划，朱成碧同志协调外贸设备进口，刚好能把你们在海外的经验用起来。”
那位身材高大的同志走上前，掌心拍在陈玄的肩上，力道沉稳却温和：“我当年在根据地时，就知道上海的地下工作者能办事——你们送的药品，救了不少同志。现在建设工业，跟打仗一样，都要靠实打实的本事。江南造船厂要造新船，你们去了，正好帮着把航线摸透，将来咱们的货轮，要能稳稳当当地开到全世界去！”
朱成碧看着几位领导，眼眶里的泪终于忍不住落下来，却笑着说：“我们在海外时，每次收到国内的信，都觉得心里有底、脚下有路。现在回来了，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国家的信任。”
领导点点头，语气里满是期许：“你们是侨胞的榜样，也是建设的骨干。上海是工业重镇，江南造船厂更是咱们远洋航运的起点，好好干，将来造出大船，我们去上海看你们。”
另一位领导接过话，目光望向窗外的海棠树，花瓣落在窗台上，带着春日的柔软：“国家要富强，靠的就是各行各业的同志一起拼。你们有什么困难，直接找相关部门，国内不会让你们受委屈。”
接见结束时，领导亲自送他们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这里面是你们的安置手续，上海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就在原来的里弄。下周三有趟赴上海的专列，已经跟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你们直接坐专列回去，江南造船厂的同志会去车站接。”
接下来的三天，陪同的同志陪着他们走遍了北京。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看着五星红旗在风里飘扬，陈玄想起在海外时，同志们把小国旗珍藏的模样——那时只能偷偷摸出来看，现在却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首都的阳光下，看着它飘扬在最显眼的地方；参观故宫时，讲解员说“这是人民的故宫”，朱成碧突然想起当年在上海看到的被占驻的庙宇，两相对比，才懂如今的安稳有多珍贵。在建设工地，工人们挥着铁锹喊号子，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陪同的同志说：“这是给人民建的大会堂，明年就能用了，到时候全国的代表都来这里开会，商量国家的大事。”
4月30日清晨，陈玄和朱成碧登上赴上海的专列。软卧包厢的小桌上，放着领导托人送来的礼物——一本封面庄重的文集，扉页上写着勉励的话语，还有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海棠干，纸条上写着“带回去给王婶和小石头尝尝，北京的春天味道”。
火车南下过了南京，窗外的景致渐渐染了江南的韵味。朱成碧靠在窗边，看着河汊里的乌篷船划过水面，陈玄翻着那本文集，突然指着其中一句话说：“你看，咱们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靠的就是老百姓；现在建设国家，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干。”
5月2日清晨，火车驶进上海站。站台上的红砖墙爬着爬山虎，江南造船厂的厂长举着欢迎牌，身边的小石头穿着蓝色工装，比去年高了大半个头，看见他们就跑过来，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图纸：“朱姐！玄哥！这是新船的航线草图，厂长说等你们回来改呢！”更远处，王婶提着个竹篮，里面装着刚煮好的芝麻汤圆，热气裹着甜香飘过来，她抹着眼泪笑：“可算回来了！里弄修好了，你们的旧居也收拾好了，灶房里的铜锅我还擦着呢，就等你们回来煮鲥鱼汤。”
坐上去江南造船厂的汽车，窗外的上海既熟悉又陌生。外滩的建筑群依旧立在黄浦江畔，只是挂上了新的牌子；南京路上的商店里，国货专柜前挤满了人，售货员笑着介绍新商品；原来所在的里弄，青石板路被扫得干干净净，老木牌换成了新牌子，门口挂着两串红灯笼，风一吹就晃，像在跟久归的亲人打招呼。
到江南造船厂的第一天，厂长带着他们去看船台。新货轮的船体已经成型，银灰色的钢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工人们正在安装发动机，看见他们来，纷纷停下手里的活鼓掌：“听说你们在海外帮助了不少留学生，现在回来帮我们造大船，太好了！”陈玄走到船舷边，指尖触到冰冷的钢板，想起当年货舱里的经历，想起在北京时领导说的“要造能开去全世界的船”，突然觉得浑身是劲：“咱们一定把新船造好，让它带着上海造的机器，开到全世界去！”
朱成碧站在一旁，看着远处黄浦江面上的货轮来来往往，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梅雨季的清晨，她蹲在院子里摊桂花，小石头抱着吃食跑进来，巷口还有敌哨的皮鞋声。而现在，阳光正好，风里带着黄浦江的潮气，身边是为了建设国家而忙碌的人们——她知道，他们终于回到了该回的地方，开始了新的旅程。
暮色渐浓时，陈玄和朱成碧站在江南造船厂的码头，看着新船的轮廓在夕阳里渐渐模糊。黄浦江的灯光次第亮起，映着水面，像撒了满地的星星。陈玄从口袋里掏出那本文集，扉页上的字迹在灯光下格外清晰，他轻声说：“咱们没辜负嘱托，没辜负这片土地。”
朱成碧点点头，手里攥着那包海棠干，甜香混着江风飘过来：“以后，咱们就在上海扎根，看着新船下水，看着江南造船厂造更多的大船，看着咱们国家越来越强。”
风从黄浦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春末的暖，拂过他们的衣角，也拂过这片正在崛起的土地。他们在上海的故事，从多年前的艰难岁月开始，在1957年的晴空下续写，那些藏在岁月里的记忆、货舱里的过往、北京城里的嘱托，都化作了此刻黄浦江面上的粼粼波光，见证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坚守，也见证着一个民族向着光明的未来，稳稳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