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春末，上海总被一层蒙蒙的雨雾裹着。黄浦江的水泛着灰绿色，江面上飘着零星的煤渣和碎木片，那是上游工厂排污的痕迹，也是鬼子货轮驶过留下的残影。雾最浓的时候，连对岸的杨树浦电厂烟囱都看不清，只有租界里的洋楼尖顶能透出点微弱的金光，像扎在这片土地上的几根细刺，醒目却又透着疏离。朝歌食肆的木门在清晨四点就开了，蓝布幌子被风扯得轻轻晃，上面“朝歌”两个黑字是周木匠去年刻的，当时他左手刚截了两根手指，只用右手握着刻刀，笔画深得能卡进雨珠，晾干后黑得发亮，像印在布上的血痕。
朱成碧蹲在灶前揉面，陶盆是民国初年的老物件，边缘有个小缺口，是去年闸北被炸时，她从废墟里抢出来的。盆里的杂粮粉是六成陈麦混着四成豆面磨的，颗粒粗糙得能硌着掌心——自从去年鬼子轰炸闸北后，好面粉就成了稀罕物，粮行里的白面要靠银元换，还得排队，去晚了就只剩些掺了沙子的碎面。她指尖凝着层浅金微光，不是什么神通，更像老妇人说的“揉面的巧劲”，那是去年逃难到昆山时，一位姓苏的老妇人教她的，老妇人说“揉面要用心，心诚了，再粗的粉也能揉匀，再苦的日子也能过顺”。微光悄没声地把结块的面粉揉开，指尖划过面团的痕迹软而匀，像春风拂过田埂。
“朱姐！粮行的张老板说，今天的杂粮粉只剩两袋了！”阿福背着个空面袋跑进来，裤脚溅满了泥，鞋尖磨破的洞露着半截脚趾，沾着草屑。他跑得太急，进门时差点撞在门框上，扶着门框喘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还有，刚才在巷口看见鬼子的巡逻队了，三个兵，都扛着三八大盖，对着卖菜的王大爷搜身，说要找‘通共’的人，王大爷反抗了一下，就被他们踹在地上，菜篮子都翻了，青菜泡在泥水里，全烂了。”
朱成碧手里的动作顿了顿，抬头看向窗外。巷口的梧桐树刚抽新叶，嫩绿色的叶子还没长结实，却被鬼子的皮靴踩得七零八落，几片叶子粘在泥水里，像被撕碎的绿纸。她看见王大爷从地上爬起来，佝偻着背去捡散落在地上的铜板，鬼子兵还在旁边笑，用生硬的中文喊“老东西，再反抗就毙了你”。朱成碧的指尖攥得紧了些，面团被捏出几个指印，她深吸了口气，又慢慢把指印揉开，声音平却稳：“别慌，先把剩下的粉搬进来，今天多烙些压缩饼，老吴昨天捎信说，陕北的队伍要往华北开，路上缺粮。”
阿福点点头，转身往外跑。他今年才十四岁，个子还没灶台高，却已经能帮着搬面袋、添柴火。他爹娘是闸北纺织厂的工人，去年鬼子的炮弹落在厂里，厂房塌了，爹娘再也没出来。刚开始他还总哭，夜里抱着朱成碧的衣角喊“想爹娘”，后来就不怎么哭了，只是干活更卖力，仿佛多干点活，就能把心里的空填上。灶膛里的柴火是周木匠从郊外捡的枯枝，晒干后烧得旺，火光映着阿福的脸，满是稚气的眼睛里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郁，像蒙了层灰的星星。
正说着，周木匠拄着拐杖进来了。他的拐杖是用梧桐木做的，上面刻着几道浅纹，是他自己削的防滑纹。左手空荡荡的袖口塞在腰带里，布料被磨得发亮，右手拎着个铁皮盒，盒子是以前装饼干的，现在里面装着晒干的马齿苋，叶子皱巴巴的，却还带着点绿色。“昨天去郊外采的，那边有片野地，马齿苋长得旺，我晒了两天，能治痢疾。”他把铁皮盒放在灶边，金属盒碰着陶盆发出“当”的一声轻响，“老吴前几天跟我说，陕北来的队伍走黄土路，水土不服，好多人拉痢疾，没药治，这个能派上用场。”
周木匠的手是去年伤的。闸北被炸那天，他正在巷口给邻居家的小丫头做木陀螺，突然听见飞机响，接着就是炮弹的爆炸声。他看见小丫头吓得坐在地上哭，抱着她就往防空洞跑，刚跑没几步，一枚炮弹碎片擦过他的左手，当时血流得止不住，染红了小丫头的衣角。后来在临时救护站，医生说只能截掉两根手指，不然会感染。他没喊疼，只是问小丫头有没有事，听说小丫头没事，就笑着说“值了”。现在他只剩三根手指，却还能削木头、修东西，后院的木车就是他修的，加了个暗格，专门用来装要送出去的物资。
“我把木车再加固了下，暗格能装两袋饼，外面用木板挡着，看不出来。”周木匠蹲下来，看着铁鏊上的饼，饼皮已经烙得金黄，散着股麦香，“现在鬼子查得严，上个月巷尾的老陈，就是因为给北边送了袋粮食，被鬼子抓去了，至今没消息。咱们送的时候得更小心，晚上走，从后门绕。”
朱成碧点点头，把烙好的饼翻了个面，饼皮发出“滋滋”的声响，油星子溅起来，落在灶台上。“我知道，昨天陈玄去打探消息，说鬼子在苏州河的码头加了岗，每个过往的人都要搜身，连挑担子的都不放过。”她顿了顿，又说，“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去送吧，两个人能有个照应。”
周木匠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揉皱的纸：“行，我跟你去。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真遇到事，还能帮你挡挡。”
傍晚的时候，陈玄回来了。他穿着件灰布短衫，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小臂上的一道浅疤，是去年跟鬼子周旋时被刀划的。身上沾着股烟味，是租界里洋行卖的香烟味，他说这样能混进租界的人群里，不显眼。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纸边被揉得毛糙，上面是用铅笔写的字，字迹潦草却有力：“国共合作议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近期将过黄河赴华北抗日，需压缩饼两千块、当归五十斤、消炎药二十盒，三日内需送达苏州河码头，有专人接应。”
朱成碧接过纸，指尖碰着纸，能感觉到上面的折痕，显然这张纸被反复折叠过，藏在身上带回来的。她心里一震，国共合作的消息她去年就听说了，当时还不敢信，如今终于成了真。她赶紧把刚烙好的饼装在粗布包里，布包是张婶给的，上面绣着朵梅花，针脚密密麻麻的。又把周木匠的马齿苋、自己晒的当归都打包好，当归是去年从老家带来的，本来是给自己补身体的，现在都拿了出来。
“老吴在后门等着，说有急事要跟你说。”陈玄擦了擦额头的汗，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几块银元，“这是卖布赚的钱，你拿着，要是粮不够，再去买些。”陈玄以前是做布生意的，铺子在闸北，被炸后就没了，现在靠帮人跑腿、卖些零碎的布赚钱，赚的钱大多用来买物资，自己只留够吃饭的。
朱成碧跟着陈玄往后门走。后门的巷子很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墙上贴着鬼子的告示，上面写着“禁止通共，违者格杀勿论”，字迹是黑色的，像溅在墙上的血。老吴穿着件灰布短衫，帽檐压得低，遮住了大半张脸，手里推着辆旧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个空木箱，木箱上有几道划痕，是以前被鬼子查岗时用枪托砸的。
“朱老板，这次麻烦你了。”老吴的声音压得低，几乎是贴着朱成碧的耳朵说的，“八路军的队伍缺的不光是粮，还有药。去年长征过来，很多战士带着伤，有的腿上还留着弹片，连块干净的绷带都没有。李大夫那边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去跟李大夫说，他是个好人，肯定愿意帮忙。”朱成碧点头，心里却有点急，李大夫的诊所很小，平时也就备些治感冒、发烧的药，消炎药肯定不多。
“还有件事。”老吴从怀里掏出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做的，上面没写字，“国军第88师的赵营长，昨天找到我，说他们在江湾布防，战士们啃的都是干硬的青稞饼，有的战士牙都崩裂了，问能不能也帮着烙点葱油饼。他知道咱们给八路军送粮，没说啥，只说‘都是打鬼子的队伍，该帮就帮’。”
朱成碧愣了愣，随即笑了。她之前总听说国军和共军不对付，现在看来，在打鬼子这件事上，大家的心是齐的。“行，葱油饼我们烙，你跟赵营长说，三天后一起送过去，不会误事。”
老吴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点笑意：“我就知道你会答应。赵营长是个硬汉子，去年在长城抗战，跟鬼子拼过刺刀，胳膊上挨了一刀，现在还留着疤。他手下的兵也都是好样的，在江湾挖战壕，天天下雨，战壕里全是水，他们就站在水里守着，没一个人退。”
朱成碧听着，心里暖了些。这乱世里，总有人在为这片土地拼命，不管是穿灰布军装的，还是穿蓝布军装的。
接下来的三天，朝歌食肆成了临时的“物资坊”。朱成碧几乎没合过眼，白天烙给八路军的压缩饼，晚上烙给国军的葱油饼。压缩饼要烙得硬实，能放久；葱油饼要烙得软，得抹猪油，这样才香。猪油是周木匠跑了三趟油坊才换回来的，油坊的李老板听说给前线战士用，本来要收五块银元，最后只收了两块，还多送了半勺，说“我儿子也在国军，在南京当兵，算是我替他尽份力”。
张婶带着巷子里的媳妇们来了。张婶是个胖妇人，脸上总带着笑，可眼睛里藏着愁——她丈夫被鬼子抓去做劳工，去了三个月，没捎过一封信回来。她们手里拿着旧棉衣，都是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有的还带着体温。“我们把棉衣拆了，重新缝成小棉垫，战士们揣在怀里，能暖点。”张婶边说边拆棉衣，线头掉了一地，“有的缝‘八路’，有的缝‘国军’，都在边角绣了朵五角星，好看，也吉利。”
媳妇们里有个叫小翠的，才十八岁，丈夫是国军士兵，上个月在罗店牺牲了。她没哭，只是缝棉垫的时候手更紧，针脚也更密，说“我多缝一个，就能多暖一个战士，也算替我丈夫多打一个鬼子”。
李大夫也来了。他的诊所就在巷口，平时人不多，现在却挤满了伤员，大多是从江湾撤下来的国军士兵，有的腿断了，有的胳膊受了伤，只能躺在地上，连块干净的布都没有。他把诊所里仅剩的三盒消炎药、五卷绷带都捐了出来，分装在两个木盒里，左边的木盒贴了张红纸，写着“八路军”，右边的贴了张黄纸，写着“国军”。“这些药不多，却能救急。”李大夫擦了擦眼镜，镜片上沾着灰，“昨天有个士兵，腿上中了枪，没药治，只能用开水烫过的布裹着，疼得直喊，我看着心疼。”
朱成碧把药盒收起来，放在灶边的柜子里，锁得严严实实的。“谢谢您，李大夫，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还您。”
“不用还。”李大夫摆了摆手，“都是中国人，该帮的。你们给战士送饼，我给战士送药，都是为了打鬼子。”
第三天傍晚，赵营长派来的人到了。是个叫小马的年轻士兵，看起来才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点婴儿肥，军帽戴得有点歪，帽檐下露着几缕黑发。他穿着件灰布军装，上面沾着泥污，裤腿还湿着，显然是从江湾一路跑过来的。“朱老板，赵营长让我来拉物资，他还说，谢谢您愿意帮我们烙饼。”小马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点喘气，“之前我们找了好几家铺子，都怕惹麻烦，不敢接，只有您愿意帮我们。”
朱成碧笑着让他坐，阿福端来碗热水，小马接过，一口气喝了大半碗，才缓过劲来。“你们快别客气，你们在前线拼命，我们在后方做点饼，算不得什么。”她领着小马往后院走，后院里放着那辆木车，暗格已经打开了，左边装着给八路军的压缩饼、当归和马齿苋，右边装着给国军的葱油饼和棉垫，满满当当的，看着就踏实。
“这么多！”小马眼睛亮了，像看见糖的孩子，“战士们肯定高兴坏了。上次吃热饼，还是上个月在无锡的时候，现在天天啃青稞饼，硬得能硌掉牙，有的战士都不敢用力嚼。”
老吴也推着自行车来了，他把给八路军的物资从木车搬到自行车后座，用绳子绑得严严实实的，连个角都露不出来。“小马同志，你们回去的时候也要小心，鬼子在江湾的路口加了岗，要搜身。”老吴拍了拍小马的肩，“把物资放在车后面，用布盖着，就说是给工厂送的粮食，一般不会查得太严。”
小马点点头，把给国军的物资搬到带来的小推车上，也是周木匠帮忙修的，能装不少东西。“我知道，赵营长跟我说过，让我小心点。”他把葱油饼拿出来一块，咬了一大口，眼圈一下子红了，“就是这个味，我娘在家也总烙这样的葱油饼，抹上猪油，香得很。我出来当兵快一年了，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饼。”
阿福看着小马，把自己藏的半块饼也拿了出来，递给他：“小马哥，这个也给你吃，朱姐烙的饼最好吃了。”
小马接过饼，摸了摸阿福的头，笑着说：“谢谢小弟，等打跑了鬼子，我再回来吃朱姐烙的饼，到时候让你娘也烙，咱们一起吃。”
阿福的眼睛亮了，用力点头：“好！到时候咱们一起吃！”
送小马和老吴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月亮躲在云后面，只透出点微弱的光，巷子里的路灯坏了，只能靠手里的马灯照明。马灯是周木匠的，玻璃罩上有几道裂痕，是去年被炸时留下的。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木车和自行车的轮子碾过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像在唱一首低沉的歌，在寂静的巷子里传得远。
朱成碧站在后门，看着他们消失在巷口，心里突然觉得踏实。不管是往北边去的八路军，还是往江湾去的国军，他们都在为这片土地战斗，而自己能做的，就是给他们烙点热饼，送点药，让他们在拼杀的时候，能多一分力气，多一分希望。
没过几天，老吴捎来了信。信是用铅笔写在烟盒纸上的，字很小，却很清晰：“物资已顺利送达，战士们非常感谢，吃着压缩饼多走了二十里路，还在信里画了个‘朝’字，说记住了上海有个朝歌食肆，等胜利了要来看。”朱成碧把信放在账本里，账本上记着送出去的物资：“压缩饼两千块，当归五十斤，马齿苋三十斤，消炎药三盒，绷带五卷”，每一笔都写得工工整整，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五角星。
又过了几天，小马来了。他这次穿得干净些，军装洗过了，裤腿也缝好了，手里拿着个军用水壶，壶身是绿色的，上面刻着个歪歪扭扭的“抗”字，摸起来硌手，显然是用刺刀刻的。“赵营长让我给您的，里面装的是江湾的井水，说让您尝尝。”小马把水壶递给朱成碧，“赵营长还说，战士们吃了葱油饼，士气大涨，昨天打退了鬼子的一次小进攻，缴获了两挺机枪，还抓了个俘虏。”
朱成碧接过水壶，拧开壶盖，倒出点水，尝了尝，有点甜，带着点泥土的清香——这是江湾的水，是赵营长他们守护的土地上的水，是这片被战火笼罩的土地上，最珍贵的味道。她把水壶放在灶边，和老吴捎来的信放在一起，像藏着两件宝贝。
六月的上海，雨停了，天渐渐热了起来。黄浦江面上的雾散了，能看见远处的鬼子军舰，像黑色的巨兽，趴在江面上，炮口对着上海城，透着杀气。租界里的洋人们依旧过着悠闲的日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在舞厅里跳舞，仿佛这片土地上的战火与他们无关。但在华界，在朝歌食肆所在的小巷里，气氛却越来越紧张，鬼子的巡逻队来得更勤了，搜身也更严了，巷子里的百姓都低着头走路，不敢多说一句话。
朝歌食肆的木门依旧开着，蓝布幌子在风里晃，铁鏊上的饼香飘出巷口，飘向江湾的阵地，飘向华北的道路，飘向每一个为了守护这片土地而战斗的人身边。阿福趴在桌边，手里拿着铅笔，在本子上画了个大大的食肆，食肆的门口站着很多人，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蓝布军装，都在笑着吃饼，食肆的幌子上写着“朝歌”两个字，旁边还画了个太阳，金灿灿的。
他举着本子给朱成碧看，眼睛亮得像星星：“朱姐，你看，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就这样，让所有战士都能吃上口热饼，让所有百姓都能好好过日子，再也没有鬼子，再也没有炮弹。”
朱成碧摸了摸阿福的头，笑着说：“会的，一定会的。”她抬头看向窗外，巷口的梧桐树叶子长得更绿了，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她知道，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淞沪会战的炮火随时可能点燃，但只要这食肆的烟火不熄，只要这颗想打跑鬼子的心不变，希望就不会灭。而她和食肆里的所有人，都会守着这缕烟火，守着这份希望，等着胜利的那天，等着阿福画里的日子，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