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7月，南海西沙群岛的甘泉岛海域，“海探七号”的声呐系统在水下12米处捕捉到一处异常石质结构。当水下机器人清理掉覆盖的珊瑚碎屑后，一块刻有星象图案的礁石逐渐显露——礁石表面用阴刻手法雕琢出三颗星的轮廓，中间一颗较大，两侧各一颗较小，旁边还刻着“华盖八指”的字样。程远盯着屏幕传回的画面，手中资料中“华盖星属小熊座，应为小熊座β和γ”的记载瞬间清晰，“这是验证华盖星身份的关键实物！”
郑海峰带领潜水队下潜勘察，发现刻礁整体呈不规则方形，长约1.8米，宽1.5米，星象图案的线条深度约0.5厘米，边缘有明显的人工打磨痕迹。“碳十四检测显示，刻礁的年代是1417±3年，对应永乐十五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期间，”郑海峰用防水相机拍摄细节，“三颗星的排列位置与小熊座β（帝星）、γ（太子星）和北极星（勾陈一）的相对位置完全一致，中间较大的星对应勾陈一，两侧较小的星就是华盖星。”
为精准验证“华盖八指”的含义，程远团队在刻礁附近搭建临时观测台。夜晚，当小熊座升至正南天顶时，队员们用复刻的明代牵星板进行测量——将八指乌木板举至眼前，板的下沿与海平面重合，上沿恰好与小熊座β、γ对齐，用现代天文仪器测得此时两颗星的仰角约为15.2°，与“八指x1.9°=15.2°”的计算结果完全吻合。“资料中说低纬度航行时常用华盖星校准方位，这里的刻礁和实测数据，完美印证了这一点，”程远兴奋地记录数据，“郑和船队途经西沙时，很可能就是以这块刻礁为参照，校准华盖星的牵星数据。”
在刻礁周边的泥沙中，方美怿的团队还发现了一枚明代铜钉，钉身上刻着“龙江船厂”的字样，与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出土的船用铜钉成分一致。“这枚铜钉应该是船员雕刻刻礁时遗落的工具，”方美怿分析道，“它证明刻礁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郑和船队特意开凿的‘星象标记’，用于后续船队校准星位。”
程远站在观测台上，望着夜空中清晰的小熊座，仿佛看到六百年前郑和站在宝船甲板上的场景——船员手持牵星板，高声报出“华盖八指”，郑和对照海图，确认船队航向无误。对郑和而言，华盖星不仅是导航的星辰，更是船队跨越重洋的“信心符号”——当北辰星因低纬度靠近地平线难以观测时，华盖星的清晰可见，能让整个船队安心前行。这种对星辰的依赖与信任，是支撑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精神力量。
9月，“海探七号”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根据资料中“西北布司星、西南布司星均指双子座a、β”的记载，考古队在古里港遗址的寺庙区，发现了一块 bilingual（双语）石碑——正面用中文刻着“西北布司星六指，西南布司星五指”，背面用僧伽罗文刻着相同的牵星数据，旁边还绘制了两颗并排的亮星图案。
斯里兰卡考古学家阿肖克带着团队协助解读石碑，“僧伽罗文记载中，这两颗星被称为‘双生星’，认为它们是守护航海的神灵，”阿肖克指着星图，“这与中国‘布司星’的记载不谋而合，证明当时中斯航海者对同一组星辰有着相似的认知。”
程远团队用天文软件回溯明代星空，发现双子座a（北河二）、β（北河三）在斯里兰卡海域的仰角，与石碑上“六指”“五指”的记载完全匹配——当船队从东南向西北航行时，西北方向的北河二仰角约11.4°（六指x1.9°），西南方向的北河三仰角约9.5°（五指x1.9°）。“资料说‘西北’‘西南’只是方位差异，石碑的双语记载和实测数据，让这个结论更有说服力，”程远说，“这也证明郑和船队的星名体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沿途国家的航海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印证的。”
在石碑附近的佛塔遗址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尊融合中斯风格的雕像——雕像底座刻着双子座星图，塔身则刻着中文的“布司星”字样。阿肖克解释道：“这尊雕像应该是当地僧侣为纪念郑和船队到访而建造的，将中国的星名与斯里兰卡的宗教信仰结合，体现了文化的融合。”
程远看着雕像上的星图与文字，不禁想起自己在考古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开放视角”——他从不将中国古代航海文明视为孤立的存在，而是注重挖掘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痕迹。这种包容的研究态度，让他在解读布司星石碑时，能从双语记载和跨文化雕像中，看到郑和下西洋背后“文明互鉴”的深层意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星名的考释。
11月，“海探七号”抵达肯尼亚马林迪（明代麻林地），根据资料中“七星即昴星团，为我国沿海渔民普遍使用的星名”的记载，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民居区，发现了一批明代陶罐——罐身上用红彩绘制着七颗紧密排列的星，旁边还刻着中文的“七星”字样，部分陶罐上甚至能看到东非传统的几何图案。
当地考古学家穆罕默德·奥马里激动地说：“这些陶罐是中非文化融合的绝佳证据！七颗星的图案与中国‘七星’记载一致，而几何图案是东非的传统装饰，说明这些陶罐可能是中国船员与当地工匠共同制作的。”
程远邀请北京天文馆的专家对“七星”图案进行考证，确认其与昴星团（又称“七姐妹星团”）的星象完全吻合。“昴星团在夜空中呈现为七颗明亮的星聚集在一起，与陶罐上的图案高度一致，”天文专家解释道，“资料中说‘七星’是昴星团的俗称，这些陶罐的发现，证明郑和船队将‘七星’的星名和认知带到了东非，并且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在马林迪的传统市场，程远还发现当地老人仍在使用“七星”的说法——他们称昴星团为“中国星”，认为看到这组星，就意味着“远方的朋友会带来好运”。“我的祖父告诉我，很久以前有中国船队来到这里，教我们看‘中国星’辨别季节和航向，”一位老人指着夜空，“现在我们还会在播种时观察‘中国星’，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智慧。”
程远站在市场上，听着老人讲述“中国星”的传说，忽然理解了郑和眼中“世界”的另一层含义——这个世界不仅是靠星辰连接的地理空间，更是靠文化交流形成的情感共同体。郑和将“七星”的星名带到东非，当地居民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与信仰，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星辰记忆”。对郑和而言，七下西洋的意义不仅是“宣示国威”或“开展贸易”，更是将中国的航海智慧分享给世界，同时也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共同构建一个“共享星空、共享和平”的世界。
2031年1月，“海探七号”驶入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明代忽鲁谟斯），根据资料中“小斗即小北斗，指小熊座”的记载，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图书馆废墟中，发现了一本明代手抄本——抄本用中文和波斯文双语记录，其中一页绘制着“小斗星图”，标注着“小斗六指，定北界”的字样，与《郑和航海图》“小斗”的记载完全对应。
伊朗历史学者法蒂玛协助解读抄本，“波斯文记载中，这组星被称为‘北方守护者’，与中国‘小斗’的导航功能一致，”法蒂玛说，“抄本的年代是1421年，对应永乐十九年，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期间，证明当时中国船员与波斯学者曾共同研究星象。”
程远团队用复刻的牵星板在忽鲁谟斯海域进行实测，当小熊座（小北斗）升至正北方向时，测得其仰角约为11.4°（六指x1.9°），与抄本中“小斗六指”的记载完全吻合。“资料说‘小斗是小北斗的简称’，抄本的星图和实测数据，让这个结论有了实物支撑，”程远说，“更重要的是，双语抄本证明郑和船队的星名体系不仅在东亚和东南亚传播，还影响到了波斯湾地区，成为跨洋航海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在古港的贸易区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融合中伊风格的天文仪器——仪器的主体是波斯传统的星盘，刻度却标注着中文的“指”“角”等牵星单位，边缘还刻着“小斗”“北辰”等星名。法蒂玛说：“这些仪器是为中国船员定制的，将波斯的星盘技术与中国的牵星体系结合，体现了航海技术的相互借鉴。”
程远捧着双语抄本，指尖轻轻划过中波斯文的对照文字，心中涌起强烈的共鸣——他始终相信，考古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事实，更在于挖掘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性”。这份抄本让他看到，无论是中国的牵星术，还是波斯的星盘技术，本质上都是人类为了探索海洋、连接世界而发展出的智慧，而郑和船队正是这种智慧交流的“桥梁”。这种对“人类共同智慧”的尊重，是程远考古研究中始终秉持的核心理念。
3月，“海探七号”抵达也门亚丁（明代阿丹），根据资料中“水平星即半人马座a、β，与南门双星同星异名”的记载，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货栈区，发现了大量明代陶片——陶片上刻着两颗并排的亮星图案，旁边还刻着中文的“水平星七指”和阿拉伯文的“南方向导星”字样。
也门考古学家阿卜杜勒·卡里姆说：“这些陶片是当年中国瓷器的残片，上面的星象图案和双语标注，证明它们是专门用于贸易的‘星象瓷’，向阿拉伯商人展示中国的航海技术。”
程远团队在亚丁海域进行实测，当半人马座a（南门二）、β（马腹一）升至正南方向时，测得其仰角约为13.3°（七指x1.9°），与陶片上“水平星七指”的记载完全一致。“资料说‘水平星是南门双星的俗称’，陶片的双语标注和实测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程远说，“这些陶片不仅是贸易品，更是中国星名体系在红海地区传播的‘实物广告’，让阿拉伯商人了解中国航海技术的先进性。”
在亚丁的清真寺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上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刻着“水平星为导，共通西洋”的字样。阿卜杜勒·卡里姆解释道：“这是阿丹国王为纪念郑和船队到访而立的，将中国的‘水平星’与阿拉伯的‘南方向导星’并提，体现了宗教与航海文化的融合。”
程远站在清真寺前，望着石碑上的双语文字，忽然明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终极目标”——他不是要征服或统治，而是要通过航海技术的交流、星名体系的共享，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在郑和眼中，无论是中国的“水平星”，还是阿拉伯的“南方向导星”，都是引导船只安全航行的“和平符号”，而不同文明对同一星辰的不同命名，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本质上都是对“安全”“友谊”“交流”的共同追求。
2031年5月，“星名考释——郑和航海图的文明密码”国际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厅内，西沙的华盖星刻礁、斯里兰卡的布司星石碑、东非的七星陶罐、波斯湾的小斗星图抄本、红海的水平星陶片，与《郑和航海图》的巨型复刻本相互呼应，完整呈现了18个星名的考释历程，以及背后跨越洲际的文明交流故事。
程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从南海的华盖星刻礁，到红海的水平星陶片；从斯里兰卡的布司星石碑，到东非的七星陶罐，《郑和航海图》的星名考释，不仅是对古代天文导航技术的还原，更是对人类文明对话的挖掘。这些星名不是孤立的术语，而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它们见证了郑和船队与沿途国家的航海者共享智慧、共探海洋的历程，也证明了人类对‘连接世界’‘追求和平’的共同渴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视频致辞中说：“中国考古人的星名考释成果，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巅峰，更是人类早期‘文明互鉴’的典范。郑和船队将星名体系作为交流的‘通用语言’，与沿途国家共同探索星空、共享智慧，这种‘以技术促交流、以交流促和平’的模式，对当今世界仍有重要启示。”
特展期间，来自20多个国家的学者、渔民、天文爱好者齐聚泉州，共同参与“古今星空对话”活动——老渔民们用方言念诵传承千年的认星口诀，年轻学者用天文软件还原明代星空，外国友人则分享本国的航海星名传统。当不同语言的“北辰”“南挂”“水平星”等星名在展厅内交织，程远忽然意识到：考古的终极意义，就是让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人，在共同的“星空记忆”中找到情感共鸣，理解人类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本质。
展览闭幕后，程远带着团队登上“海探七号”，前往下一个考古目的地——南非厄加勒斯角，那里可能藏着郑和船队观测南半球星辰的新证据。站在甲板上，程远望着无垠的大海和璀璨的星空，手中握着一块从东非带回的七星陶罐残片，残片上的星象图案在夕阳下泛着微光，仿佛与六百年前郑和船队观测的星辰遥相呼应。
“每一颗被命名的星星，都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勇气见证；每一次星名的交流，都是文明对话的生动实践，”程远轻声说道，“我们的考古，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传承这份‘共享星空、共享和平’的智慧，让郑和眼中的‘大同世界’，在新时代继续闪耀光芒。”
海风掠过甲板，带着海洋的气息和历史的回响，“海探七号”向着远方的星空驶去，继续书写着属于考古人的“星辰故事”，也继续传承着人类文明对话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