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的清晨，市一中的校门口挤满了考生。李泽岚攥着准考证的手指微微发白，帆布包里的钢笔硌着肋骨，像块小小的烙铁。母亲塞的润喉糖在口袋里滚来滚去，玻璃糖纸反射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让他想起李家坳的孩子们举着的玻璃瓶，里面的萤火虫也曾这样明明灭灭。
考场在三楼最东头的教室，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沉着冷静，细心答卷”。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桌面边缘的漆皮已经剥落，露出底下浅黄的木头，像极了李家坳村委会那张掉漆的办公桌。监考老师拿着金属探测器走过，仪器在他胸口响了一声——是父亲给的那枚“先进工作者”奖章，他特意别在衬衫第二颗纽扣上，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像种隐秘的力量。
行测考试的铃声响起时，窗外的梧桐叶正好落下一片。李泽岚埋头答题，数字推理题里的等差级数让他想起红果村修路的里程表，图形判断题里的对称图案像极了柳溪村草编筐的纹路。有道题问“基层治理的关键是什么”，他几乎没犹豫就选了“倾听群众诉求”——这答案是王德山老汉教他的，老人总说“治家跟治国一个理，得知道家里人想啥”。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交卷时他的手腕有些发酸。走廊里挤满了考生，有人在抱怨“数学题太难”，有人在核对答案。李泽岚靠在栏杆上，望着操场边的白杨树，想起赵书记说过的话：“笔试就像修毛坯路，得先把框架搭起来，真正见功夫的是后面的细活儿。”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在下午的申论。
午饭是在学校门口的小吃摊解决的，一碗牛肉面吃得匆匆忙忙。旁边两个考生在讨论申论可能考的热点，“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这些词从嘴里蹦出来，像隔着层玻璃的风景。李泽岚没插话，只是默默擦了擦溅在袖口的汤汁——这些词在青石乡不是概念，是红果村冷库的钢筋，是李家坳新教室的黑板，是果农们数钱时沾着苹果汁的手指。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考场，在申论试卷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李泽岚先快速浏览了材料：有农民反映补贴款到账慢的，有村干部抱怨政策执行难的，还有专家分析基层治理短板的……这些文字像拼图，慢慢在他眼前拼出幅熟悉的画面——不就是青石乡的日常吗？他深吸一口气，翻开最后一页，作文题映入眼帘：《让政策之光照亮田间地头》。
笔尖落在答题卡上时，他的手突然不抖了。
《让政策之光照亮田间地头》
红果村的苹果熟了的时候，我总想起第一次跟着果农去县城卖果的场景。凌晨三点就装满车的苹果，在路边等了整整一天，最后以每斤八毛钱的价格卖给了批发商。果农蹲在路边抽烟，烟蒂扔了一地：“不是说国家有农产品扶持政策吗？咋到咱这儿就没影了？”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两年，也让我明白：政策的生命力不在文件里，而在田埂上；不在会议室里，而在群众的笑脸上。
让政策落地，得先打通“看得见摸得着”的路。这里的“路”，既是红果村那条修了三年才通的沥青路，也是政策从机关到乡村的传导路。刚到青石乡时，我负责整理全乡的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发现有近三成的补贴款发放进度滞后，不是因为财政没钱，而是因为“最后一公里”没打通。李家坳的王德山老汉符合低保条件，却因为不会填申请表，错过了三次申报时间；柳溪村的草编合作社能享受税收减免，可村干部跑了五趟县上，还没弄明白该找哪个部门。
后来我们在乡里设了“政策代办点”，由驻村干部帮群众填表、跑路。记得第一次帮王大娘申请草编加工补贴时，她攥着我的手反复问：“这钱真能到我手里？”当三个月后她拿着存折来道谢，说“合作社添了新缝纫机”时，我突然懂了：政策就像苹果，得有能运出去的路；群众就像等车的人，得知道车啥时候来，在哪上车。红果村的路修通后，苹果收购价每斤涨了五毛，这五毛钱里，有沥青的温度，更有政策的重量。
让政策落地，要把“文件语”翻译成“家常话”。在李家坳宣传医保政策的那个冬天，我拿着印满“起付线”“报销比例”的手册念了半天，底下的老乡们要么低头抽烟，要么扭头看天。散会后，村支书王德山拉着我说：“你跟他们说‘交一百块，住院能报一半’，比啥都管用。”这话像把钥匙，打开了我对政策宣传的新认知。
政策语言里的“精准施策”，在青石乡就是“给红果村建冷库，给柳溪村办培训班”；文件里的“产业扶持”，就是帮果农联系批发商，教妇女编新式草编。有次县农业局下发了份《特色种植补贴细则》，光条款就有十二条，我把它改成“种一亩果树补两百，养一头牛补三百”的顺口溜，用大喇叭在各村广播，三天就有三十多户报名。群众不是不懂政策，是怕政策太“洋气”，跟自己没关系；不是不支持政策，是怕政策太“复杂”，自己弄不懂。
让政策落地，得有“把根扎在泥土里”的人。在青石乡，这样的人是赵书记——那个部队转业的书记，为了红果村的修路项目，带着施工队在工地住了四十天；是王老师——那个在李家坳教了三十年书的民办教师，不仅教孩子念书，还帮村民们写申请、读政策；更是千千万万在基层奔波的驻村干部，他们的裤脚总沾着泥，鞋上总带着土，却把政策的种子播进了群众心里。
记得去年汛期，红果村的苹果园被淹，果农们看着泡在水里的苹果直哭。我们连夜整理材料，依据“农业灾害救助政策”向上申请补助。当五万元救灾款到账那天，果农们非要请我吃苹果，说“这才是党的政策甜”。那苹果确实甜，甜在嘴里，暖在心里，也让我明白：基层干部就是政策和群众之间的“翻译官”，既要懂“上级话”，又要会说“百姓语”；既要把政策带来的好告诉群众，也要把群众的难反映给上面。
现在的红果村，不仅通了路，还建了冷库，苹果能卖到上海、广州；李家坳的新教室用上了多媒体，小石头再也不用在土路边写作业；柳溪村的草编筐进了县城的超市，王大娘的皱纹里都带着笑。这些变化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政策就像阳光，本就该照亮每一寸土地；就像雨水，本就该滋润每一株庄稼。可如果没有传导的渠、翻译的人、落实的力，再暖的阳光也照不进山沟，再甜的雨水也润不到田垄。基层干部的责任，就是做政策的“变压器”，把高高在上的电压，变成群众能用的220伏；做政策的“路由器”，让信号穿过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做政策的“播种机”，把希望的种子播下去，等着秋天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
合上笔帽时，考场里已有考生开始交卷。李泽岚望着答题卡上的字迹，突然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长在红果村的果园里，长在李家坳的教室里，长在老乡们布满老茧的手掌心里。他想起出发前赵书记说的话：“不用写得多华丽，把你看到的、做过的写出来就行。基层的事，实打实写，就错不了。”
交卷走出考场时，夕阳正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考生们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有人说“这次作文太接地气”，有人说“没基层经验根本写不了”。李泽岚没说话，只是摸了摸胸口的奖章，冰凉的金属已经被体温焐热。
校门口的梧桐树下，卖冰棍的老太太还在，见他出来笑着招呼：“考得咋样？看你写字时手都不抖。”他买了根冰棍，咬下去的瞬间，甜丝丝的凉意顺着喉咙往下走，像红果村的山泉流过舌尖。
回青石乡的班车摇摇晃晃地穿行在暮色里，车窗外的田野渐渐模糊。李泽岚靠着车窗，手里的准考证被风吹得哗哗响。他不知道这次考试能得多少分，但他清楚，自己写下的每个字都带着泥土的重量，带着群众的温度，带着这两年在基层踩出的脚印。
路过红果村时，他让司机停了停。冷库的灯亮着，果农们正在分拣明天要发的苹果，灯光从窗户里漏出来，在地上铺成片温暖的黄。他仿佛能听见他们在说：“多亏了政策好，今年的苹果能卖上价了。”这句话，比任何考试分数都让他心安。
夜色渐浓，班车继续前行。李泽岚望着窗外掠过的灯光，突然想起申论最后写的那句话：“政策的光芒，从来不是太阳那样耀眼的光，而是煤油灯那样实在的光——能照亮孩子写作业的桌，能暖热老人冻僵的手，能让赶路的人看清脚下的路。”他知道，不管考试结果如何，自己都要做那盏提着煤油灯的人，把光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车里的广播在放晚间新闻，“农村政策落实”“基层治理创新”这些词又飘了出来。李泽岚没再像以前那样觉得陌生，因为他知道，这些词的背后，是红果村冷库的压缩机在转，是李家坳新教室的琅琅书声，是千万个像王德山老汉一样的人，在政策的光照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