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的清晨，深圳的街道还浸在朦胧的晨雾里，路灯的光晕透过雾气，在路面投下一片模糊的昏黄。李建军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尖沁出一层薄汗——这是他连续第七天，在服用安眠药后的清晨开车上班。
仪表盘上的指针指向七点半，距离公司还有两公里。他盯着前方的车流，眼皮却像挂了铅，越来越沉，视线开始模糊，前车的红色尾灯变成了一团晃动的光斑。昨晚吃了一片半安眠药，勉强睡了四个小时，凌晨三点醒后就再也没合眼，此刻药物的残留睡意像潮水似的涌上来，顺着脊椎蔓延到四肢，让他连握紧方向盘的力气都快消失了。
“不能睡……不能睡……”他在心里默念，用力掐了一把大腿，尖锐的痛感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可刚眨了眨眼，困意又卷土重来，眼前的路面仿佛在旋转，耳边的车流声也变得遥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
突然，前方的车猛地踩了刹车，红色尾灯骤然亮起。建军的心脏“咯噔”一下，像被一只手攥紧，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车身剧烈地晃了一下，才堪堪停在前车后面，车头距离前车车尾不足半米。
他大口喘着气，后背的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手心的汗把方向盘攥得发滑。晨雾里，他能清晰看到前车司机探出头来，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那一刻，恐惧像冰锥一样扎进他心里——刚才要是再慢一秒，就追尾了；要是刚才真的睡着了，后果不堪设想。
他靠在椅背上，缓了足足五分钟，胸口还在剧烈起伏。窗外的晨雾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照在车身上，却暖不透他心里的寒意。他想这应该是近期服用安眠药原因——这东西能让他暂时睡着，却在白天变成了隐形的“杀手”，让他连开车都成了一种冒险。
好不容易把车开进公司停车场，他熄了火，却没立刻下车。看着停车场里来来往往的车辆，他突然觉得一阵恐慌：自己现在这个状态，真的还能开车吗？万一哪天药物副作用更严重，在马路上睡着了，不仅会害了自己，还会害了别人。
他想起精神科刘医生的叮嘱：“服用安眠药后，避免驾驶、操作精密仪器。”当时他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是老司机，没问题”，可现在看来，他连最基本的清醒都保证不了。
走进办公室时，张鹏已经到了，正在整理门禁测试数据。看见他脸色苍白，黑眼圈比昨天更重，递过来一杯热咖啡：“李工，你这是怎么了？昨晚又没睡好？”
“嗯，有点。”建军接过咖啡，喝了一大口，苦涩的味道刺激着味蕾，让他稍微清醒了点。他坐在工位上，打开电脑，屏幕上的代码密密麻麻，像一群乱爬的蚂蚁，他盯着看了半天，一个字都没看进去——脑子里全是刚才差点追尾的画面，还有那种“眼皮睁不开”的恐惧。
上午十点，调试门禁新功能时，他的头越来越沉，眼皮像粘了胶水似的，忍不住往下耷拉。他想撑着，可意识却越来越模糊，手指停在键盘上，再也敲不下去。不知不觉间，他趴在桌上睡着了，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电脑屏幕上的代码停留在“信号传输优化”模块。
“李工？李工？”张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几分担忧。
建军猛地惊醒，抬起头时，嘴角的口水还没擦干净，他慌忙用手背抹了抹，脸上一阵发烫。办公室里有几个同事在看着他，眼神里带着疑惑——以前的李工就算熬夜，也从来不会在上班时间打瞌睡，更不会睡得这么沉。
“不好意思，昨晚加班太晚了。”他尴尬地笑了笑，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态，可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难受。他知道，这不是“加班太晚”的问题，是安眠药的副作用，是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张鹏没再多问，只是把一份打印好的测试报告放在他桌上：“这是昨天的测试数据，你看看有没有问题，甲方下午要。”
建军点点头，拿起报告，却怎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脑子里反复循环着早上开车的惊险画面，还有刚才打瞌睡被同事看到的尴尬，他根本没法静下心来看数据。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失控的木偶，被安眠药和焦虑操控着，连工作都快做不下去了。
下午下班时，他站在公司楼下，看着停车场里的车，犹豫了很久。开车回去？他怕自己路上又犯困，再出什么意外。不开车？家离公司有十多公里，坐地铁要转两趟，还要走二十分钟路。
纠结了半天，他还是打开了车门——他想早点回家，想早点吃了药，好好睡一觉。可刚把车开出停车场，恐惧就又缠了上来。他握紧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的路面，不敢有丝毫松懈，车速始终保持在最低限速，比旁边的电动车还慢。
以前的他，开车是件从容的事，在车流里穿梭自如，甚至能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可现在，他却像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紧张得全身僵硬。他死死盯着前车的尾灯，保持着远超安全距离的车距，频繁地看后视镜，生怕后面的车追尾他；遇到路口，就算是绿灯，他也会减速慢行，怕突然冲出来行人或电动车；看到旁边车道的车想变道，他会立刻减速让行，怕发生刮擦。
有一次，后面的车按了一声喇叭，催促他快点。那声喇叭像炸雷一样在他耳边响起，吓得他手一抖，方向盘差点跑偏。他赶紧把车停在路边，缓了半天，心跳才恢复正常。
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信的老司机了。焦虑和药物副作用，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判断力和安全感，让他对开车这件事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秀兰正在厨房做饭，看见他脸色难看，赶紧问：“怎么了？路上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他没敢说早上差点追尾，没敢说自己开车时有多恐惧，只是把车钥匙放在鞋柜上，声音发哑，“以后我可能不开车上班了，坐地铁吧。”
秀兰愣了一下，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中：“怎么突然不开车了？坐地铁多麻烦。”
“开车太堵了，地铁快。”他找了个借口，避开了秀兰的目光。他怕说实话会让秀兰担心，怕她会哭着让他别再吃药，更怕她会逼着他去看心理医生。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开车时的恐惧画面，还有白天在办公室打瞌睡的尴尬。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工作做不好，开车不敢开，连睡个好觉都要靠药物，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从那天起，建军真的不再开车上班了。他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出门，赶最早的一班地铁，换乘两次，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公司。虽然麻烦，可他觉得踏实——至少不用再担心“药驾”的风险，不用再害怕自己会在马路上睡着。
可就算不开车，恐惧也没离开他。他坐地铁时，总怕人太多会发生踩踏；走在路上时，总怕后面有车冲过来；甚至在办公室里，听到窗外的车鸣声，都会下意识地发抖。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安全感，总觉得危险就在身边，随时会向他扑过来。
有一次，秀兰想让他陪她去菜市场买菜，他却摇摇头：“我不去了，人太多，怕出事。”秀兰看着他躲闪的眼神，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她知道，他不是“怕人多”，是被恐惧困住了，连正常的出门都成了一种负担。
晚上，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心里一片茫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知道这种恐惧什么时候才能消失，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他走进书房中，看了看抽屉里的安眠药，又摸了摸女儿寄来的画。画里的广州塔还在泛着淡淡的蓝光，女儿的字迹还在说着“我陪你一起好起来”，可他却觉得，自己离那些温暖越来越远，离正常的生活越来越远。
恐惧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他紧紧裹在里面，让他喘不过气。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精神科的药还在吃，消化科的药也在吃，可他的状态却越来越差，焦虑越来越重，恐惧越来越深。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城市的灯光亮如白昼。建军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他不知道，这无尽的恐惧和焦虑，已经把他推向了抑郁症的边缘。而那扇名为“救赎”的门，还需要有人推他一把，他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