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碾过一段又一段颠簸的山路时，沈玉清怀里的包裹也不知道被颠得滑落到车厢里多少次了。
她的思绪还停留在前几天在金城的辩论和离别时父亲的黑脸，母亲的关心。
她抬头望着车厢外面，祁连山的轮廓在黄昏里像道墙，把他们要去的地方——古浪的“五子乡”遮的严严实实。
“快到了吧？。”王小锡扶了扶眼镜，声音里带着点理想主义者特有的亢奋。他手里攥着本《乡村建设》的书，看起来也没有很疲惫。
“你看这地方”他指着汽车路过的零星村落，“他们闭塞、落后，正需要我们这些人来改变。等我们把新的思想落实在这里，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焕然一新。”
同来的五六个人里，几人附和点头。学教育的周芸从帆布包里掏出几本识字课本，说要先办扫盲班，教老百姓认字，更要教他们明白“什么才能救中国”；做过商人的秦一珍则盘算着搞合作社，说要“用新经济模式打破小农意识”。每个人都觉得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
沈玉清也觉得心里发热。她发誓要做出一番事业给自己的父亲看，证明自己没有错。
至于出发前省长林锡光先生跟他们说“乡村建设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早被他们忘记的一干二净了。他们秉持着我辈中人行事何须他人过问的自负。
毕竟书上都说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要大家都醒悟了，还怕过不好日子？
卡车“哐当”一声停在空地上，古浪县知事牛虎从驾驶室跳下来。他穿件洗的发白的军装，袖口磨破了边，脸上沾着泥，看着倒不像个县太爷，更像个刚从地里回来的农夫。
“诸位同仁，”他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五子乡到了。这地方苦，委屈你们了。”
沈玉清跟着众人下车，小皮鞋踩在泥地里，一下子陷进去半寸。她皱着眉把鞋拔出来，鞋跟沾了块黄泥，看着格外刺眼。
再看那所谓的“乡公所”——三间新修的木屋，两间新修的仓库，再加上一堵两米高的墙围成的甘肃典型的三合院聚落。
“牛县长，”她尽量让语气平和，“这地方就是乡公所吗？”
“前些日子这里地震过，这个院落是重新选址修的，这是很不错的屋子了，当然不比金城的房屋。”
牛虎指了指木屋，“里面已经能住人了，当然也能办公了。物资我让人卸车了，十几袋面粉，几捆粗布，十来把铁锨，五六把斧头，还有口铁锅，二十支枪一千发子弹。跟其他乡镇一个标准。”
他顿了顿，又道：“原驻这儿的人除了老郑他们三个联络员，都撤县里了——现在到处缺人，修路的、挖渠的，哪都离不了管理人员。”
老郑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抱着个掉漆的木匣子走过来，把匣子递给王小锡：“王乡长，这里是户口名册，田地册，经费册，由于这个乡是最近合并的，人口很少县里也不收税。交接文书就是这些了。”
王小锡打开匣子，草草看了一下就“哦”了一声，把名册递给周芸：“你先整理下，我们得先摸清底数，才能开展工作。有点装腔作势。”
等所有工作交接完毕，把所有人安顿好之后。
牛虎已经派人把这里的村民通知过了，因为这个乡镇才有八十多户，四百多人。
老乡们以为政府又来动员搬迁，顺便发物资来了，也没啥排斥的，就全部来。
……
“老乡们，”王小锡清了清嗓子，尽量让声音洪亮些，“我们是省府派来的，是来帮大家建设新乡村的！只要大家能觉醒，能团结，就能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没人应声。刘老汉抬起头，张了张嘴，最后只问了句：“乡长，能给口吃的不？家里的粮，快断了。”
王小锡愣了愣。他准备了一肚子“革命理想”“集体主义”，却没料到人家只关心“吃的”。他指了指卸在地上剩下的几袋面粉：“粮有，会按人头分的。但大家要明白，这不是施舍，是集体对个体的关怀——”
“啥关怀不关怀的，能填肚子就行。”刘老汉打断他，声音哑得像破锣。
分粮时又出了岔子。赵凯非要按“人头和劳动能力”分，说“要体现多劳多得，不能养懒人”。
可他问“谁有劳动能力”，刘老汉指了指自己的瘸腿，又指了指旁边咳得直不起腰的婆娘，“俺们这样的，算不算？”问“家里有几口人”，有个女人哭了，说男人三个月前地震压死了，“算不算数？”赵凯被问得满头汗，拿着面粉袋跟人争“制度”，争到太阳快落山，粥还没煮上。
还是牛虎看不过去，夺过面袋：“一人一碗，先煮了再说！”他让老郑架起铁锅，往锅里倒了面粉，又去山根下挑了水，点着火煮了锅糊糊粥。
粥煮好时，天色已黑。刘老汉他们捧着碗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喝得飞快，有个小娃没拿稳碗，粥洒了一地，“哇”地哭起来，他娘赶紧把自己碗里的往他嘴里倒。
沈玉清和王小锡他们则在土屋里用饼干就着热水吃，周芸看着外面，小声说：“他们怎么这样？一点规矩都没有，也不知道感恩。”
沈玉清没说话。她看着那些捧着空碗还在舔的人，心里有点发堵——这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当他们躺在高低床上反思人生之时，在一户老乡家里，牛虎告知最有威望的几个人让他们不要对这帮人过分为难。
第二天一早，王小锡召集大家开“工作会议”。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笔记本一本正经的在布置工作：“第一步，咱们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周芸同志负责扫盲班，教大家认字，更要教咱们的主张；第二步，组织建设，赵凯同志负责成立委员会，咱们要搞民主选举；第三步，生产规划，等思想统一了，我们就可以组织他们开始自救了。”
……
当王小锡找到刘老汉告诉要求之后，“这个季节开啥荒”刘老汉蹲在地上诧异道，“地快上冻了，开荒最起码得等到开春之后。再说，咱们就这么点人田地早就够了。”
“开荒还得有力气。”刘老汉指了指周围的人，“不是老的就是小的，哪有力气？俺们现在就想知道，明天还有粥喝不？”
王小锡皱了眉：“不能总盯着眼前利益！我们要着眼长远，要为建设新世界而奋斗！”
刘老汉没在搭话话，两人尴尬的杵着。最后不了了之了。
晚上空饭堂。
“你说，”她问身边的王小锡，“我们说的那些，他们真的能听懂吗？”
王小锡没说话。他烦躁的翻着那本《乡村建设》的书，翻来翻去，他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随着所有工作陷入困境，他们也慢慢开始转变了。
沈玉清开始跟着老郑学挑水。她挑不动满桶，就挑半桶，走一段歇一段，肩膀磨红了，手上起了泡，可看着屋里冒起的炊烟，心里反倒比说“革命思想”时踏实。
王小锡则跟着刘老汉去捡柴，听他讲逃荒的路有多难，讲地震时房子塌了怎么扒人，讲没粮时怎么挖野菜——那些话里没有“觉醒”，没有“主义”，却比任何课本都更实在。
晚上交流时，“我以前总觉得，”他声音很低，“只要把思想传下去，就能改变一切。可现在才明白，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听这些？”
沈玉清咬了口红薯，热乎的甜意从喉咙滑到心里。“以前在省城，我们说的是‘革命’‘觉醒’。”她轻声说，“可在这儿，能让他们吃上热粥，能让娃不生病，比啥都管用。”
沈玉清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来时带着的那个“用思想改造乡村”的梦，碎了。碎在祁连山的风里，碎在刘老汉那双浑浊却实在的眼睛里。
可碎了之后，好像有什么更实在的东西在慢慢长出来。
而牛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给省城发报，“目标改造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