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的深圳，春雨淅淅沥沥地打在大学图书馆的玻璃窗上，晕开一层朦胧的水雾。林晚星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摞厚厚的文献资料，指尖在“农村女性教育”的关键词上反复划过——距离毕业论文答辩只剩两个月，她的选题“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终于敲定，而支撑这个选题的，不仅是书架上一本本厚重的学术着作，更是她藏在记忆深处、关于1997年那个夏天离开故乡的成长故事。
“还在对着资料发呆？”江哲端着两杯热咖啡走过来，轻轻把其中一杯放在她手边，杯壁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驱散了些许疲惫。“刚路过教务处，李教授还问起你，说你的开题报告框架很清晰，就是案例部分如果能多融入些个人经历，会让研究更有真实感和说服力。”
林晚星抬起头，眼里带着熬夜查资料的红血丝，却依旧闪着坚定的光：“我也是这么打算的。这个选题本来就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藏在我十六岁那年的行李箱里，藏在电子厂流水线的灯光下。我想把老家那些女孩的故事写进去，也把我自己在流水线和书本间挣扎的日子写进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说清楚农村女性在教育这条路上，到底要跨过多少坎。”
她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滑，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1997年的粤北山村——那时村口的泥土路还没铺水泥，下雨后满是泥泞；稻田里的秧苗刚插下去，泛着嫩黄；而她的人生，原本被父母规划好了方向：读完初中就去市里的电子厂上班，挣钱帮弟弟盖房、攒彩礼。
她想起邻居家的表姐林招娣，比她大五岁，1992年初中毕业时，成绩是全班前三，却被姑父用扁担逼着收拾行李。“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姑父的声音至今还在她耳边回响，“隔壁阿芳去电子厂一年就寄回三千块，你去了也能帮你弟攒钱，这才是正经事！”招娣哭着把课本锁进木箱，临走前偷偷塞给林晚星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上写着：“晚星，要是你能继续读书，一定要读到不能读为止。”
而1997年的夏天，同样的命运落在了林晚星身上。拿到初中毕业证的那天，父亲把一张皱巴巴的电子厂招工简章拍在她面前：“下周跟你招娣姐去市里，她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岗位，管吃管住，一个月能拿两百块。”母亲在一旁叠着她的旧衣服，语气带着无奈：“晚星，听你爸的话，女孩子家不用读那么多书，挣钱帮衬家里才是本分，你弟以后还要娶媳妇呢。”
林晚星看着招工简章上“16岁以上即可报名”的字样，又想起教室里黑板上“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爸，妈，我想读高中，我想考大学，我不想去电子厂……”父亲猛地拍了桌子，茶杯里的水溅了出来：“读什么读！家里哪有钱供你？你弟明年要上初中，学费都还没凑够！你要是不去，就是不孝！”
那一夜，林晚星把藏在床底的高中招生简章反复看了好几遍，上面“学费每学期三百元”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着她的心。天没亮时，她悄悄把招生简章塞进书本，又把攒了三年的压岁钱——总共八十七块五毛钱——塞进贴身的口袋，跟着招娣姐坐上了去市里的大巴。车开的时候，她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村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一辈子待在电子厂，我一定要回去读书。”
这些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林晚星拿出毕业论文的初稿，在“案例分析”部分写下两个字：“亲历”。她知道，这将是她论文最特别的地方——不是冰冷的数据分析，不是空洞的理论阐述，而是1997年电子厂流水线的轰鸣声、深夜在宿舍借着台灯看书的光影，是一个个带着温度、带着疼痛的真实故事。
接下来的日子，林晚星开始系统地梳理自己的经历，将其与学术研究一一对应。她先从文献综述入手，在知网下载了近五年关于农村女性教育的论文，从《中国农村女性教育发展报告》到《性别视角下的农村教育公平研究》，每一篇都仔细研读，还在空白处写下批注。她发现，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政策支持、经济投入等宏观层面，却很少有人关注到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在教育选择中面临的“生存优先”困境——比如家庭经济压力下，女孩必须优先承担“挣钱养家”的责任；比如“进厂务工”成为当时农村女孩的“主流出路”，教育被视为“不切实际的选择”。
“1997年的电子厂招工潮，对农村女性教育是一次冲击。”林晚星在笔记本上写道，“那时村里流传着‘进厂一年盖瓦房，读书三年没指望’的说法，很多父母觉得，让女孩去电子厂挣钱，比让她们读书更‘划算’。我当年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被迫辍学，每天在流水线上贴电阻，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手指被烙铁烫得全是疤，却连一本课外书都不敢买——因为父亲会催着我寄钱回家，说‘读书没用，挣钱才是正经事’。”她把自己在电子厂的工作日记、寄钱的汇款单存根都找了出来，作为论文的实物佐证，还特意标注了1997年电子厂的工资水平、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情况，让文字更具时代感和说服力。
为了让研究更全面，林晚星决定回老家一趟，采访1990年代末和她有相似经历的女性，收集更多一手案例。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她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再转两小时的大巴，终于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村庄。
村口的泥土路早已铺成水泥道，当年的电子厂招工广告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振兴·教育先行”的标语。树下坐着几位晒太阳的老人，看到林晚星，纷纷围了过来：“晚星回来啦！听说你在深圳当老师，还读了大学，真有出息！”“你可是咱们村第一个从电子厂走出来读大学的女孩，当年你爸还说你‘不听话’，现在提起你，嘴都合不拢呢！”
林晚星笑着和老人们聊天，心里却有些酸涩——她知道，自己的“出息”背后，是无数个在电子厂宿舍偷偷看书的深夜，是1998年偷偷报名成人高考时的忐忑，而更多像招娣姐一样的女孩，早已被流水线的岁月磨平了梦想。她找到当年和她一起进电子厂的王丽，王丽在电子厂干了十年，后来嫁给了同厂的工人，现在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坐在王丽家的小卖部里，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零食，王丽叹了口气：“1997年我跟你一起进厂的时候，才十五岁，每天贴电容贴到手指发麻，晚上躺在宿舍里，就想‘要是能继续读书就好了’。可我妈总说‘女孩子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经事’，后来我怀了孩子，就彻底放弃了读书的念头。现在我姑娘上初中了，我天天跟她说‘别像妈妈一样，一定要考去市里读高中’。”
林晚星把王丽的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又问起招娣姐的情况。王丽说：“招娣在电子厂干到2005年，后来回老家嫁了人，现在在县城开了个服装店。去年同学聚会，她还说呢，当年要是能继续读书，说不定也能像你一样当老师。她现在把女儿送到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每年花好几万，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女儿读好书。”
那天下午，林晚星还采访了村里的老支书。老支书回忆起1997年的情况，无奈地说：“那时候村里穷，很多家庭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大多会让女孩辍学。电子厂来招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想让女孩去，觉得能挣钱补贴家用。晚星啊，你当年偷偷从电子厂跑回去读书，村里好多人都不理解，说你‘傻’，现在看来，是你走对了路。”
回到深圳后，林晚星把收集到的案例和自己1997年的经历整理成文字，融入到毕业论文里。她在论文中写道：“1990年代末的农村女性教育困境，是经济贫困、传统观念、社会潮流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当‘进厂务工’成为农村女孩的‘生存选择’，教育便成了奢侈品。但从自身经历和采访案例中可以看出，困境并非不可突破——个体对教育的渴望、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后来社会对农村女性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都能成为突围的力量。”
在撰写“突围路径”部分时，林晚星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一是挖掘1990年代末以来农村女性教育的“个体抗争案例”，用真实故事打破“农村女孩只能进厂务工”的刻板印象；二是建立农村女性教育“代际帮扶”机制，让像她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女性，回到家乡分享经历，激励更多女孩坚持读书；三是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价值普及”，让父母明白，女孩接受教育不仅能改变个人命运，也能为家庭和社会创造长远价值。她还在论文里提到了自己的打算：“毕业后，我想利用假期组织‘电子厂女工成长分享会’，邀请有过辍学务工经历、后来重新读书的女性，给农村女孩讲自己的故事，帮她们树立‘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
论文撰写的过程并不顺利，有好几次，林晚星因为回忆起1997年电子厂的辛苦日子而写不下去——她想起自己第一次用烙铁烫伤手指时的疼痛，想起深夜在宿舍偷偷背单词被工头训斥“不务正业”时的委屈，眼泪掉在键盘上，晕开了文字。每当这时，江哲都会默默陪在她身边，给她泡一杯热牛奶，帮她整理1997年的旧照片和工作日记，或者只是安静地坐着，等她平复情绪。“别着急，慢慢写。”江哲总会说，“你的故事里藏着很多农村女孩的影子，写出来，就能让更多人看到她们的挣扎和渴望，这很有意义。”
5月底，毕业论文初稿终于完成。林晚星把初稿交给李教授，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几天后，李教授把她叫到办公室，手里拿着她的论文，眼里满是赞许：“晚星，你的论文写得非常好！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1997年那个时代特有的案例支撑，尤其是结合你在电子厂的经历，特别有感染力。很多研究农村女性教育的论文都缺乏时代细节，而你的论文里，流水线的工作场景、汇款单的金额、当时的社会观念，都让研究变得鲜活起来，这很难得。”
得到李教授的认可，林晚星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接下来的日子，她根据李教授的建议，反复修改论文，补充1997年农村教育支出与电子厂工资水平的对比数据，调整语言表述，把论文打磨得更加完善。江哲也帮她一起检查，指出其中的逻辑漏洞、错别字，甚至帮她设计了“1997-2023年农村女性教育机会变化”的折线图，让研究更直观。
6月中旬，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到了。站在答辩席上，看着台下的评委老师，林晚星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自己的研究：“我的选题‘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源于我1997年的一段经历——那年我十六岁，被迫辍学去市里的电子厂上班，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四个小时，却始终没放弃读书的念头。后来我通过成人高考考上大学，又考上教师资格证，成为一名老师。所以我想通过这个研究，让更多人关注1990年代末以来农村女性的教育困境，也为那些还在迷茫中的农村女孩，提供一些突围的思路……”
在讲述案例部分时，林晚星提到了1997年电子厂的流水线、招娣姐的木箱、王丽的小卖部，也提到了自己当年在宿舍偷偷看书的日子。台下的评委老师都听得很认真，有几位老师还拿出笔记本记录。答辩结束后，评委主席笑着说：“你的论文很有价值，不仅有学术深度，还有浓厚的时代感和人文关怀。从你1997年的经历里，我们看到了农村女性教育的艰难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普通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力量。”
最终，林晚星的毕业论文获得了“优秀”的成绩。拿到答辩结果那天，她第一时间给王丽打了电话，也给招娣姐发了消息，告诉她们自己的论文写了1997年的故事，还获得了优秀。王丽在电话里笑着说：“太好了！咱们当年在电子厂受的苦，终于有人知道了！以后肯定会有更多女孩不用走咱们的老路！”招娣姐也回复她：“晚星，谢谢你还记得1997年的我。你的论文，就像给那些还在迷茫的农村女孩点亮了一盏灯，告诉她们，就算走了弯路，也能重新回到读书的路上。”
晚上，林晚星和江哲一起去吃火锅，庆祝论文答辩成功。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林晚星看着窗外的灯火，心里满是感慨。她想起1997年那个提着行李箱离开家的女孩，想起在电子厂宿舍偷偷背单词的自己，想起撰写毕业论文时的挣扎，而现在，她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能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更多人。
“以后，我还要写更多关于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教育的文章，做更多相关的研究。”林晚星看着江哲，眼里满是坚定，“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农村女孩对教育的渴望，从来没有因为进厂务工的潮流而消失；也想让更多农村女孩知道，就算像我一样在1997年走了弯路，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江哲笑着点头，给她夹了一筷子她爱吃的毛肚：“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回到家后，林晚星把毕业论文打印出来，小心翼翼地放进文件夹里，旁边还放着1997年的电子厂工作证和高中招生简章。她看着封面上的题目“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又想起了1997年那个夏天，招娣姐塞给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知道，这篇论文不仅是她大学四年的总结，更是对1997年那个迷茫女孩的回应——未来的日子里，她会带着这份对农村女性教育的关注和热爱，在教师的岗位上继续努力，用自己的力量，为更多女孩点亮希望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