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少在这一刻，在这充满血腥气的春风里，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改变。
自开封城西校场那场震撼人心的整肃之后，孙传庭又马不停蹄，在亲卫的扈从下，连续数日奔波于开封境内其他几个新军校场。
每到一处，皆是重复相似的流程：先以严峻神色震慑全场，再以坦诚甚至略带自责的语气言明过往弊政与朝廷革新之决心，最后便是毫不留情地将早已查实、民愤极大的贪墨军官当众明正典刑，继而以铁腕保证后续饷银足额、当面发放。
雷霆手段之下，各地新兵营的风气为之一变，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所有积弊，但至少表面上，克扣军饷之风被狠狠刹住，士卒们拿到了实实在在的银钱，对孙传庭的敬畏与那一丝被艰难唤起的信任，也如同春草般，在染血的土地上悄然萌发。
当最后一处校场的饷银发放完毕，孙传庭终于可以稍作喘息，将目光投向这处最早在陕西征募、训练时间最长、也最为精锐的那一批新军。
这第一批陕西新军同样是二万人，但见营垒严整，号令分明，士卒操演时进退有据，阵列森严，虽尚不能与百战边军或大夏精锐相比，但精气神已远非往日糜烂的卫所兵可比。
看着这些由自己一手催生、灌注了无数心血与期望的种子终于破土成苗，孙传庭沉郁多日的心头，总算掠过一丝难得的慰藉。
他知道仅仅依靠严明的军纪和相对可靠的粮饷，只能打造出一支能用的军队，若要使之成为真正敢战、死战的钢铁脊梁，成为挽救大明的可靠保障，还必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那便是新政中最为核心，也最为艰难的田地承诺。
士卒们拼死作战，除了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怀，最根本的动力，便是为自己、为家人搏一个安稳的将来，一份可以传诸子孙的恒产，大夏之所以兵锋锐利，根源正在于此。
然而，打造一支强军，除了士卒的效死之心，合理的编制与得力的将帅同样至关重要。
孙传庭对此早有全盘规划，他深知大夏军制之优，其最高作战单位镇，兵力充实，均在两万五千人左右，各兵种比例相对均衡，指挥层级简洁，既能独立遂行较大规模战役，亦可灵活拆分应对局部战事。
面对这样的对手，若沿用大明那分散、孱弱且指挥不灵的旧体系营兵制，无异于以卵击石。
最初，孙传庭雄心勃勃，意图建立比大夏更为庞大雄厚的野战兵团，他精心拟定了奏章，提出新军以镇为最高常设编制，每镇辖步卒、火器、辎重各营，总兵力高达三万九千人，若加上总兵直属的亲卫、哨探等部队，一镇之兵可近四万。
在他看来，唯有如此厚实的兵力，才能在野战中与大夏镇级部队正面抗衡乃至形成优势，无论是大规模决战还是区域争夺，都更显从容。
奏章快马送至京师，孙传庭满怀期待，然而，来自紫禁城的回复，却如一盆冰水，浇熄了他炽热的构想。
崇祯皇帝的朱批，简洁而冰冷，透着不容置疑的否决之意，理由并非孙传庭预想中的粮饷难筹或操练不易，而是更为深刻、也更为敏感的猜忌——兵权。
在崇祯，乃至整个大明朝廷文官体系的思维深处，武将拥兵自重始终是一道挥之不去的梦魇。
北宋亡于藩镇割据的前车之鉴虽远，本朝开国之初对武将的防范与压制却已浸入骨髓。
一个总兵，统辖四万精锐新军？这超出了朝廷心理安全的底线，除去九边重镇总兵的特殊情况，内地总兵能直接掌握的战兵规模甚至低于一万，有的甚至也远不及此数，且受层层文官、监军、巡抚的层层制约。
崇祯在深宫中，看到的不是四万对抗伪夏的锐士，而是一个可能尾大不掉、甚至倒戈相向的潜在巨患。
奏章中总兵直属字样，尤为刺眼。届时，这些士卒是听总兵的，还是听朝廷的？孙传庭忠心可嘉，但他之后呢？谁能保证继任者不起异心？
朝廷赋税艰难，好不容易练出的新军，若成了某个将领的私兵，岂非酿成新的藩镇之祸？届时悔之晚矣！
因此，崇祯几乎未加太多犹豫，便驳回了孙传庭的提议，并严令新军编制当循旧制，不可僭越，以免尾大不掉，有违祖制。
天威难测，圣意已决，孙传庭纵有万千不甘与遗憾，也只能叩首领旨，将那份宏大的编制蓝图深深收起。
退而求其次，孙传庭只能在大明现有武官体系和兵力规模的框架内进行优化，最终定下的新军编制，以镇为最高单位，但兵力大大缩水，每镇额定一万五千人，下辖若干营，虽比旧式营兵制更为进步，但与大夏的两万五千人镇相比，兵力劣势明显。
编制既定，接下来的关键，便是总兵人选，按照惯例，总兵这等高级武职的任命，需由皇帝钦定，吏部、兵部协理，程序严谨。
或许是为了安抚孙传庭编制计划被否的不满，或许是对其练兵的初步成果表示认可，崇祯在驳回扩编奏章的同时，却出人意料地将新军第一镇总兵的任命权，下放给了孙传庭，“着该督择选忠勇勤勉之将，奏报任用”。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既是信任，也是考验，孙传庭明白，这第一镇总兵的人选，必须慎之又慎，既要能打仗，更要绝对忠诚，还需能服众，几乎关系到新军未来的走向与信誉。
他心中早已有了第一人选——正在河南前线统筹对夏战事的左光先。左光先知大局，且与自己理念相近，由他出任第一镇总兵，既能彰显新军忠君体国的特色，也能保证这支核心力量牢牢掌握在朝廷的手里。
然而，左光先身负前线重任，短期内无法分身，新军编练却刻不容缓，各营需要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