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军所谓的“敲山震虎”，并非直接接触王老五和张富贵，而是采取了一种更迂回的方式。
他派出一组生面孔的侦查员，穿着便服，以“县民政局低收入家庭普查”和“医保档案信息补录”的名义，分别前往柳镇和城西，对王老五和张富贵进行上门“走访”。
这种名义的走访很常见，不容易引起警惕。侦查员的任务是近距离观察两人的居住环境、精神状态，并借机问一些看似常规、实则暗藏机锋的问题。
前往柳镇王老五家的侦查员反馈：王老五居住环境简陋，对“普查”显得有些不耐烦，但并未过多怀疑。当侦查员按照计划，看似无意地问起：“王师傅，看您档案记录早年也在外面跑过？比如九八年、九九年那会儿，有没有去外地务工或者做生意的经历？我们这边系统好像有点模糊记录，需要核对一下。” 王老五的脸色瞬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随即很不耐烦地挥手否认：“没有没有！我那几年都在家里蹲着，哪儿也没去！你们搞错了！” 语气粗暴，并试图尽快结束谈话。
前往城西张富贵家的侦查员则遇到了点“意外收获”。张富贵同样生活潦倒，对“医保信息补录”倒是挺关心，问了不少报销的问题。侦查员同样问起了“九八、九九年是否有外出经历”进行核对。张富贵显得比王老五更慌乱，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好像…好像出去打过几天短工吧…太久了，记不清了。” 随后，他像是为了转移话题，主动抱怨起来：“唉，提起那几年就倒霉！啥也没干成！还…还差点惹上麻烦！还是现在好，虽然没钱，但安稳！”
“差点惹上麻烦？”侦查员立刻捕捉到这句话，顺势追问：“张师傅，您指的是？”
张富贵似乎意识到说漏了嘴，连忙摆手：“没啥没啥！都是陈年烂谷子的事了，不提了不提了！你们信息核对完了吧？我还有点事…”
这两份反馈传到专案组，让孙建军和陆野更加确信，王老五和张富贵心里绝对有鬼！特别是张富贵那句“差点惹上麻烦”，几乎像是在暗示什么。
“看来，张富贵的心理防线可能比王老五更薄弱一些。”陆野分析道，“或许，我们可以从他这里寻找突破口。”
就在孙建军考虑是否对张富贵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另一个负责回溯历史的小组，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这个小组一直没有放弃对那笔巨款去向的调查。他们换了一个思路：既然直接查王老五等人查不到，那能不能从被抢劫的粮站本身，或者那笔钱的流转环节去找找线索？虽然希望渺茫，但他们还是重新翻出了当年粮站的账本记录（复印件），以及银行当时的收款记录。
一位心细如发的女刑警，在反复核对银行流水时，发现了一个极其细微的疑点：案发后第二天，也就是1998年7月13日，城关镇粮站在另一家银行网点（非被抢的那家合作银行），有一个账户存入了整整三万元现金。存款人署名是“刘卫东”，经查是当时粮站的一名普通职工。
这笔存款本身问题不大，可能是粮站的其他资金。但关键是时间点太巧合了！前一天晚上刚被抢了四万八，第二天就有职工来存三万？而且，这名职工刘卫东的家庭条件普通，当时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三万巨款？
“立刻查这个刘卫东！”孙建军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新线索，“查他98年之后的经济状况，查他现在人在哪里！”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刘卫东在2000年就办理了停薪留职，离开了粮站，据说下海做生意去了。一开始似乎赚了些钱，但在2005年左右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之后便销声匿迹，无人知道其下落。他的家人也早已搬离了清河县。
一个粮站普通职工，在案发后不久突然能存入巨款，后又下海经商，最终却落魄失败…这条线索，瞬间将案件的复杂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难道当年的抢劫案，并非简单的外部人员作案，而是有内部职工勾结？！刘卫东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那三万元存款，和被抢的四万八千元有没有关系？是分赃？还是其他什么交易？
王老五、张富贵等人的长期贫困，李彪的潦倒离世，内部职工刘卫东的异常存款和最终失踪…这些支离破碎的线索，仿佛逐渐拼凑出一个隐藏在二十多年时光尘埃下的、更加阴暗和复杂的真相轮廓。
“查！给我狠狠地查这个刘卫东！”孙建军激动地下达命令，“动用一切手段，就算他钻到地底下，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
案件调查，在经历了短暂的僵局后，因为一个意外发现的细节，再次峰回路转，驶向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所有的目光，暂时从王老五和张富贵身上，转移到了这个神秘失踪的内部职工刘卫东身上。
陆野看着白板上新添加的“刘卫东”的名字，以及那笔三万块的存款记录，陷入沉思。系统最初锁定了王老五和张富贵，而现在调查却牵扯出了内部人员。这说明，当年的真相，恐怕远比卷宗上记载的“三名蒙面男子入室抢劫”要复杂得多。这背后，很可能是一场里应外合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