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海峡，这片连接着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狭长水道，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贸易的生命线，也是海盗与走私者的天堂。
此刻，它正变成一张由钢铁与蒸汽编织的、正在缓缓收紧的巨网。
荷兰皇家海军“班达号”的舰桥。
德弗里斯舰长用单筒望远镜，审视着远处苏门答腊岛那模糊而单调的海岸线。
德弗里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大半生都在东印度群岛这片炎热而潮湿的水域度过。他深知这片海域的复杂与凶险。
要在这里执行一道看似简单的命令——“对苏门答腊海岸实施海上封锁，切断叛乱地区的补给”。
其难度不亚于用一张渔网去捕捉水中的游虫。
苏门答腊的东海岸线漫长而曲折，遍布着无数个可以藏匿船只的河口、港湾和树林沼泽。
传统的马来渔船吃水浅，机动灵活，可以轻易地在这些迷宫般的水道中穿行，躲避他的巡航舰。
而那些往来于新加坡、槟城和棉兰之间的英国商船，更是他不敢轻易触碰的麻烦。
根据1824年的《英荷条约》，英国在苏门答腊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任何对英国商船的拦截和搜查，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外交争端。
“舰长，”大副走了过来，递上一杯热咖啡，“前方三海里处发现一艘悬挂英国旗帜的蒸汽货轮，航向是槟城。是否需要依令拦截检查？”
德弗里斯放下望远镜，揉了揉因彻夜未眠而布满血丝的眼睛。
“发信号，令其停船。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执行反海盗和打击走私巡逻任务，需要进行例行检查。”
“反海盗和打击走私”，这是巴达维亚总督府为这次封锁行动精心挑选的合法外衣。
利用打击海盗这一国际公认的责任，来掩盖其军事封锁的真实意图，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可以规避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办法。
然而，当“班达号”靠近那艘英国的货轮时，对方的船长，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苏格兰人，站在船舷边，毫不客气地用扩音喇叭吼道：“这里是公海！我们悬挂的是大英帝国的旗帜！根据国际法，你们无权登船检查！请立刻让开航道，否则我们将向新加坡的海军基地报告你们的海盗行径！”
德弗里斯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他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在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面前，他的这艘舰不过是个笑话。
最终，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维多利亚女王号”喷着黑烟，扬长而去。
他甚至无法确定，那艘船的货舱里，装的是合法的棉布，还是足以武装一个团的步枪。
这次封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令人沮丧的、漏洞百出的行动。
德弗里斯的舰队，由几艘像“班达号”这样的老式蒸汽巡航舰和炮舰组成，它们是荷兰海军在东印度群岛的主力，设计用来进行舰队决战或炮击海岸要塞，但用来对付那些神出鬼没的小型走私船，却显得笨拙而无效。
真正的“清剿”，更多地落在了另一支海军力量的肩上——“政府海军”。
这是一支独立于皇家海军之外的、由殖民地政府直接管辖的准军事海上力量。
它的船只，多是一些小型的、吃水浅的蒸汽炮艇和改装过的巡逻船，比如“阿伦德号”和“瓦尔克号”。
船上的军官多是荷兰人，但水手却大量招募了本地的爪哇人和马来人。
他们更熟悉本地的水文和航道，也更擅长与本地人打交道。
在勿老湾港，一艘小型的政府海军的炮艇甲板上，
年轻的荷兰少尉范霍恩对着一张海图，与他的爪哇籍大副讨论着今晚的巡逻路线。
“少尉先生，”大副指着地图上一片复杂的河口三角洲，“根据线报，今晚会有一批货从槟城过来，接头的地点就在这片树林里。
我们的船太大，进不去。只能派小艇摸进去。”
范霍恩点了点头。他虽然看不起这些皮肤黝黑的土着，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捉拿走私犯这件事上，他们比自己更有办法。
入夜，两艘由爪哇水手划桨的武装小艇，像是黑夜里的鳄鱼，悄无声息地滑入了那片迷宫般的树林。
到处都是腐烂植物的气味，四周是各种夜行动物的鸣叫。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沉默划行，他们终于在一个隐蔽的河湾里，发现了接头的船只。
那是一艘中式的帆船，船上的人正在将一个个狭长的木箱，搬运到几艘等候在那里的马来小船上。
“动手！”范霍恩低声下令。
一声枪响。
爪哇水手们发出一阵呐喊，拼命划着船开始登陆，朝着走私的团伙冲了过来！
正在卸货的走私贩们显然没料到会有埋伏，顿时乱作一团。
一阵厮杀和枪响之后，大部分人便跳水逃生，消失在黑暗的河水里。
范霍恩带人冲上帆船，撬开一个木箱，里面装的不是鸦片，也不是香料，而是一支支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崭新的温彻斯特连珠枪。
可惜，这样的成功，他只抓到了一次。
马六甲海峡的走私贸易，早已形成一个成熟而高效的网络。
其背后的利润，高到足以让无数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正如亚齐战争期间，槟城和新加坡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向亚齐人走私军火一样，德利的叛乱，也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利润更为丰厚的市场。
荷兰人的海上封锁，非但没能切断叛乱者的补给，反而因为增加了风险，推高了军火的价格，让这条血腥的贸易链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走私贩子在高额的运输价格面前更加疯狂，甚至已经杀掉了不少船队的爪哇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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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门答腊的战火逐渐升温的时候，
爪哇岛，这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心脏与粮仓，却呈现出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远离前线的硝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绥靖”之后，荷兰人的统治已经根深蒂固，如同百年老树的根系，牢牢地抓住了这片肥沃的土地。
德利的叛乱，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悄然抵达了这里。
巴达维亚的殖民地政府，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来自荷兰本土的压力之后，终于意识到，他们再不和军方争权，等战事平定，他们都将彻底算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总督带着几个心腹官员立刻上书，军事上的胜利或许可以暂时扑灭反抗的火焰，但要实现长治久安，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仅靠血腥镇压是远远不够的。
殖民地需要一种更精细，更深入的统治工具，避免暴乱再次发生。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场以提升行政效率、完善税收体系为名，规模空前的人口普查与土地丈量工作，在爪哇这个控制最稳固的地区，被悄然启动了。
年轻的荷兰官僚威廉·马斯，被任命为这项工作的首批执行官之一。
他毕业于莱顿大学，深受欧洲流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坚信只有数字与理性才是构建完美社会秩序的基石。
他将这次任务，视为自己将“文明之光”带入这片蒙昧土地的神圣使命。
他和他带领的团队，由荷兰测绘师、爪哇本地的低级文员和一群经过简单培训的本地调查员组成，抵达了万丹地区的一个村庄。
工作从绘制地图开始。
测绘师们用仪器测量着稻田的边界，灌溉水渠的走向。
将这个在当地人眼中熟悉的村庄，变成了一系列由线条、数字和符号构成的几何图形。
紧接着，是人口登记。
马斯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表格，要求记录下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信息：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甚至连家中饲养的水牛数量、拥有的农具种类，都必须一一登记在册。
这项工作遭到了村民们无声却又无处不在的抵制。
当调查员走进村庄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双双警惕而又麻木的眼睛。
村民们或者谎报年龄，或者隐瞒家中的新生儿，或者干脆躲进山里，避而不见。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已习惯了与官府的盘剥与索取周旋。
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官府的每一次“关心”，都意味着新一轮的税收或徭役。
“先生，”一位年长的爪哇村长，恭敬地对马斯说道，“神明庇佑，我们村今年风调雨顺，但人口……唉，前几年的瘟疫，死了不少人，实在是丁口凋零啊。”
马斯看着村长那张布满皱纹、看似憨厚的脸，心中冷笑。
往常这些统计数据通常是通过地方的低级文员和村长大致估算的，里面水分很大。
但马斯也没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一个学者，上司也没给他带兵的权利，在吃了几次苦头之后，他的态度强硬了不少，甚至赖着不走，到处问话，总算获得了比之前相对清楚些的数据。
马斯将收集来的数据，汇总成一本本厚厚的账簿。
在这些由数字和表格构成的世界里，他能大致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力结构、财富分布、人口增长趋势。
能简单计算出，这片土地能够榨取出多少税收，能够征召多少劳役。
“知识，就是权力。”
他在写给巴达维亚上司的报告中写道，
“只有我们用数字，将这个模糊的、由风俗和宗族和宗教统治的社会，客观地量化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彻底地统治它。
每一次人口登记，每一次土地丈量，都是在巩固帝国的统治。”
他想做的，远不止于此。
他还开始着手提议，对现有的种族分类管理进行强化。
目前的殖民地，欧洲人享有最高法律地位。
其次是“外来东方人”，主要指的是做生意的华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们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规定。
最后是“土着” ，印尼本地居民，还有种植园的劳工，处于最低等级。
他想对不同等级的种族分别制定法律和管理体系，例如欧洲人适用荷兰本土的法律，外来东方人在商业和财产方面，必须遵守荷兰的商法。
在家庭、婚姻和继承等事务上，允许他们沿用自己的习惯法，爱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是大清律例，还是自家宗族的规则，请随意。
本地居民和劳工，必须出台一个严苛的，强制管理的单独法律！
这项工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战略意图。
德利的叛乱，暴露了殖民政府对华人社群内部情况的惊人无知。
他们不知道那些苦力从何而来，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何种联系，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严密的监视下组织起来的。
而这场在爪哇进行的清查，正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今天，他们用这套来管理爪哇人。
明天，当苏门答腊的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就会将这套更严酷的枷锁，套在每一个幸存的华人脖子上。
暴力可以摧毁反抗者的肉体，但只有这无孔不入的掠夺体系，才能真正地囚禁他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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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的烟草田，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变成了一片荒芜。
那些曾经被精心照料、价值连城的烟草植株，如今或被烧成焦炭，或在无人打理的田地里腐烂，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
德利公司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仓库被毁，设备被砸，但最致命的，是劳动力的彻底真空。
那些曾经像牲口一样被驱使的华工，如今或死于战乱，或逃入丛林加入了叛军，或被荷兰人自己关进了华人区的囚笼。
没有了这双创造财富的手，德利公司，这个曾经的利润巨兽，就成了一具空壳。
在阿姆斯特丹股东们的疯狂施压下，一个迫切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寻找新的、更“温顺”的劳动力，来取代那些“开始学会反叛”的华人。
目光，最终还是投向了爪哇。
雅各布·德容，德利公司一位精明强干的地区代理，被赋予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带着一箱子荷兰盾和几名助手，从满目疮痍的棉兰，登上了前往爪哇的轮船。
他的使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司招募到至少五千名愿意前往苏门答腊的爪哇苦力。
见鬼了，这怎么可能？
德容的招工之旅，从爪哇中部的乡村开始。
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贫瘠，许多农民在殖民政府的强迫种植制度下挣扎求生，生活极度贫困。
德容来这之前还以为，这里应该是招募廉价劳动力的理想之地。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
“去苏门答腊？不，不，先生。”
村长，一边恭敬地接过德容递上的雪茄，一边连连摆手，
“那里的林子里有老虎，有瘴气，还有吃人的巴塔克。我们爪哇人，离了家乡的稻田，活不成的。”
德容很快意识到，
尽管爪哇的人口在快速增长，但大多数爪哇农民对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抵触。
他们宁愿在熟悉的贫困中挣扎，也不愿去一个充满未知危险的陌生岛屿。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荷兰人充满了不信任。
德容那些关于“丰厚薪水”和“美好生活”的承诺，在他们听来，不过是又一个骗他们去送死的谎言。
德容的招工队在乡间处处碰壁。
他派出去的本地招募代理人，常常被村民们用石头和锄头赶出村子。
“他们认为我们是人贩子。”
一位鼻青脸肿的代理人向德容抱怨道。
就在德容一筹莫展之际，殖民政府在年底强制颁布了的一项新法令，《苦力条例》。
这项法令，脱胎于香港华人总会提出的契约劳工制度，它规定，公司可以与劳工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期间，公司必须提供食宿和基本医疗。
但同时，法令也赋予了雇主巨大的权力，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惩罚条款。
根据这一条款，任何劳工在合同期内如果试图逃跑、怠工或“不服管教”，雇主有权对其进行惩罚，包括罚款、鞭打，甚至送交殖民法庭判处监禁和强制劳动。
这等于用官方法律的形式，将契约劳工的地位，从自由人，降格为一种介于奴隶与囚犯之间的存在。
尽管，之前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奴隶，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条文和法律支持种植园主随意惩戒。
德容不知道为什么殖民政府如此强硬，但他立刻意识到，这项法令颁布之后，他不可能再招募到任何一个自由民。
他不再试图用虚无缥缈的承诺去说服那些农民，而是将目标转向了那些更边缘、更走投无路的人群——签了一屁股债的、犯了罪正在逃亡的，流浪汉，或者那些因触犯了殖民地法律而被关押的。
他与各地的殖民政府官员和地方法官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议。
他用钱“买断”那些犯人的刑期，然后给他们两个选择：或者在条件恶劣的监狱里继续服刑，或者签订一份前往苏门答腊的“劳动合同”，用三年的“工作”来换取自由。
对于那些食不果腹的流浪汉和被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的农民，他的方法更为直接。
他先是以“预支薪水”的名义，借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签下借据。
当他们无力偿还时，他便拿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劳动合同。
“要么还钱，要么去苏门答腊。”
这套组合拳，很快就见效了。
在饥饿和牢狱的双重威胁下，越来越多的爪哇人，被迫在德容的合同上按下了手印。
第一批五百名“自愿”的爪哇劳工，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下，被押上了开往勿老湾港的轮船。
他们和几十年前被运往此地的华人猪仔一样，前途未卜，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至于这些天性不安分的“蠢货”和“坏蛋”到了岛上会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
天见可怜，我能找到人就不错了好吗？
管他们是不是去闹事还是去送死？
作为种植园主挑选的招工代理人，他太清楚这些贪婪无度的荷兰人的真面目了。
没有官方法律支持的时候，他们就不把华人劳工当人看，现在有了官方背书，这还得了？
去工作不假，但是赌钱不？抽鸦片不？喝酒不？想女人不？
随便诱惑一下，让你把钱在种植园的商店里花个干净，工作三年倒欠三年。
再者说，烟草、橡胶和油棕种植园出了名工作量大，能干三年算你命大。
他看着那些心情忐忑，陆续登船的爪哇人，心里满是不屑。
拥抱地狱吧！
你们这些新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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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亚齐的泥潭中抽调出足以镇压德利叛乱的精锐部队，
范德海金将军必须确保苏门答腊其他地区不会在他背后起火。
在下令修建防线后，一场短暂而血腥的军事行动，在德利叛乱爆发后的第三个月，如同山火般席卷了苏门答腊中北部的巴塔克高地。
这片由山脉、湖泊和峡谷构成的崎岖土地，是骁勇善战的巴塔克人的家园。
他们长期游离于荷兰殖民统治的边缘，对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抱有极大的敌意。
近来，在一位极具号召力的祭司王的领导下，几个主要的部落更是蠢蠢欲动，时常袭击荷兰人的商队和传教士据点。
范德海金决心用一场闪电般的、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敲断他们的脊梁，以儆效尤，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德利战役“清场”。
无数个由荷属东印度陆军军官率领的连队开始集结，准备远征，
他们大多毕业于荷兰的布雷达皇家军事学院，怀揣着为帝国建功立业的梦想来到东印度群岛。
这些连队，是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士兵组成。
连队的核心，是几十名欧洲士兵，大多是荷兰人，也有德国和比利时的雇佣兵。
他们是军官和士官的骨干，负责下令、行军或者操作连队里的小型山炮。
他们拿着最高的薪水，享受着最好的待遇，却也最不适应这里的气候，痢疾和热病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连队的主体，是八十到一百名爪哇籍士兵。他们身材瘦小，皮肤黝黑，沉默寡言。
在欧洲军官眼中，他们是天生的农民，温顺、能吃苦，但缺乏主动性和战斗精神。
他们之所以参军，大多是因为家乡的贫困，是为了那份能养活家人的军饷。荷兰人对他们这些穆斯林士兵，始终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他们十分懒惰且性格难以捉摸，完全理解不了，就当个兵骡子使明，只比炮灰好一点。
而连队真正的刀锋，则是几十名安汶士兵，他们大多来自摩鹿加群岛，是殖民军中着名的武士种族。
他们几乎都是基督徒，对荷兰王室怀有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忠诚。
他们身材高大，作战勇猛，尤其擅长丛林战和白刃格斗。
荷兰人给予他们远超其他土着士兵的优厚待遇——更高的薪水、额外的奖金，甚至连他们的军靴都是特制的。
在陆军内部，他们是特权阶层，也因此与其他族群的士兵格格不入，时常发生冲突。
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这场远征即将和另一个完全不同体系的军官和士兵进行多么血腥的碰撞。
大战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