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站在一处缓坡上，脚下的野草被血浸透，变成了深褐色。
他俯瞰着这片刚刚结束了屠杀的战场，古巴独立军的战士们，那些被称作“曼比”的衣衫褴褛的勇士，正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从西班牙殖民军的尸体上收集着武器和弹药。
这是一场艰难的胜利。
独立军以不足两千人的兵力，经过数日血战，硬生生击溃了装备精良、人数近三千的西班牙远征军，甚至阵斩了其指挥官阿米尼安准将。
胜利的消息传出去，整个古巴东部的革命根据地都将为之沸腾。
然而，陈九的脸上没有丝毫喜悦，
阿吉看见他开完紧急会议走过来，高兴地从坡下跑了下来迎他，
他年轻的脸上还沾着血污和硝烟，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兴奋与狂热，
“九爷你看到了吗？那些西班牙正规军，也不过如此！”
“那些美国佬最多也就这样了！”
陈九淡淡地问道：“阿吉，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胜利！”
阿吉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看到西班牙人被打得屁滚尿流！我看到古巴人能赢，我们……我们也能！”
陈九摇了摇头，看着阿吉，
“这是一场用勇气换来的胜利，但也是一场用光了血本的胜利。戈麦斯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把他这几年积攒下来的所有家底，都押在了这张赌桌上。他赢了这一把，可下一把呢？再下一把呢？”
“西班牙人输了一个准将，损失了两三千人。但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拔掉了一颗牙。他们很快就能从本土，从其他殖民地，调来更多的军队，运来更多的大炮和步枪。而这些古巴人呢？”
“今天流干了血，明天拿什么来打？靠那些连枪都没有，只会挥舞砍刀的农民吗？”
阿吉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这场胜利的代价太大了，大到让人无法真正地去庆祝。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陈九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沾满尘土的肩膀，
“阿吉，你要记住，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输赢。你告诉我，戈麦斯将军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为了……为了向西边进军，把战火烧到那些富裕的产糖区去！”
阿吉回答，这是他从独立军的军官那里听来的。
“说得对。戈麦斯是个真正的军人，他很清楚，这场战争的核心，是经济。”
陈九点了点头，
“古巴是西班牙的钱袋子，而这个钱袋子的钱，都来自西部的那些大型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厂。只要能摧毁那里的经济，西班牙人就撑不下去，或者就觉得没必要打下去。所以，他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撕开通往西部的口子。可是，然后呢？”
“关于古巴的问题咱们也聊过很多了，你也亲眼见到了很多。”
“独立军革命议会里的那些大人物，自己就在西部拥有大片种植园的克里奥尔地主，会眼睁睁地看着戈麦斯去烧他们的家产吗？”
“我常常要求你关注古巴的这场战争，咱们所有人在从这场战争上汲取经验。”
“独立战争能打这么多年，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在反对西班牙政府，这些本地的大地主大商人，为什么要支持独立？因为他们要钱没钱，要权没权。
西班牙殖民政府对古巴实行严格的贸易管制和高额的税收政策。种植园主们希望能够与美国等其他国家自由贸易，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西班牙的垄断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现在的古巴，所有非西班牙贵族的本地地主，就只能把东西贱卖给这些贵族，然后他们赚大钱，本地人挣小钱。
其外，这些人，他们在殖民政府中几乎没有政治发言权，重要的职位都被西班牙本土人占据。他们渴望获得政治自主权，建立一个由古巴人自己管理的政府。
被奴役的古巴人、黑人、华人或者自由人想通过战争来摧毁那个基于种族划分的旧殖民社会结构，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
中小农场主和农民同样受到西班牙高税收和经济剥削的压迫，许多人生活贫困。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古巴，更公平的古巴。
还有咱们见到的，在独立军中的那些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他们认为古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
阿吉你看，这是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决心。”
“所以，这场战争就像一阵风，独立军能获得这么多支持，能在几万西班牙人的部队面前，一直坚持到现在。”
“但参与的阶层太多，也就导致了每个阶层的利益都不一致。”
“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纯粹的革命，而是一场强行糅合的联盟。一方，是像塞斯佩德斯总统那样的富裕庄园主，他们想要的是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自己当主人，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是像黑虎、像那些被解放的奴隶一样的底层人，他们想要的是彻底废除奴隶制，是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是实现社会地位上的真正平等 。”
“他们的目标，根本上就不一样！地主们害怕革命太过彻底，会革掉他们自己的命。所以他们反对戈麦斯将军向西进军的焦土战略，甚至在背后掣肘，最终导致塞斯佩德斯总统被罢免，惨死在西班牙人的枪下。一支连要不要摧毁敌人经济命脉都无法达成共识的军队，一支内部充满了阶级猜忌和利益算计的军队，它怎么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我看到的，是地主和农民利益相悖互相猜忌、奴隶们被仇恨和解放同胞支撑着作战，那些文化人过于理想主义….”
“今天的胜利，不过是戈麦斯将军用无数人的性命，强行扭转了一次颓势。但这改变不了根本的矛盾。只要这个矛盾存在一天，这场独立战争就注定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消耗战。他们可以打十年，二十年，最终的结果，也只可能是两败俱伤，或者……被一个更强大的第三方，坐收渔利。”
“如果不改变阶层之间的矛盾，即便是胜利了，未来也会重蹈覆辙。”
陈九的目光投向北方，那片广阔的加勒比海之外，是另一个庞然大物。
“他们能赢得一场战斗，但他们赢不了这场战争。”
他最后总结道，“因为他们还没有想明白，一场真正的革命，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插在城堡上的那面旗帜，更是支撑着那座城堡的、看不见的地基。”
“阿吉，假如有一天我们要做同样的选择，我们拆除了现在城堡的地基之后，又会选择打下怎样的地基？”
阿吉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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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港的海风吹拂着龙旗的旗角。
陈兰彬刚刚结束了在马坦萨斯省最后一座种植园的调查取证，身心俱疲。
随行的西班牙官员一路上都挂着彬彬有礼的假笑，安排的食宿也极尽奢华，但那笑容背后，是无处不在的监视与阻挠。
他们看到的，永远是庄园主们精心布置过的“模范工棚”，遇到的，永远是那些被提前训诫过、只会点头称是的“听话”华工。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真相的碎片，依然像无法被掩盖的血迹，从每一个角落渗透出来。
陈兰彬一行返回船上。
近百名被他们以各种名义“赎买”或解救出来的华工，如今就安置在这艘船的底舱里。他们是此次调查最直接、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船舱的门一打开，恶臭便扑面而来，熏得陈兰彬身后的几名随员连连后退。
陈兰彬却面不改色，他提着一盏马灯，亲自走了进去。
马灯的光线，照亮了一张张麻木、残缺、惊恐的脸。
这里就是人间地狱的缩影。
一个角落里，一个老者正蜷缩着，低声呜咽。
他的十根手指，只剩下了三根。陈兰彬认得他，那是在一座糖厂的锅炉房里发现的，因为一次操作失误，他的双手被卷进了滚烫的机器，庄园主甚至懒得为他医治，只是任由他的伤口腐烂、坏死。
另一边，一个年轻人正呆呆地望着舱壁，他的眼神空洞，没有任何焦距。他的背上，是一道道纵横交错、如同田垄般隆起的鞭痕，有些地方的皮肉已经和破烂的衣服粘在了一起。
陪同的马福臣低声告诉陈兰彬，这个年轻人曾经试图逃跑，被抓回来后，被监工用浸了盐水的牛皮鞭活活抽打了一百下，人虽然没死，但魂已经散了 。
陈兰彬的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他看到了那些在调查报告中被记录下来的、冰冷的词汇，此刻都化作了活生生的、触目惊心的血肉。
“耳朵被割掉”、“牙齿被打落”、“皮肤被撕裂，血肉被切割”……
他甚至看到了一个双眼被挖去的人，正由同伴喂着一点稀粥。他想起了那份证词，那个华工因为不堪忍受监工的虐待，出言顶撞，结果被活活挖去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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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您看到的，还不是全部。”
“那些最惨的，您已经看不到了。他们要么跳进了熬糖锅，要么在甘蔗林里上了吊，要么，就被活活折磨死了。从1847年到现在，来了十四万同胞，如今还活着的，不到六万。大人，这不是在做工，这是在给西人的机器填命啊！”
陈兰彬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他这一生，饱读诗书，历经宦海沉浮，自以为见识过人间的种种疾苦。
但眼前的这一幕，却彻底击碎了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所有认知与尊严。
他原以为，自己此行，是代表天朝上国，来为一群“化外之民”申饬公道。
可现在他才明白，他面对的，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针对自己同胞的、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而那个他为之效忠的“天朝”，在这场屠杀面前，却长期保持着一种可耻的、麻木的沉默。
他想起了陈九。
想起了那个年轻人在华人总会里，对自己发出的那句近乎讽刺的质问。
“在这里，能保护我们的，不是那面早就褪了色的龙旗！”
那一刻，他只觉得那年轻人狂悖无礼。
而此刻，站在这艘漂浮在异国海域、如同人间炼狱般的船舱里，那句话，却像一把烧红的刀，狠狠地捅进了他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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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美国的航程是漫长而压抑的。
船舱，变成了一座漂浮在海上的临时公堂。
陈兰彬、马福臣和吴秉文三人，几乎不眠不休，日以继夜地整理着那些从古巴带回来的、浸透了血与泪的证词。
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墨水和挥之不去的淡淡血腥味。
桌子上、地板上，堆满了成卷的供状。每一份文件，都代表着一个破碎的人生。
工作的过程，是一场对精神的残酷凌迟。
陈兰彬负责审阅所有的中文证词。
他戴着镜片，逐字逐句地阅读。那些朴实、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的文字，在他眼前幻化成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
“客头言及大吕宋遍地黄金，工八年可得百金。家中已无隔夜之粮，遂信之。上船方知受骗，舱如猪圈，人满为患，日仅一食，多有病毙者，抛尸大海……”
“……至古巴，如入地狱。日作八九个时辰，鞭笞未尝离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契约八年，实则终身之奴。稍有不从，辄以铁链锁之，或关入水牢……”
每读一份证词，他的心就像被凌迟一刀。
这些文字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无数冤魂无声的控诉。
好几次，他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走到甲板上，任凭冰冷的海风吹拂，才能勉强平复那翻江倒海的情绪。
而马福臣和吴秉文，则负责将这些证词分门别类，并翻译成精准的英文和法文。
“这份关于续约的证词，必须单独归类。”
马福臣指着一份文件，对吴秉文说，“这是西班牙人整个契约奴隶制的核心。我们要用数据说话，统计出契约平均被延长了多少年，有多少人至死都未能恢复自由身。”
“还有死亡率。”
吴秉文推了推眼镜，他的面前是一份他自己绘制的统计图表，“根据我们收集到的1176份有效口供和85份联名请愿书，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华工在契约期内的非正常死亡率，至少在50%以上。这个数字，比当年黑奴贸易最猖獗的时候还要高。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他们之间也时常爆发争论。
“这里，”
陈兰彬指着一份草稿，眉头紧锁，“‘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样的词，必须写进去！不如此，不足以形容其罪恶之万一！”
“陈大人，请恕我直言。”
马福臣摇了摇头，这位严谨的英国人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
“我们的报告，最终是要呈交给五国公使，是要在国际外交场合使用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只会削弱报告的公信力，让他们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夸大其词。我们必须用最客观、最冷静的语言，陈述事实。让事实本身去说话，远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有力量。”
陈兰彬沉默了。
他知道马福臣说得对。在西方的游戏规则里，冰冷的数据和交叉验证的证词，远比道德的谴责更具杀伤力。
他不得不压下心中的悲愤，接受这种将同胞的苦难，转化为外交武器的、冷酷的逻辑。
他们按照总税务司赫德事先拟定的51个问题，将所有的证词和证据进行归类整理。
从诱骗和绑架的过程，到海上航行的死亡之旅；从种植园里的非人劳作，到花样百出的酷刑；从被肆意克扣的工钱，到永无止境的续约……一个完整而严密的证据链，在他们手中渐渐成型。
这不仅仅是一份调查报告。这是一部由无数华人用生命和血泪写就的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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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夏，调查团返回美国。
报告的最终文本，在华盛顿一间租来的公寓里被反复修改、校对，最终定稿。它被印刷成中、英、法三种文字，装订成册。封面上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只有一行简洁而沉重的标题：《古巴华工调查禀稿》(the cuba mission Report)。
随后，这份报告的副本，被正式递交给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驻华盛顿的公使馆 。
起初，报告并未在公众层面引起太大的波澜。
外交的世界，总是静水流深。
各大公使馆只是按部就班地接收了文件，表示会将此事汇报给本国政府。
西班牙驻美公使更是发表声明，斥责报告内容“纯属捏造”，是“无耻的诽谤”。
然而，一股暗流，已经开始在水面下汹涌。
报告中那些翔实的数据、交叉印证的证词，以及由马福臣和吴秉文这两位西方人背书的客观性，让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都无法等闲视之。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收到了报告的副本。那些关于虐待、奴役和高死亡率的描述，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刚刚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了奴隶贸易的“日不落帝国”的道德神经。很快，在英国下议院，有议员就此事向外交次官发起了质询，要求政府表明立场 。
在美国，这份报告同样引起了震动。彼时，美国刚刚结束了血腥的内战，关于种族和劳工权利的讨论正处于历史的最高点。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如《纽约先驱报》，开始刊登报告的部分节选。那些关于“与黑奴无异”、“比奴隶制更残酷”的描述，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愤慨。
废奴主义者、人权活动家们，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谴责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
国际舆论的压力，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向马德里收紧。
西班牙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他们可以无视一个积弱的清政府的抗议，却无法忽视来自英、美等世界强国的道德压力和外交诘问。
更重要的是，古巴的独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急需国际社会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
这份报告的出现，无疑让他们在道义上输得一败涂地。
最终，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西班牙政府被迫做出了让步。他们同意与清政府就华工问题重新展开谈判。
1877年，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交涉，《古巴华工条款》最终签订。
条约规定，西班牙将保证华工的人身自由与合法权益，严禁虐待和非法拘禁，并承诺将协助所有契约期满的华工返回中国。
至此，那场持续了三十年，将数十万华人投入人间地狱的“猪仔贸易”，终于在法律的层面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消息传回旧金山，唐人街一片欢腾。
陈兰彬站在华盛顿的街头，看着报纸上关于条约签订的新闻，心中却百感交集。
他赢了。
他用一支笔，为数十万同胞讨回了公道。这无疑是他外交生涯中，最光辉的一笔。
然而，他却丝毫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
他想起那些在调查中死去的华工，想起那些永远无法再回到故土的冤魂。这份迟来的正义，对他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也想起了陈九。
那个年轻人用刀枪在古巴的丛林里为同胞杀出一条血路，而他，则在文明世界的牌桌上，用墨水和纸张，打赢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们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却在某个遥远的时空节点上，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交汇。
谁对？谁错？
陈兰彬不知道。
他只知道，在这片广阔而陌生的新大陆上，他们这些来自古老帝国的人，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像个人，都付出了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