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的喜悦如同金色的阳光，洒满坡地。第二季红薯的收获量更胜以往，仓储再度充盈。破庙联盟的“富足”名声，随着商队和流民的脚步，传播得越来越远。这一次，涌来的不再仅仅是面黄肌瘦的逃荒者，开始出现一些带着简单工具、怀揣些许技能的匠人，甚至是少数读过几天书、试图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落魄文人。
如何消化这些“新血”，成为联盟面临的新课题。 单纯的救济和收容已不足以应对。林川意识到，必须建立更开放的机制，将外部流入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内在发展的动力。
他首先对“入户”程序进行了规范。新来者需有联盟内部成员引荐或担保，经过简单的问询记录，明确其技能特长和落户意愿。对于携带家眷、有明确劳动能力的，按现有规矩分配荒地、提供初始种薯；对于有特殊技能的匠人，如那位主动投奔的、会烧制粗陶的李窑工，则予以优待，划拨场地，甚至提供少量“薯金”作为启动资金，鼓励其重操旧业。
李窑工的到来，引发了小小的波澜。他试着用附近的粘土烧出的陶罐，虽粗糙黝黑，却比原有的木桶、石臼轻便耐用得多。这引起了张五等原有工匠的好奇，也带来了一丝隐性的竞争。张五的铁匠铺开始更用心地打磨农具，试图在实用性上不输于新来的陶器。这种良性的竞争与交流，悄然推动着手工业技术的缓慢进步。
人口的异质性增加，也对既有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冲击。一位自称姓吴的落第秀才，在听了晚间篝火旁的“乡约”讲解后，摇头晃脑地评论道：“此约虽切于实用，然文辞粗鄙，不合圣贤教化。欲长治久安，当兴庠序，明礼义。”
他的话引起了一些年轻子弟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半大孩子。丫丫第一次对林川的教学产生了疑问：“小虎哥，吴先生说的‘礼义’，是不是比认字算数更重要？”
林川没有直接否定吴秀才，而是在一次议事会上，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吴先生提议兴办学堂，是好事。但学堂里该教什么？是只教圣贤书，还是也教种薯、算账、识药材？”
王老栓吧嗒着旱烟袋，瓮声瓮气地说：“娃们能认字明理，当然好。可要是光学成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呆子，在这世道顶啥用？俺看，都得学！”
这番朴实的话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最终，决定在破庙旁正式开辟一间“学舍”，不仅教孩童，也允许成人晚间听课。教学内容，则由林川、吴秀才以及王老栓等有经验的老人共同商议，力求将基础文化知识、实用技能与为人处世的道理结合起来。这种融合式的教育尝试，是共同体在文化上走向自信和成熟的表现。
张溥的信使再次到来，这次带来的消息更为具体。信中提到，由于林川此处成功种植红薯的消息扩散，已引起延安府乃至西安方面某些官员的注意，其中态度不一，有主张招抚利用者，亦有斥其为“聚众滋事”、“不合体制”者。张溥叮嘱林川，近期或有官府人员前来“探访”，需早作准备，应对务必得体，既不可示弱，亦不可授人以柄。
这封信，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官府的视线，终于不可避免地投射过来。这既是危机，也可能是转机。林川召集核心成员，通报了情况。众人反应不一，有担忧，也有跃跃欲试者。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赵铁柱攥紧了拳头。
“咱们一不偷二不抢，凭力气吃饭，怕他作甚！”王老栓底气很足。
林川摆摆手，压下议论：“官府来人，是看咱们的成色。咱们要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田亩整齐，仓储充实，人心安定，规矩井然。让他们看到，咱们这里不是乱匪窝，是能产出粮食、安定地方的好所在。但同时，防御不可松懈，底线必须明确！”
他开始着手梳理联盟的各项“成绩单”：粮食产量、垦荒面积、人口户数、乡约条文、防御工事……他要让任何外来者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在乱世中依靠自身努力和智慧建立起来的、秩序井然的 productive munity（生产性社区），而非破坏性力量。
秋风送爽，天高云淡。联盟内部，因新成员加入和新挑战降临而充满了一种忙碌而紧张的活力。林川站在学舍的地基前，看着工匠们忙碌的身影，心中明白，“生存”的命题已被他解答，“觉醒”后的道路，则在于如何不断地“融新”与“提升”，将这方小小的根据地，经营得固若金汤，进而去影响更广阔的世界。官府的探访，将是第一阶段成果的一次重要检验。
（第二十五章 完）